《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亦文 回应/陈雅各
编者按：亦文老师在本刊专栏“宣教士笔下的中国教会”中，发表了多篇关于庚子教难前后内地会山西禾场的文章。这些文章经增补、修订与编辑，以《立于磐石——庚子教难前后的晋南教会》为名，于今年5月由香港恩道出版社结集成书[1]。7月，我们与恩道出版社联合举办相关讲座，探讨书中议题与当今教牧实践的结合，邀请亦文老师分享，并请国内一线牧者回应。本文整理自第二场讲座的内容[2]，亦文老师的分享聚焦建造教会对宣教禾场的重要性，以及阅读教会历史著作的益处。嘉宾陈雅各牧师则从教会的建制与苦难的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回应。
教会观与宣教历史
谈及教会建造，必然涉及教会观这一系统神学中的重要概念。本文无意详尽探讨此概念，仅简要提及。我的教会观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个人教会生活的体验，二是宣教历史与相关文献的研究。然而，我至今仍不敢称已形成清晰且全面的教会观，因许多原以为理所当然的教会原则，在实践中不断受到挑战。
回顾近代宣教史，鲁弗斯·安德森（Rufus Anderso）是一位重要的宣教领袖。作为美部会（ABCFM）[3]负责人，他曾提出“三自”理念——“自立、自治、自传”。（“三自”理念并非源自中国教会，而是由西方宣教领袖最早提出，安德森便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宣教士在异国他乡传福音后，应组织当地信徒建立教会，唯有如此，信徒方能成长为门徒，福音才能进一步传播。这一观点在当时为多数差会所认同，且在今日的宣教历史课程中，仍广受传道人认可。
时至今日，福音已传遍全球，各地教会纷纷建立。然而，不同地区的教会观差异显著。以华人教会为例，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的处境各异，教会实践中的诸多议题——如洗礼与圣餐的次序、长老与牧师的角色区分、男女信徒的位分、守主日的重要性和具体形式、福音布道与教会建设之间的张力，决志归信与加入教会的关系，以及对其他宗派的接纳程度——均呈现多样立场。数位基督徒达成共领圣餐的共识相对简单（基于“一主、一信、一洗”），但要形成共建教会的共识则颇为不易。
在跨文化宣教领域，教会建造已不再是宣教机构的首要目标。过去，“拓荒”与“植堂”常被并提，视为一体，拓荒旨在植堂。然而，如今“建立教会”的优先性受到显著挑战。这一趋势有其积极意义，例如，西方宣教士在亚非拉地区不再自建教会或体系，而是与当地教会或机构合作，甚至顺服其领导，辅助当地教会发展。然而，另一方面，“后殖民主义”和“文化侵略说” 等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方年轻人投身海外宣教。
在这一背景下，回溯19世纪末山西教会的初建与重建，尤具现实意义。
晋南教会的初建
在探讨山西教会重建之前，有必要回顾其初建的历史。《立于磐石——庚子教难前后的晋南教会》（以下简称《立于磐石》）一书的副标题锁定晋南教会（主要指太原以南地区）这一地区。关于庚子教难过程本身的文献较为丰富，但教难前中国教会的状况及教难后初期重建的情形，相关资料相对匮乏。因此，我整理了1899年前后晋南教会事工的报道，以期为后续讨论提供背景。
根据庚子教难前的记载，晋南教会已展现出较高的自治性。福音事工主要包括集市布道、礼拜堂布道及福音戒烟所。其中，戒烟所的自治程度最高，其同工会议几乎无西方同工参与；即使有西方同工出席，也仅以受邀观察员身份出现。各村镇设有布道所和礼拜堂，随着教会数量增加，形成了区域性的联会，定期举办退修会、季度会议或年会。这表明当地教会在人数增长与治理结构上已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此外，这些乡间大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休闲与集会等风俗。部分村落从单一信徒扩展至全村信主，村民自发拆毁庙宇中的偶像，宣教士仅受邀观礼并记录，扮演实时报道的角色。这体现了基督徒“作光作盐”的使命，以出世精神入世，当信徒人数达到一定规模时，便能产生移风易俗的影响力。这种果效在庚子教难前的晋南教会已清晰可见。
教牧同工定期聚集，讨论诸多具体事务，包括教会内部规范，如受洗资格、慕道者标准、同工遴选条件，以及是否允许吸食或种植鸦片者加入教会等。此外，还有关于信徒家庭婚丧嫁娶的议题，例如女子适婚年龄、是否应收取彩礼等。这些讨论涉及教会中的纪律性与原则性问题，幸得当年宣教士详细记录并向西方教会汇报，使今日得以了解19世纪末中国乡村教会的讨论内容。
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原则是教会的成员制（church membership）及其相应的惩戒制度。在《立于磐石》中，“成员”（member）一词或未明确出现，但其概念与实践却已十分清晰。当时，教会人数统计不仅包括当年受洗者及累积受洗者，还包括有资格领圣餐者（communicants）。这一数据不仅反映领圣餐的人数，更表明具备领圣餐资格的信徒人数。若有人犯下明显罪行，如重陷烟瘾或恢复拜偶像，教会有权暂停其领圣餐资格，甚至将其从教会名册除名，直至其公开认罪悔改并获得会众的重新接纳。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晋南教会及庚子教难时期，也不仅是内地会的实践，而是当时多数差会的普遍做法。直至1922年出版的《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全国性调查，仍以“communicants”作为教会人数统计标准。宣教士的年度报告常记录教会成员的加入与离开情况，离开原因包括死亡、迁居及被除名，加入者中也包括曾被除名后重新接纳的信徒。如今，国内外教会鲜少实践此类惩戒制度。
与会员制相关的另一重要概念是“睦谊协约”（comity agreement）。在中国这一广阔的宣教禾场，浸信会、长老会及跨宗派的内地会等差会并存。宣教士之间的接纳相对容易，异乡相逢常感亲切；然而，不同宗派的中国信徒及新建立的教会如何共存，却是一个新挑战。多数西方差会基于“新教共识”（Protestant Consensus）达成一致：无论在何宗派信主的中国信徒，皆为重生得救，无高下之分；其他宗派信徒非本宗派福音对象，除非其为天主教徒，方需另行传福音。为避免资源浪费，差会间常协商分工。例如：浸信会进入某地后，长老会便选择其他地区；若某地事工繁重，浸信会与长老会可能划分区域，分别负责城东或城西。这种“睦谊协约”旨在合理分配资源，体现合一而非分裂。在拓荒与植堂阶段，信徒应在各自教会中成长为门徒并领圣餐。若有人从一教会转至另一教会，理论上需牧者推荐信；若其因犯罪在长老会受惩戒，转至浸信会后仍需面对同样的问题，即长老会的惩戒在浸信会同样有效。然而，今日国内外教会中，这种传统越来越被边缘化，许多人在不同教会间流动，甚至因不满或犯罪而更换教会，无需处理自身生命的问题。
上述背景有助于理解当时晋南教会的状况。从文献来看，庚子教难前晋南教会的自治程度极高，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在于，内地会的宣教策略强调本土教会全方位的独立；偶然性则在于，晋南福音事工最初由本土传道人席胜魔牧师开创，内地会西方同工随后加入并配合。从合作之初，戴德生（Hudson Taylor）便叮嘱西方宣教士顺服席牧师的领导，而非指导其工作。这种模式在当时颇为超前，合作中亦不乏摩擦与磨合，其中剑桥七杰之一的何斯徳（D. E. Hoste）（后接替戴德生任内地会总主任）与席牧师配合尤为默契。他与席胜魔在山西合作多年，以欣赏的眼光看待中国人的品格。他曾指出：若中国人将昔日拜偶像的香火钱投入教会，完全有能力自建教堂；其在各领域的治理与行政能力，若运用于教会，足以自治并组成联会；英国人能做之事，中国人皆具潜力。
教难后，宣教士仍为中国教会与百姓辩护，强调义和团运动非因中国人本性残忍，而是因缺乏教育及官方误导所致。迫害期间，许多中国信徒冒死保护宣教士，足见生死之交的情谊。因此，宣教士选择返回，与中国信徒共同重建教会。
晋南教会的重建
教难爆发后，宣教士或遇难或逃离，在局势稳定前无法返回，宣教士团体在华北地区群体缺席。中国教会（无论领袖或会友）亦遭受严重伤亡。这一空白期的历史，需待宣教士返回后，通过走访会友、聆听其经历，方得以部分复原。个人或群体遭遇如此巨变，实在是极大的创伤，需经历一个漫长的愈合过程。当时没有心理咨询资源，信徒唯有通过相濡以沫，宣教士的聆听、安慰与代祷，中西同工相互扶持，方能共同走出死荫幽谷。宣教士目睹的，是一个伤亡惨重、百废待兴的教会，重建工作涉及多方面问题：1）如何安葬死者？2）如何惩处凶手？3）如何处理赔偿？4）如何重整教会（包括财务与人事）？
1、安葬死者
教难期间，许多人被杀害，曝尸街头或草草掩埋，甚至尸骨无存。《亿万华民》对此记述相当克制，但我在翻译相关段落时，仍不忍深思。中国文化重视“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但基督教信仰对生命与死亡的理解，与中国传统丧葬习俗存在差异。因此教难后为死难者举行公开、隆重的安葬仪式，并建立供后人追悼、避免悲剧重演的墓园，成为教会与山西地方官员协商的重要议题。多数墓碑下无遗体，仅为衣冠冢。遗憾的是，这些殉道者墓园今日已无存，唯有通过文献的描述加以想象，才能窥其一二。
2、惩处凶手
安葬死者相对简单，划拨土地与经费即可建成墓园。但惩处杀害宣教士与基督徒的凶手则较为复杂。惩处过宽，难达震慑效果；过严则可能激起民愤，引发冤冤相报。中国有“法不责众”的传统，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许多人被胁迫参与，无法全数追责。在国家层面，极端排外的官员如山西巡抚毓贤已被惩处；在民间，以追捕首领、宽赦从犯为原则，力求杀一儆百。
3、处理赔偿
赔偿问题同样关键：是否索赔？如何索赔？索赔多少？内地会放弃赔偿的决定广为人知，实则不仅内地会，多数新教差会皆不同程度放弃赔偿，并引入赈灾捐款。[4] 新教团体以德报怨的见证，与天主教形成鲜明对比。此前，民众难辨天主教与新教之别，教难后对赔偿议题的处理使二者分野清晰。需说明，内地会对赔偿的具体处理颇为复杂，体现处境化特点，详情可参考《立于磐石》一书及何斯徳传记《何斯德：宁愿隐藏的领袖》。何斯徳作为内地会处理赔偿的主要代表，后来因其妥善处理了这一问题而成为众望所归的总主任。
4、重整教会
赔偿问题关乎教会对外见证，内部调整则同样重要。教难后，教会人数骤减，百人教会或仅剩十余人，且幸存者在教难期间表现各异。归来的宣教士首先挨家探访，倾听会友与领袖的经历，分析复杂处境，逐步制定处理方案。教难期间，宣教士首当其冲，中国教会领袖亦成众矢之的，其次为普通信徒。宣教士前仆后继，中国教会领袖也是如此，席胜魔牧师于教难前去世，其继任者师清兰长老及同工亦在教难后数年相继离世。宣教士客观记录了部分领袖在压力下背道及后续重被接纳的过程，使我们对这段历史有更立体、全面的认识。
过去我们常聚焦对于殉道者的纪念，忽略了幸存者及背道者的处境。殉道者因信仰遇难，概念清晰；背道则因社会处境复杂，难以简单评判。若一律开除背道者，教会或无人留存；若全盘接纳，教会虽表面重建，却失去了见证。宣教士在书信中提醒西方教会，处于安逸环境的他们，难以想象当时中国教会的遭遇，故无权苛责。
庚子教难前后，中西同工是中国教会的一体两面。宣教士的策略与作为，深刻影响了中国教会的形态。宣教士归来本身，极大鼓舞了故土难离的中国信徒，亦震撼非信徒及前义和团成员。民众起初担忧宣教士归来是为报复或索赔，观察后发现其一如既往传道行善，方释疑虑。宣教士归来，亦为背道者提供认罪悔改、重回教会的契机。
教会重建亦涉及物质基础。教难期间，许多教堂及附属建筑被毁，信徒缺乏聚会场所。更关键的是，成员名册及文献或随教堂损毁而丢失，若领袖亦遇难或流失，新来宣教士往往难以接手。无论是重建教堂还是信徒群体，皆需治愈、建造与洁净的过程。
5、重建之后
晋南教会重建过程的复杂性与其所处环境紧密相关，《立于磐石》一书中对史料“原汁原味”地呈现，旨在让读者结合自身教会生活，得出结论与领受。理想情况下，此段历史应由中国教牧同工记述，但现存文献多为宣教士视角，难免存在空白与盲点。
任何历史研究皆有时间界限，《立于磐石》的文献止于1905年。从数据来看，内地会山西禾场（晋南地区）在1905年已接近教难前的状态，并且福音支站的数目将近翻了三倍。但是，内地会宣教士人数却未恢复至教难前水平。教难前，山西禾场在内地会体系中仅次于浙江，但教难后，中国传道人数量迅速增长，实现了宣教士的期望——推动当地教会进一步独立。在宣教士未能返回的宣教站，福音事工的延续全赖中国信徒填补空缺。尽管内地会殉道人数居各差会之首，但因其团队基数较大，且持续动员新人，新老同工得以重返中国。相比之下，其他差会或全军覆没，或仅剩少数存续者，只得将宣教站转让或终止事工。
值得强调的是，内地会宣教士在书信、报告及传记中，始终为中国百姓、信徒及教会辩护，无论教难前后皆如此。当时中国国力羸弱，国际形象欠佳，西方人常质疑：中国人世代拜偶像，仅凭宣教士劝导，果然能归向真神？决志受洗后，能否成为门徒？能否建立教会、正确分解真道、胜过试探？内地会宣教士以信心视角，坚信中国人在信仰上的潜力，并向西方支持者传递：就人性而言，中国人与西方人无异，仅因未曾接触真理而需教导，假以时日，其生命必得成长；许多第一代中国信徒的表现，甚至超越世代信主的西方基督徒家庭。我常在不同教会的主日敬拜中，回想19世纪宣教士们的工作，对比今日众多中国信徒遍布全球、建立教会的景象，深感这是一神迹，印证了近两百年前宣教士的信心异象。
历史的借鉴：建造教会的重要性
假设当年宣教士仅注重领人归主，而非建立教会，庚子教难期间会是何等情景？历史虽不可假设，但可推测：若未建立教会，也不会有教堂被毁，而信徒因缺乏集体生活与门徒造就，其日常生活难显出基督徒的见证，邻里或不知其信仰，迫害也许无从发生。然而，信徒如一盘散沙，不重视集体崇拜与群体建造，便无法移风易俗，福音事工只能由宣教士反复从零开始，教会既从未存在过，便谈不上再生或重建。
19世纪宣教士不仅热心于传福音，更致力于建立教会。教会虽易成为攻击目标，却如灯台照亮那地，并成为信仰传承与再生的管道。在全年无休的国度，信徒操练守主日，改变劳作节奏；在鸦片泛滥的时代，教会助人戒烟、放弃种植罂粟；在文盲遍地的乡村，教导圣经，不仅提升了识字率，更在保守的儒家大环境下，吸引年轻人唱赞美诗，取代赌博等不良嗜好。教会的建立带来移风易俗的影响，逐渐改变了公序民俗。
今日，国内外教会对建制性、地方性及有形教会的重视程度不及昔日。教会生活与守主日的要求淡化，分派圣餐的同时未能守护主桌[5]，委身与惩戒等概念少被提及。信徒（believer）多被称为“基督徒”（Christian）、而非“门徒”（disciple），亦鲜少强调与基督身体的肢体关系。当今，西方（包括英美、欧洲、澳新）主流舆论对基督教日益排斥，将其视为妨碍社会进步的拖累（尤其受后殖民主义理论及LGBT运动影响）；东方社会则仍视基督教信仰为外来宗教。表象虽异，却是同一场属灵争战。但这也许并非坏事，适度的“不友好”或“小迫害”，或有助于反思我们所信的对象，信念的本质，何为可以与时俱进的，何为必须持守的。
相较过去二十年所谓的黄金期，目前国内大环境空间缩小。若拉长历史视野，追溯中国教会史，不难发现，从唐朝景教始，即有阶段性的蜜月期和紧张期。我在一家北美华人教会教授赴华宣教史的时候，一位长老便指出：唐武宗灭佛仅一两年即令景教一蹶不振，乃因前两百年过于宽松；若不断有起起伏伏的小迫害，教会或已养成坚忍恒毅的集体属性，就像疫苗中微量病毒会培养免疫力的原理一样。
义和团运动对教会与国家皆为灾难——教会称“庚子教难”，社会称“庚子国难”。亚洲很多国家的信仰自由度都非常有限；但是在西方，教会目睹信徒锐减、教堂拍卖或改换门庭的无力感，亦是严峻挑战。压力下的成长与温水中的萎缩，哪个更具挑战性，难以定论。
历史研究的好处在于，我们能够透过时间线，与历代圣徒产生纵向交集，拓展属灵生命的深度与广度。面对当下的服事挑战，回顾庚子教难的历史，令人感叹。如一位牧者听闻教难故事后叹道：“主啊，我们今日的服事何足挂齿！”我相信，许多读者读毕此书，亦有同感。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吗？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是一句名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但并非口号或公式。在历史研究中，应搁置这一假设，进行具体的分析。历世历代不同处境下，迫害的过程与结果各异。以庚子教难为例，教难后中国教会的确迎来二十年黄金期，但需结合时代大背景审视，而非单纯归因于殉道与流血事件。庚子教难虽惨烈，却为期短暂，且中外关系在一年内逆转。假设迫害持续三五年，如电影《沉默》[6]所描绘的情景，后果则难以预料。其他时期的迫害后果亦不尽相同，例如中亚波斯地区的穆斯林化对东方亚述教会的打击，便属不可逆转之灾。但此类议题已超出本文范畴。
所以，在正确解读历史事件前，应广泛深入阅读，了解事实真相，再基于事实逐步形成观点。国内信徒受国民教育影响，常有先入为主的预设立场。庚子教难爆发有诸多原因，包括远因与近因、偶然中的必然、天灾与人祸，既可视为撒但的攻击，也属于神护理中许可的事件。因此，需从内政外交、神学、史学等多角度回顾与解读，避免仓促结论。
借鉴历史时，需要先进行处境化分析，同样，对今日教会亦需处境化审视。在教学中，我发现许多信徒缺乏历史穿越感。研究历史需培养“史感”，如同学习语言需培养“语感”一般，两者皆需通过积累养成。这与读圣经相似：不应将21世纪观念读入一世纪文本，而应发掘作者的原初意图。若无历史穿越感，便易将当代处境投射至历史文本，导致分析与结论的偏差。
尽管如此，历代教会讲述殉道故事、门徒代价与宣教历史，仍极有必要。此类故事昔日或家喻户晓，但今天若调查教会集体的记忆，似乎所剩无几了。一般意义上的短宣乃指跨越空间，从熟悉的环境进入陌生之地。而整理历史文献，于我而言也如同一场跨越时间的短宣——从熟悉的当代进入陌生的历史处境。若圣灵引领我们在阅读研究中穿越至历代教会的处境，体验“历史短宣”，必然带来独特的领受。
《回首百年殉道血》的作者黄锡培老弟兄，见到本书初稿时甚为欣喜。尽管他因中风左半身瘫痪、视力衰退，已鲜少阅读，仍请家人放大字号打印稿件，逐一读完，并叮嘱我继续挖掘英文文献，勿让其在档案馆中蒙尘。他强调，这些文献是宣教士为中国教会留下的宝贵财富。此言令我久久难忘。确实，当年西方宣教士为与西方教会联络所写的文章与期刊，虽非为中国教会而作，如今却成为留给中国教会的重要遗产。
《立于磐石》的封面及书中所有毛笔书法，皆出自我父亲之手。自我的第一本书始，我撰写内容，他挥毫题字，我常戏称这些书为我们父女合著。然而在本书出版期间，我父亲突发中风，右半身瘫痪，对一位动手能力极强的人而言，此乃莫大的痛苦。理疗师指出，中风患者可通过训练未受损的脑细胞，重新支配尚能活动的肢体，恢复熟练度动作。起初，我父亲本能抗拒用左手书写书法。我鼓励道：“爸爸，你一定能行。”数日后，我见他默默练习书法。本书中所有毛笔字，皆由他左手写就，笔迹或胜过许多人用惯的右手。此过程对他个人是极大的鼓励，对本书的同工与读者亦是激励，更与书中所述教会从废墟中重建的主题相呼应。或许今日，我们需训练基督身体的“左手”，承接昔日“右手”熟能生巧之工。
陈雅各牧师回应：教会的受苦和建造
感谢亦文老师的分享，我从“教会成员制”、“苦难与逼迫对教会的意义”、“内地会的特点与今日教会的建造”这几方面作出回应。
教会成员制
亦文老师在讲座中特别谈到了一个可能今天已经被淡忘的原则，就是教会的成员制，以及相应产生的惩戒制度。我对此非常有共鸣。在中国大陆，一些教会开始关注和建立教会的成员制，已经有二十几年的历史了，我所熟悉的一些教会就是这样做的。比如，教会有成员名册，对于谁是我们教会的成员，谁不是我们教会的成员，非常清楚。如果一个人犯了显而易见的罪，比如说长期停止聚会、有外遇或者与非基督徒结婚，经过教会劝诫仍不悔改，就会被教会除名，意思是不再能看他为一名基督徒，也就不再看他为教会的一员，他不能再领主餐。虽然他可以继续来聚会，但会众看他为一名慕道友，需要继续面对福音，需要有真正的悔改和对基督的信靠，直到他明确地认罪悔改之后，会众才重新接纳他加入教会。
但对更多的教会来说，“成员制”仍是一个“新鲜事物”，因此很多教会也有许多疑虑，甚至排斥。但当我们来看中国近代的教会历史，就像《立于磐石》中所呈现的，我们会发现中国教会很早就这样行了，而且是很普遍的做法。这促使我们有更多的思考。之所以家庭教会对此感到陌生，也有其历史原因，在1949年之后，经过三自运动、反右、文革，大陆教会受到很多逼迫，许多传道人坐牢或者殉道，聚会场所被占、挪作他用，信徒也受逼迫四散，建制性的教会很难存在下去。在如此艰难的时期，有真信仰的基督徒，只能继续持守住信仰最基础的部分，继续信靠基督，偷偷地读经祷告，如果能和弟兄姐妹在一起，就一起分享主的话，轻轻地唱诗歌，一起祷告，彼此交通和鼓励。有一些地方宽松一点，可以有比较多的人在一起聚会。但在这样的情况下，神藉着极少数相对能自由活动的传道人，和爱主的平信徒，继续来见证福音，甚至到文革末期，一些地方的家庭教会有很大的复兴，很多人信主。等到文革过后，家庭教会就有更多的空间，一起聚会，甚至建立教会。这时的教会，有着信仰生活一些最基本的部分，唱诗、祷告、讲道、传福音、彼此交通团契，也建立了教会的同工会。但1949年前很多的教会体制和传统，却已经变得陌生。后来，当教会继续发展时，遇到很多问题，难以解决，因此一些教会开始看到建立信仰告白、牧养体制和合乎圣经的治理体制的需要。教会成员制与这些都有关系，甚至可以说是这些得以体现和落实的基础部分。
但是，谈到教会成员制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不能因为教会历史上曾经有这样的做法，所以我们就沿袭下去；也不能因为它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不错的、有效的管理办法，所以我们今天也如此行。我们建造教会，不是根据经验 ，不是看方法的果效，而是要根据圣经，要按照神所指示我们的样式来建造。
那么，圣经里提到过教会成员制度吗？就如狄马可（Mark Dever）所说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在新约圣经中你找不到一个教会成员的名单。 但是新约圣经中的教会显然还是有人们的名单的，比如教会救助的寡妇名单（参提前 5）。更重要的是，从新约圣经几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教会确实有某种方式来描述他们的成员。他们知道谁属于教会、谁不属于教会。 例如，有一次，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弟兄活在淫乱中，“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林前 5:1），保罗给哥林多人写信，告诉他们要把行这事的人从他们中间赶出去。这值得我们思考，因为，如果一个人首先没有正式地属于这个教会，你就不能正式地把他赶出去。保罗很关心“谁是属于教会的”，“谁是不属于教会的”。他之所以关心，是因为主耶稣自己把权柄赐给了他们，要他们尽己所能的，在他们周围划出界限，使自己与这个世界分别开来。就像马太福音18:18所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 18:18，又见 16:19 ；约 20:23）[7]
其实教会成员制，就是关心：我们是否可以看一个人为真正的基督徒，因此接纳他加入教会，因为教会应该是由真正信靠基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组成的。我们欢迎所有人来参加主日聚会，但我们只能把真正悔改信靠基督、也愿意委身在这间教会的人看为教会成员。这样教会才能更好地在世上彰显基督的荣耀。虽然我们的判断很有限，只能根据一个人表达出的认信和生活表现来判断，但我们想要让我们在地上的记录尽可能地接近天国的记录——就是记录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那些名字（参腓 4:3 ；启 21:27）。
如果教会真的这样做，就会开始看重成员的重生得救，就会看重他们对基督以及对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委身，就会知道谁是神所托付我们的灵魂，谁是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彼此劝诫的人，谁是我们可以一同担当使命、见证福音的人。
教会真的这样做，才能更好地在世界中彰显神的性情，反映基督的福音之光，也才能在面临患难与逼迫时，更加站立得稳，在看似枯萎凋残时，仍能因与基督真实的连接而有复兴之力。
苦难与逼迫对教会的意义
《立于磐石》这本书，记述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教会史一个特别的时期，就是庚子教难时期。在这个时期，教会受到惨烈的逼迫，在山西，也有很多宣教士、本土传道人和基督徒为主殉道。但我们也看到，在此之后许多宣教士又回到中国，许多中国基督徒重新站起来，教会并没有从这片土地上消失，而是得到重建，他们对于迫害的回应也在这片土地上成为美好的见证，福音继续被传扬，更多人悔改信主，教会得以继续建立和发展。
我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然而，今天，当我们再思“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句话，我们可以说，殉道者的血不是教会的种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才是。当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主耶稣是指祂将要在十字架上的死。祂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祂要为祂所拣选的人舍了祂的生命，替他们的罪死，使他们可以得到赦免和生命。祂也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为他们成就救恩。然后，祂升天，差遣圣灵保惠师降临，藉着福音使人重生，使人悔改归信，使教会得以建立和成长。我们看到，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后，在耶路撒冷，正是因着这福音的传讲和圣灵的工作，许多人信主，教会得以建立，并且在周围的人群中，门徒们活出了敬拜神和彼此相爱的见证。当教会面临许多逼迫时，教会因着福音得到坚立，甚至在门徒不得不四散的时候，那些经历福音拯救和改变大能的门徒，反倒把福音带到更多的地方——撒玛利亚、腓尼基、塞浦路斯、安提阿……安提阿的教会就因此得以建立，并且坚固，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也是从那里开始。
那么，基督徒在遇到苦难和逼迫时，持守信仰甘愿为主受苦，甚至殉道，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几个方面：
1、永生盼望
当基督徒为基督丧失地上的生命时，他所得着的却是天上永远的生命。这就如约翰福音中，主耶稣在讲到“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后，紧接着告诉我们：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参约12:25）很多基督徒，在面临苦难逼迫，甚至死亡的危险时，能够继续信靠跟从主，正是因着有这种确据和盼望。
2、福音见证
当基督徒为基督甘愿殉道的时候，就为基督福音之道的真实与能力作了美好的见证，这构成了教会的得胜，激励了其他基督徒，并且对周围的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启示录中有句话说：“弟兄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12:11）属灵的争战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它体现为环境的逼迫，有时体现为世界的引诱，但在属灵的争战中，使我们得胜的，是羔羊耶稣的宝血，以及基督徒所见证的道，这道是怎样见证出来的呢？就是“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他们为了基督，甘愿忍受肉体的不舒适、苦难甚至死亡，因为他们所信的基督之道是真实的，是真理，是永远的生命之道。
在逼迫后幸存的基督徒，他们对已经发生的逼迫的回应，也构成了这殉道见证的一部分。因为正如圣经所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5:14-16）内地会在山西的见证——彼此扶持、安葬死者、惩处凶手、处理赔偿、重整教会——体现了对神的信靠与舍己之爱，与殉道者的心志一脉相承。
3、在走十字架道路时，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
不仅是殉道，基督徒今天甘愿在生活中，为了顺服基督而付代价、受损失，向肉体和罪说“不”，向基督的旨意说“是”，为了福音、为了灵魂、为了教会而舍己事奉，就是在走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道路，那么这时他会经历到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他身上彰显，也在他所服事的人的生命中彰显。就如圣经哥林多后书中，保罗所说的：“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林后4:11-12)。
所以，教会的扩展与成长首先是藉着福音之道的传讲和圣灵的工作。其次，也让我们看到，神可以藉着苦难和逼迫使福音扩展，也可以炼净教会，使教会有内在的成长和成熟，从而，使教会更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成为合主心意的器皿。这是神主权的工作。
内地会的特点与今日教会的建造
在《立于磐石》一书中，我们看到内地会的宣教士、中国传道人和基督徒在教难中的见证，以及此后的重建，而内地会的特点，是跟他们的见证有关的，也能给今天的基督徒和教会带来帮助。我所了解的内地会的特点[8]包括：
1、神学立场
内地会看重基要真理，看重天堂地狱，看重祷告与信心。戴德生深信：“人死后不是在地狱的火中永远被烧，就是在天堂的祝福中永远喜乐。”他也强调，宣教差会因祷告而产生，又靠祷告滋长，应单单藉祷告将所需要的告诉神，再由神感动人心行事。差会应当坚心信靠神，而不是仰赖个人或政府。
2、事工原理
1）遴选宣教士的条件：应超越宗派和国籍，不一定需要高等学历或神学院训练，只要所信仰的是纯正的基要真理，并且真正委身。
2）知所先后：戴德生认为，社会关怀工作（即办学校、医院等）必须“因此能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才值得做。 最优先首要的事是“高举福音，使人得救”。
3）信徒重质不重量：宣教士应深耕民间，向平民大众工作，扎实结出福音果子。1905年在内地会归主信徒约二万二千人，至1949年约八万人。他们经过火一般的试炼后，大多能站立得住。
4）尊重中国文化，认同中国人的感受：宣教士的衣服、食宿，应与当地人相同。内地会的宣教士初到中国后，男同工都剃发、留长辫，改穿中国教师的服装。戴德生强调“向中国人就要做中国人”。 他也强调，中国内地会的西方传教士应训练中国同工，交棒给中国教会。
我分享这些，并不是说内地会是完美的，而是说，他们确实有一些原则和持守，可以给我们带来帮助，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该怎样在真道中建造，该怎样倚靠神，这样才能在面临困难与危险时站立得住，并且有重建和复兴之力。
今日的中国教会，面临许多威胁与挑战，但圣经的话语和历史上圣徒的见证，可以给我们带来帮助，这意味着，今天，当我们面临环境的挑战时，我们应当注重：
1）真悔改与真信心：以福音引导人归向基督。
2）与基督活泼的联合：通过真道、圣灵、教会团契，深化与基督的联结，助人成长。
3）正确解经与教义根基：通过系统教导与培训装备信徒持守真道、为真理争辩。
4）合乎圣经的教会体制：以成员制为基础，建立信仰告白与治理结构，彰显神的荣耀。
并且，神也在我们所经历的试炼中作工。神藉着苦难试炼可以唤醒一个人，使他看到自己的本相，为罪悔改，投靠耶稣基督。使基督徒更看重与基督活泼的关系，在这种活泼的联合中成长，面对艰巨的挑战。我常常意识到自己事奉久了，有倚靠经验、倚靠装备、倚靠制度的倾向，但这些都不是我们的倚靠，惟有基督才是我们的倚靠，圣灵的工作也是使我们与死而复活的基督有更深的联合，这样我们里面才能有活水，不只自己得到饱足和力量，也能使他人得到喂养和牧养。
[1] 书籍链接：https://e.bookapp.cc/searchBook?searchText=%E7%AB%8B%E4%BA%8E%E7%A3%90%E7%9F%B3&order=3。
[2] 讲座视频：https://ezra.timotai.org/archives/video/20250628。
[3] 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是美国第一个海外差传机构，于1810年成立。安德森于1832年起任总干事，直至1860年代中。
[4] 义和团运动因华北大旱而起，暴力祭天未缓解灾情，反而加剧民生凋敝。
[5] “守护主桌” 乃指监督信徒的生活见证是否与所蒙的救恩相称。若信徒犯了外在可见的罪（如淫乱、拜偶像），则需停止其领圣餐的资格。
[6] 电影《沉默》改编自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同名小说，剧中展现了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禁教令下对天主教徒的严酷逼迫。——编者注
[7] 狄马可，《何谓健康教会》，黄静译，第87–88页。http://cn.9marks.org。
[8] 参：苏文峰，《中国教会史》，电子版，第3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