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舒得胜
个人得救与信心得坚固
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小时候父亲给了我一部收音机，我喜欢躲在被窝里收听良友广播电台，当时只觉得其中传递的是一种不一样的观点。
有一天，我和母亲在红薯地里干活。夕阳西下，我看着母亲的剪影，影子拖在我的身上，我突然问她：“妈，人活着干嘛？”母亲转过头看了我半天，最后说：“好好干活，等周末你爸回来，我们再跟你聊。”那时候我大概八九岁。等父亲周末回家后，父母商量了半天，把我叫过去，郑重其事地说：“活着就是为了面子，为了我们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面子。”我当时懵懵懂懂，不太明白“面子”是什么，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但“人活着为了什么”，仍时常浮现脑海，困扰着我。直到上了大学，我开始反复琢磨这个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把高中三年写的日记全拿出来，在湖边一把火烧了，一边烧一边想起林黛玉的那句诗：“侬今葬花人笑痴，他日葬侬知是谁。”空虚、迷茫、沮丧的感觉弥漫在我的心中。
有一次，我去打篮球，休息时一个老师跟我聊信仰。他问我：“你知道人活着干嘛吗？”这正中我的心事。他看到我很感兴趣，就接着说：“那你周五来我们家查经吧！”我挺兴奋，还叫上几个同学一起去听福音。那个学期，我们每周查经，周日还会去教会。可惜第二学期，那位老师没再来，我们这拨人就散了，慢慢地也不去教会了。
从那以后，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唯物主义者”，认为基督教、佛教、其他宗教都是“万法归宗”。我觉得自己是“超级基督徒”，比一般的基督徒高级，因为我相信“条条大路通罗马”，他们却说只能靠耶稣得救。我认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只不过是“盲人摸象”，而我有时候去教堂，有时候去寺庙，我是站在“更高的境界”，极有“灵性”。
毕业后，我与我一同参加老师家里查经的同班女同学（后来成为我的妻子）来到一个小城工作、结婚。从外表看，我自以为还算是一个好人。我似乎很有公德心，看到街上有人吃甘蔗把渣吐到地上，我会捡起来扔回他们的车里；我也乐于助人，在单位谁的东西坏了我就帮着修。我定期去教堂奉献，也定期去寺庙烧香。我从大学开始就吃素，我瞧不起吃肉的人，自以为很清高。然而，我妻子知道我的真面目。我管不住自己的脾气，如果妻子用炒过肉的锅炒菜，哪怕洗了两遍，我都能闻出来，就会向她发脾气。慢慢地，我们的关系变得很糟糕，甚至濒临破裂。
2002年，工作期间，我恰巧遇到一位牧师。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他相当坦诚，将自己的信仰经历都对他说了。徜徉在青山绿水中，他那天却没怎么看风景，就一直跟我聊天。他很严肃地警告我说：“小伙子，别再说自己是基督徒了，你根本不是！你这样下去，注定要下地狱！”
他的话让我很震撼。那天晚上回到家，我一个人跪下来祷告，哭得一塌糊涂，因为我看到了自己的败坏和虚伪，看到自己得罪了妻子和很多人，更得罪了上帝。这些罪深深地刺痛了我，让我感到惶恐不安。我想起来自己十年前读过的经文：“你为什么总看别人眼中的刺，却不想自己眼中的梁木？”是的，这些年，我一直盯着妻子的问题，却从不看自己的问题。我回想自己的人生，内心深处知道自己的伪善，甚至是“男盗女娼”，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有。我觉得自己还不如那些敢说敢做的劫匪。我就是圣经里说的法利赛人，败坏却还假装良善。
祷告时，我想起过去查经时所听到的，耶稣竟然为罪人、为我这样的伪君子死在了十字架上。我确信圣经里的那位神就是真神，我先是深深地懊悔，然后是满满的喜乐，就像一个犯错的孩子回到父亲身边，被拥抱、被赦免。
刚信主的那段时间，神赐给我很多恩典。刚刚信主后，我因为良心不能接受我原本工作中的某些做法，就祷告求主给我换个工作。很奇妙，我之前为公司做的网站，就吸引了很多客户咨询，老板就让我换了一个工种。后来还被提拔为部门经理。
作为基督徒，我拒绝行业内的一些不良风气，客户叫我“风纪扣未解的中学生”。后来，大老板认为我“不好好招待客户”，便把我的客户和一百多人的团队都交给了别的部门。结果，2003年SARS来了，我们行业的业务锐减，哪个部门人多，哪个部门就经营惨淡，因为成本高。而我之前给公司做的网站却突然爆火，很多客户通过网站找到我们。神太幽默了，老板担心我搞垮公司，结果那一年其他部门都亏本，只有我们部门盈利，从那一年开始，这个从零开始的部门，却成了公司的一大盈利部门。
这些经历坚固了我的信心。和同事一起吃饭时，我常跟他们辩论，说“耶稣是独一真神”。后来，我的上司信了耶稣。
我信主后不久，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我父亲生病了。他是个特别认真的老党员，听说我信耶稣后非常生气，电话里说：“不许你去礼拜，不许你读圣经。”可不到三个月，我姐姐打来电话说父亲得了胰腺癌，已经是晚期。我赶回老家陪父亲。他七天没上厕所，情况很糟，我为他祷告。奇妙的是，第二天早上他竟然能上厕所了。他突然要我跟他讲讲耶稣。我当时完全没做好准备，又担心他会骂我，就说等明天再讲。
那天晚上，我跪在床上祷告，求神派一个跟我父亲年纪差不多、经历相似的人去给父亲传福音，因我不实在知道怎么讲！第二天，我硬着头皮拿了一张福音单张，读给父亲听。还没读完，病房里突然传来一个洪钟般的声音：“那边是不是弟兄啊？”我吓了一跳。病房有四张床，靠窗床位躺着一位老人，满脸胡子，年纪跟我父亲差不多，说他也是基督徒。我眼泪都下来了，神太信实了！
这位老弟兄七年前得了癌症，被神医治后，在家里建立了教会，叫活水教会。他每天服事十分忙碌，这次是被妻子催着来医院复查的，早晨才住进医院。他在医院住了整整一个星期，用他们那个年代的语言——文革、牛、拖拉机之类的生活经验来打比方讲福音，跟我爸、我妈、我姐讲耶稣，讲他的经历。结果，那次我们全家人都得救了。
出院后，父母做的第一件事是回乡下，把家里原来敬拜的祖宗牌坊装进麻袋，趁村里没人注意，背到山沟里烧了。这在过去是大逆不道的事，可能要被石头打死。他们说：“如今我们拜永活的真神，不需要拜偶像！”我听了特别感动。医生说父亲只有几个月时间，但上帝给了他恩典，他活了三年多（直到2005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周周去教会，唱诗，还抄写了很多诗歌放在家里。有一次在参加完一个基督徒的葬礼后，他欢天喜地地哼着小曲回家，迫不及待地告诉我的母亲，说他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好得无比，叫我母亲不要担忧。感谢神给他机会在信仰中经历上帝的信实。我祈求父亲健康，上帝却给了他更好的——永生的确据，也坚固了我的信心。
真道上长进，同心广传福音
我信主后就开始参加三自的周日礼拜和周间查经。很感恩那时遇到一个家庭小组里的一群弟兄姊妹，他们给我提供了初信的栽培。可能是因为那个年代教会里读书的年轻人不多，刚信主不到一年，他们就让我在小组和青年聚会上“分享”。其实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分享。我记得第一次分享严重超时，讲了一个半小时，当时感觉特别火热，现在想起来，非常感恩那些恒久忍耐的弟兄姊妹。
那个年代，资源非常匮乏。偶尔能借到一盘磁带（那时连CD都没有），比如张伯笠、远志明的见证，我会兴奋地拿回家，召集家里其他人一起听，如同小时候村里放电影一样。自从有了互联网，我接触了很多线上资源，最早是唐崇荣牧师的讲道，对我影响特别大。有几年，我每天中午都听他的约翰福音查经、希伯来书查经，还有一些专题讲道，比如“神的旨意与人的责任”。每天中午别人休息时，我就关上门听唐牧师的讲道。后来，我又喜欢上了约翰·派博的讲道。有很多年的时间，每天下班后，我会在位于湖边的办公室多留一小时，再绕着湖走几圈，听他的讲道。这两位就像我的“空中牧师”。多年后我将这件事情告诉派博牧师，他听后非常开心。
从老家回城后，我在家里成立了“活水小组”，名字来自给我父亲传福音的那位老弟兄所建立的“活水教会”。与此同时，我跟另一个弟兄一起开了一家自助餐厅，叫“五饼二鱼”，目的是想传福音。餐厅里贴了很多经文和画片，吸引顾客思考。确实有顾客吃饭时会跟我们聊天。下班后我就泡在餐厅，抓住机会传福音。
有一天，一位弟兄来我们餐厅吃饭。我们坐在窗边聊天，看着楼下步行街和中心大广场人来人往，这位弟兄问我：“你看这底下的人，你有办法向他们传福音吗？”我说，不可能，因为在这里没有办法开大型布道会。他说：“我有办法。”然后他就介绍了教会繁殖运动（Church Planting Movements，CPM），他说这个方法在非洲、在泰国、在东南亚被上帝大大地使用。我说：“我愿意学习。”于是他举家搬来。自2004年起，我们就开始疯狂地传福音。
我立志每周至少向五个人传福音。有时到周末发现还差一个人，就会从床上爬起来，上街找人分享福音。那时候传福音比现在容易，可能是因为没有手机捆绑，人心也较单纯的缘故吧。我当时常带人做“决志”祷告，甚至有一次在江边游泳时，还带了一个年轻人信主；还有一次乘坐摩托车向司机传福音，下车后他说想了解上帝，我就带他参加查经小组。
当时我们小组有六位弟兄，立志要“拿下全城”。大家每周碰面一次，分享进度。同时每人也带领一个小组，传福音后再将人引入小组，小组人数超过10人左右，就“分裂”出新的小组，让信主不久但是相对比较追求的人来担任小组长。如此循环，生生不息，这些经我们传福音信主的人，也出去传福音。我没有详细记录我个人带领“决志”的人数，但记得我们这些人一起传福音的数据。从2004年到2008年，我们大约向35万人传了福音。这35万人中约20%（7万人）愿意听福音，其中20%（1.4万人）愿意做决志祷告，决志者中20%（约3000人）会来小组，来小组的人中又有20%（约600人）在一年后仍留在小组聚会。四年内，我们共建立了70多个小组，每组约十几个人。后来我发现，我们的70多个小组被报道为“70多间教会”，被认为这是在短短几年内传福音的成果。我甚至还曾受邀到其他城市，给大家示范和讲解CPM的方法。
这些成果令人感恩。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因为CPM有几大特点：
1）易信主义：强调只要做了“决志祷告”就算是信主了，简化认信过程。我们通常是先讲个人见证，之后分享福音：我们都是罪人，基督为我们死了，信靠祂就得救。虽然也讲认罪悔改，但形式较灵活。这种模式又带着成功神学的影子，强调上帝的祝福，鼓励分享生命的改变与恩典。
2）不重视牧养：认为给新信徒一本圣经和我改编的那本《好牧人手册》，他们就能带领小组，缺乏系统牧养。
3）快速繁殖：说教会不应该象大象那样，而应该像兔子般快速繁殖，推动新信徒在热情未减时立即传福音。
4）缺乏教会论：不重视主日崇拜，进一步简化事工，甚至不鼓励去主日崇拜，担心设立主日敬拜会减缓繁殖速度，因为我们知道讲道并非人人能做。
5）平信徒施洗：宣教士鼓励平信徒直接为新信徒施洗。我传福音后，若有人信主，我很快便为他施洗。
CPM的优势在于激发传福音的热情，通过接触不同人群积累建立关系的智慧与技巧。四年间，半座城市听闻福音，最终，促成了十几间教会的建立，今天这些教会的会众多数是当时听福音而信主的人，这是一个小复兴的时期，令人感恩。但这一模式也因缺乏教会论与牧养，切断了弟兄姐妹间的团契关系和信仰的传承关系。教会虽充满传福音的热情，但问题显著：许多人信主后很快离开，小组建立后难以持续，陆续关闭。我们所建立的小组一度从70个减少到20个。我不断反思原因，起初归咎于自己，怀疑自己的属灵生命不足或不够勤奋。后来我意识到，问题在于缺乏深入牧养。
教会的动荡与新生
2008年，带领我们的弟兄准备离开，走之前他带我们一起读提摩太前书，然后他说：“我们要走了，我希望在你们当中可以选立长老来牧养教会。”过了一段时间，他提名另外两位同工以及我成为这间教会的长老。因为我们是小组形态，散落各处，所以只能在同工会上按立。CPM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不重视神学，与许多家庭教会类似，认信的是使徒信经。选立长老的资格，也是在有一定了解的前提下，看生命的状态、事工的热情和果效，没有深入地去询问和考察。这给教会后来的成长和发展，埋下了一些隐患。
弟兄离开后，我们一些同工去一些中心城市观摩成型的教会，想学习如何更好的带领教会。回来之后，我们就给教会起了名字，开始了主日崇拜。但约一个月后，警察就“登门拜访”了，说我们除非挂靠三自，否则必须停止聚会。我们三位长老对于是否加入三自有不同观点，最后以2比1的结果同意加入了三自，成为挂靠三自的一个聚会点，我是少数派，就选择顺从。
我们延续了之前小组时期的传福音热情，鼓励弟兄姐妹去积极地传福音，也统计传福音的人数。大家都非常单纯热情地去传，也珍惜每一个来教会的新人。我们也为此搞了很多活动、聚会。因为那时受过神学训练的人很少，小组查经时并没有所谓的权威，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积极地分享。这是优势，但缺点也在于此，因为当组员对同一段圣经有不同观点的时候，小组长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只能感谢大家提供了不同的“亮光”。久而久之，圣经似乎变成了一本可以根据个人感觉自由解读的“天书”。就这样我们一直聚会到2012年。
2012年，发生了两件事，对教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件事是，我们的神学院被冲击了。作为挂靠“三自”的堂点，我们理当先向“三自”申请才可以开办神学院，但是，如果申请就不可能办成。继续挂靠“三自”还是走家庭路线，长老们的观点依旧不一致。另一件事是一位长老因为犯罪被拘留。我们知道按照圣经，这位长老需要被惩戒，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具体惩戒他。最后我们决定先停止他的服事，我们也感到有必要将这件事告知教会。但教会是谁呢？是星期天来聚会的所有人、甚至包括第一次来的吗？还是每一个受洗的、稳定在这里的人呢？这是我第一次因惩戒问题而涉及到教会论。我们几个同工纠结了半天，最后决定告知本教会的小组长们。但后来这位弟兄也没有顺服这个惩戒。因神学院引起的去留问题以及处理长老犯罪的问题，我们的观点都不一致；最后有人在同工会提议让我们分开牧会。于是，2013年，我和另外两个弟兄被差派出来植堂，并给与了启动支持。
其实我不愿意出来植堂，我努力地想让大家能够一致。当时我得到狄马可的一本书：《深思熟虑的教会》（The Delivery Church），我邀请同工们一起来学这本书。结果，只学了一课就学不下去了，大家观念不一样。我们家的窗口，刚好对着教会聚会的地方，每天早上我跪在窗前灵修的时候，就开始流泪。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一方面领袖犯罪，一方面讲台的教导中神学不一致，有的传道人倾向阿米念主义，有的传道人倾向加尔文主义，稍微理性一点的弟兄姐妹，都能听出传道人在讲台上互相较劲，这对教会很不负责任，对基督的小羊也很不公平。然后我又看到了教会实用主义的倾向很严重。那时我常常为教会的未来流泪，心里很苦、很孤独，我感到压力很大，教会显然不是在照着圣经吩咐的方式在往前走。我记得那年秋天的某个周六，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到一座山下去散步，我捡起地上的一根枯树干对孩子说：“爸爸现在就像这一根枯木一样，心都死了。”
在是否做植堂教会长老这件事上，我犹豫了好几个月，一直不愿意，也是因为这些年我没能平衡好家庭与服事，觉得对妻子和孩子有所亏欠。我当时心想，不如去找一个相对简单的教会，去那里聚会，好好做个弟兄、教会成员、父亲和丈夫。在我走访教会的同时，我们一家每个主日在家读经祷告，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非要来我家一起参加崇拜，家里坐不下后，又搬到另外一家。开始时我们只有唱诗、读经和祷告。后来他们催我分享一点点，我就糊里糊涂地开始讲道；再后来他们说要派圣餐，否则就太不像话了，因为大家已经开始自动奉献了，我也同意了；就这样我被一步步推着开始了牧会服事。一起被差派出来的另外两个弟兄当时信心百倍地鼓励我，说要帮助我一起植堂。最终，我同意正式植堂，但向另外两个弟兄提出了十个不可妥协的条款，作为底线。他们纠结之后最终签字同意了。
之所以提出这十个不可妥协的条款，是因为在之前教会经历了内耗的痛苦，希望新的教会能够规避潜在的分歧。这些条款多半受《健康教会九标志》的影响，因为2013年，有一位姐妹从外地回来，她拿了一本《健康教会九标志》给我。这十条原则涉及这些方面：
第一，圣经的准确无误性和权威性。
第二，牧师、长老的资格和职责。
第三，浸水礼。
第四，有成员制的教会。
第五，有关说方言的问题。（在当时，不说方言者被说成没有圣灵，在那间教会中带来了很多的伤害。）
第六，男女角色的问题。（确定了弟兄的领袖角色和姐妹不可教导兄弟。）
第七，事工决策。（一切事工决策必须由长老会讨论通过，不可以请某个权威过来辅导，然后由他来决策。）
第八，广传福音。
第九，教会和政府的关系。
第十，更清晰地说明不加入三自。
“我认为你应该去实习！”
在朋友和互联网的帮助下，我们参考了其他教会的文件建立了自己教会的框架，制定了教会章程、信仰告白和成员公约，也开始实施所谓的成员面谈。当时第一批共有四五十名会友申请加入，然而，我们的面谈工作并不成熟。比如，我们决定豁免第一批多数申请者的面谈，直接让他们自动成为成员。当时我们认为，这些弟兄姊妹彼此认识、了解这么多年了，又心甘情愿地与我们一起建立教会，就不需要面谈了。然而事实证明，这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隐患，后来教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与这次面谈豁免的决定有关。最大的问题是，虽然我们把文件发给了大家，也开了成员课，但很多人未必认真听讲。一些容易混淆的条款，比如姐妹讲道、长老资格、唯独信徒受洗等问题，需要面对面一一确认，但我们当时没有做到。大家只是表了个态，没有真正认真地承诺。我们的信仰告白带有明显的加尔文主义特征，但很多人可能只是粗略看了看，没有深入思考。直到后来，我们按照这些教导实践时，有些人就觉得良心上受不了。这给我们之后的服事，带来不少困难。
尽管那个阶段比过去进步了很多，有了治理和牧养的框架，但许多工作仍在摸索中。直到2015年，我去参加一个牧者会议，我的眼界被打开了。那次会议由国会山浸信会的副牧师邓洁明（Jamie Dunlop）和另一位宣教士主讲。我发现自己多年来所面临的困惑和纠结的问题，他们似乎都能基于圣经给出答案。我当时因为太激动，问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关于教会论和牧养方面的。会后，洁明牧师私下找到我说：“我认为你应该去实习！”第二年，我辞去公司职务，去了那里实习。
在那半年的实习期，我看到他们如何召开成员大会、长老会，结合我读的书籍，对我产生的影响简直是颠覆性的。我意识到，这些做法不是因为更实用，而是依据圣经，我发现上帝已经为祂的教会制定了规矩。每天读书、参与讨论，都让我反省和振奋，我感到非常幸福。从那以后，我的牧会观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前，我觉得这个做法也可以，那个做法也可以；实习回来后，我变得非常笃定，知道有些事就应当那么做，即使看起来没有实用价值，也要坚持，而不再飘忽不定。
除了读书，其他事情对我影响也很深。比如，我亲眼看到狄马可牧师在牧会中的热情、努力，还有他的纠结和挣扎。有一次，一位长老讲道讲得有点不妥。狄马可牧师一方面不想打击长老的热情，另一方面又觉得需要清理他的讲道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他为此纠结了一个星期，反复读经、祷告，不停地说：“主啊，我该怎么办？求你帮助我！”你能感受到他对长老的爱，也能看到他对会众的责任。
一个周六下午，我有事去找狄马可牧师，了解到，下午三点到晚上十点，他用来写讲道稿。他对我说：“我要痛苦地坚持写完。”他用的词是“痛苦”，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喜乐的写作。写讲道稿真的很难，要把脑海里的想法变成有结构的文字，落实到纸面上，需要很大的忍耐。有时候想法都有了，但写下来却很费力。这个经历对我帮助很大。当我写逐字稿讲章、想逃离电脑时，就会想到他的话：“痛苦地坚持写完。”
狄马可牧师家有个楼梯。他把楼梯一侧封起来，加了一道门，这样来访的人可以直接上楼到他的办公室，而不打扰家庭生活。他的办公室在二楼，虽然在家里，却是公开的，从不锁门，任何人随时都可以进出。我们开玩笑说，那个楼梯很陡，像是“上锡安山之路”。办公室里总是有人，有的坐在沙发上看书，有的甚至躺着，把脚翘得高高的，轻松地阅读。他完全把自己的生活向会众敞开，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也深深影响了我。
去实习之前，我前后上过两个规模不大的神学院，所以我的神学观念已经比较坚定。经过半年的实习之后，我的神学立场得到了印证，对教会牧养和治理的方式也变得更加笃定。我看到在地方教会的群体中，成员之间的彼此关系至关重要。这种关系的建立，首先需要牧师认真、忠心地按照神的心意传讲真道。其次，要促进会众之间的关系，让他们彼此承担责任。此外，还要忠心执行教会惩戒，努力传讲福音。通过实习，我收获了一些信念，这些未必是从书本、神学观念或文字经验中得来的，而是通过实际观察和体验逐渐确信的：
第一，我确信教会牧养的首要因素是，牧者要忠心传道。我看到狄马可牧师和其他牧师在讲道前的预备过程，那种认真的态度让我震撼。狄马可牧师会提前默想经文，直到周五才正式开始预备。我曾问他为什么不从周一开始预备讲道。他说：“弟兄，如果我周一开始预备，整个星期脑子里都会被这段经文占据，其他事情完全无法专注。”所以，他对神的话语如此认真，如果周一就开始预备讲道，他会觉得自己其他事情都做不了。这件事让我很震撼。
通常，狄马可牧师会在周五研经并预备好讲道主题和大纲，每个周六上午，他会举办一个“讲道应用烧烤派对”，请同工们参加，一起讨论：“如果你们看这段经文，觉得主题是什么？解经大纲和讲道大纲是什么？应用又是什么？”每个参加讨论的人都要写下自己的应用，当场讨论。这就像一个标准流程（SOP）。在我被邀请参加烧烤讨论前，有一个弟兄还提议发给我一份“讨论指南”，提醒我务必提前研究经文。
周六下午，他会从两三点写到晚上九十点，完成讲章。他有一个群组，会在群里实时更新他的写作进度，比如：“弟兄们，我刚写完引言”，“刚写完第一点”，“第二点完成了”，“你们有时间来听我读一遍吗？”他邀请这些弟兄来监督他，确保他忠心地预备讲章，整个过程就像是在线直播。他说，通过与小组的沟通保持动力，可以避免自己失去耐心，这种方式对他很有帮助。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狄马可牧师门训以及发现潜在教会领袖的一部分。讲道后，他鼓励教会成员讨论信息内容以及如何应用。每周日晚上，他会带领一班人进行主日评估。说这是为了帮助同工们更好地服事，同时也是为了学习如何敬虔地表扬批评和敬虔地接受表扬批评。这很震撼，大家会充满恩典而又诚实地提出表扬或意见，他会感谢，然后一起祷告，求神帮助大家持续应用当天的信息。当然，评估不仅限于讲道，还会回顾一天的服事，包括服事的方方面面。
第二，简洁的牧养方式。国内家庭教会往往注重初信栽培和传福音，强调基要真理，但后续基督徒的生活样式是什么？国内常见的是分阶段牧养，如初信课程、基督徒生活等，或者以目标为导向，比如培训工人或处理婚恋问题。之前我也采用分阶段模式牧养，比如新生命、新生活、门徒训练、工人训练等。到了国会山浸信会后，我发现他们教会活动不多，一切可预期：周三晚上查经，周五小组团契，主日上午敬拜之前有成人主日学（核心神学课程，系统地教导神学和教义），以及主日下午的集体祷告会。周三查经的参与率不高，仅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弟兄姐妹参加，而周五团契的参与率较高，约40%至50%。
这与我过去对牧养的理解很不同。我曾认为牧者需要不断提供更多的“属灵食物”，否则就有所亏欠，所以服事得很累，总觉得给弟兄姐妹的资源不够多，甚至会想多安排培灵会或活动。看到他们简洁的牧养方式后，我反而感到放松，重新思考了牧养的重点。他们遵循限定性原则，只对圣经明确要求的事提出要求，如主日敬拜。对于其他活动，如周三查经或周五团契，则鼓励自愿，不强制参与，尊重基督徒的信仰良心和家庭责任。他们认为圣经未赋予教会牧者要求会众必须参加周间某项活动的权柄。
这种尊重个人信仰良心的做法影响了教会的整体牧养方式，避免了会众因无法参与教会活动而感到良心不安，也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履行家庭职责或者是自行安排服事。简洁的牧养设置不仅未削弱弟兄姐妹的属灵成长，反而促进了自发性事工以及一对一门训关系的复兴。
第三，一对一的门训文化。他们的门训文化和对此的教导深刻影响了我，尤其是对大使命的理解。过去，我把大使命简单理解为传福音，但我在实习中认识到：大使命是“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传福音只是开端，更重要的是帮助人做基督的门徒。圣经有许多劝勉我们“彼此相顾”“彼此劝诫”的教导。我在国会山浸信会实习时，发现这些教导真的落实在了这个教会的会众之中。比如，虽然我所服事的教会也建立了成员制，但多是形式上的框架，真实生命之间的彼此关系不够丰富，甚至可以说不存在。而我在国会山浸信会的信徒之间看到了那种对另一个生命的责任感，比如在投票讨论成员转会或退会时，大家会认真地讨论、祷告、挽回，甚至为此休会，而不是牧师长老提案、会众表决通过这样的仪式化程序。
因着对“彼此”关系的看重，会众间“超自然的关系”也被很好地培养起来，这种“超自然的关系”就是因着福音的纽带，超越世俗交集的连接，正如一位小学毕业的弟兄门训一位博士弟兄，这在世人看来是不可能发生的。有一次，我和妻子在国会山附近散步时，看到一位姐妹在跑步，手里还拿着教会的通讯录，她一边跑一边为通讯录上的每一个人祷告。还有一位姐妹作见证说她在家接待门训另一位姐妹时，家里孩子出乱子，厨房一团糟，牛奶打翻，她被激怒，脾气不好，很暴躁，但她在挣扎中祈求神的恩典。这给被门训的年轻姐妹极大震撼，让她看到一个真实基督徒如何在艰难生活中倚靠主的恩典。还有一位弟兄让我震惊，他一周与十一个弟兄一对一见面门训，有时是一起早餐，有时是一起午餐，有时是在傍晚一起跑步交流。交流内容也各不相同：跟一个弟兄讨论他上次提到的挣扎；跟另一个弟兄谈工作上的犹豫、与老板的关系，如何为此祷告；跟另一个刚结婚、升职的弟兄分享喜乐，谈论上周核心神学课程的内容；或跟其他弟兄讨论主日讲道、灵修心得，甚至探讨如何从福音角度看待不同的文化。
他们可能简单地说：“明天一起午餐？”从这样低姿态的邀请开始，不让人感到压力。门训的形式和内容也是多种多样，夫妻之间可以互相门训，甚至一起读书、看电影、十分钟散步祷告都算门训。这种灵活的一对一关系让我看到门训的生命力，和我之前对于门训的概念完全不同。
我之前的门训，是参考韩国玉汉钦牧师在《唤醒平信徒》中提到的模式：牧者主导、一对多训练，类似耶稣与十二门徒三年同吃同住，较为正式和结构化。这种模式对于一些教会训练同工，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不过，在一对多小组门训中，如果缺少有意识地建立深度关系，容易把门训停留在知识传递的层面。相比较而言，一对一门训更能建立深层关系。一对多门训是以点带面的模式，而一对一门训看似是点对点，却容易形成网状的联系，全体信徒的参与度更高，更能形成有机的共同体。
国会山浸信会的会众之间交往非常深入，充满活泼的生命力。这种关系不是由长老安排的，而是信徒自发的。当某人有需要时，一定有人主动关心他，甚至长老不知道是谁在关心他。我的理解是，弟兄姐妹通过主日几分钟的交通，察觉对方在某个领域的需要，产生负担，就愿意在这个阶段陪伴他。所以这一点也促使我更加看重主日的会后交通。
除了门训形式从一对多转为网状的一对一关系，教会中许多生命翻转的故事也深深吸引了我。例如，有一个因偷渡而隐藏身份的成员，被教会发现后受到了劝惩，最终他很不情愿地回国了。但是多年后，他在自己的国家悔改并加入了当地的教会，他写信感谢国会山浸信会当初坚定的劝惩，并请求教会赦免他的罪。国会山浸信会在成员大会上欢喜地宣读他的悔改信件，公开地表达饶恕并恢复与他的团契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有人持续跟进他，保持门训关系，最终促成他的悔改。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你不喜欢我，我就跟你拜拜”，而是持续的人际关怀，给对方带来爱的体验。在一个有门训文化的教会，会众对牧师的辅导需求会大大减少，因为许多问题在相爱的关系中已解决。当教会形成一个充满关怀和支持的网络，就会远超过一套标准化的程序，更能建立起健康稳固的共同体。
我在实习期间也主动和一位中国留学生建立了门训关系。我和他的年龄、处境不同，我一开始会担心他觉得我不合适，或会拒绝我的门训。但我感受到自己对他的负担，这使命感胜过顾虑，催促我行动。我相信，当基督命令我们使万民做祂的门徒时，祂也会赋予我们能力来完成这工。
第四，国度的胸怀。狄马可牧师多年如一日，坚持为众教会的牧者举办周末研讨会，一年三次。他还持续推动为期五个月的实习生项目，每年两届，每届六到八人，从未间断。每次研讨会结束的时候，他会做评估和发言。在我参加的那次，他的发言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说：“弟兄们，你们应当看重自己的教会，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教会向主交账；但是如果你牧会十年以上，仍然只看重自己的教会，那你没有看到福音，没有看到基督的国度。”
我在实习中也发现，国会山浸信会多年来差派许多人出去“植堂”或“兴堂”。植堂是建立新的教会，兴堂则是复兴衰落的教会，比如召集几十个家庭加入一个衰落的教会，重新点燃其活力。这些事工都在同一个城市内进行，体现出他们对众教会复兴的热情。国会山浸信会多次经历“人满为患”的情况，但当同工提议扩堂或使用附堂收看转播时，被牧师们拒绝了，牧师鼓励会众在这个时候考虑植堂、兴堂，好去支持其他教会。这种国度胸怀深深打动了我。
第五，工人的培养。国会山浸信会能够不断差派弟兄姐妹出去“植堂”“兴堂”，是因为这个教会能持续地产生新的工人。通过实习生项目，为自己的教会和其他教会都培养了许多同工，而教会中的带职长老也逐渐转为全职工人。我觉得美国教会文化中一个比较好的方面是，许多年轻人在等候呼召阶段会选择读神学，而且大多自费，这与国内不同。他们的神学教育为教会培养了大量工人。
过去我只是以一对多的“骨干门训”的方式来训练同工，但狄马可牧师是在通过一对一门训培养彼此相爱、互相扶持的门训文化的同时，在教会的常规事工（主日敬拜、成人主日学、成员祷告会，周三晚查经，周五晚团契）中去发现同工，再进一步和他们建立个人门训关系，鼓励和挑战他们接受神学与牧会论方面的装备。我曾问他为何坚持近三十年举办周三晚上的查经，尽管参与率不到20%。他回答我说，一是教会传统如此，他不想轻易改变；二是通过周三查经，他能观察哪些初信者渴慕神的话，进而邀请他们到办公室，建立个人的门训关系。此外，每周六的讲道应用烤肉聚会也让他发现有话语服事恩赐的人，他会挑战他们作实习生或读神学。他的这种方式形成了一个健康的模式：在地方教会中自然地发现、鼓励并挑战人成为同工。这种智慧深深地影响了我。
怀揣信念，描绘蓝图
半年的实习期虽然短暂，但坚固了我的信念。实习结束后，我回到本会，开始怀揣着这些信念服事与改革。在忠心地传讲神话语的基础上，在教会整体的门训方式与文化上，我们调整了原来的分阶段牧养思路，不再沿用周间查经学习初信栽培、新生命、新生活等内容的模式，而是将相关训练融入教会的成人主日学核心课程中，通过系统性教导来实现。从2017年至今，我所推动的建造教会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建立门训文化，增强彼此关系；第二个是建立成员集体祷告会，按主的旨意祷告；第三个是培养国度胸怀，开展外展型事工。
第一、建立门训文化，增强彼此关系
我去实习之前，教会已开始摸索门徒训练，受玉汉钦牧师《唤醒平信徒》的影响，尝试以小组形式进行，主要是讨论讲道内容或阅读书籍，同时也承担团契功能，促进彼此相爱与服事。当时教会要求每个成员加入小组，我回国之后，就放弃了这种强制性要求，调整了门训模式，将重点放在核心神学课程和一对一关系上。
我的首要目标是，让门训文化在教会扎根。我想，教导是播种机——播撒真理的种子。我们教会大多按卷讲道，但在特殊情况下会进行系列性释经讲道，围绕一个主题从不同经文解经。于是，我讲了一系列以门训为主题的信息，首先纠正了弟兄姐妹对大使命的狭隘理解，强调“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不仅限于传福音，还包括“刻意地帮助人更好地跟随基督”；又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为基础，讲到牧师的职责是装备圣徒各尽其职；还讲了一系列关于会众间彼此关系的主题信息。成人主日学则配合开设门训相关课程，包括《迷人的共同体》等门徒训练课程。这些课程不是只学一年，而是隔段时间重复学习。就这样，主日证道讲“为何门训”，主日学讲“如何门训”，我祷告并等待教会发生变化，就像农夫等候种子从土里发芽一样。渐渐地，我看到门训的种子在一些姐妹生命中生根发芽，也在一些弟兄身上看到了生命的变化。
除了等待神让种子发芽，我也通过一些具体行动推动门训文化。首先，我以身作则开始门训，也会坦然告诉大家我在门训。我最先门训的是几位带职长老或预备长老，门训的方式包括：和他们一起查经，让他们带我查经，让他们分享总结我给他们的书籍；后来一起预备讲道，分享各自要讲的经文；再后来一起传福音；现在则主要是交通生活、家庭、读经心得和牧会思考。我与一位长老门训七年，地点通常是健身房或散步，时间固定每周至少一小时。刚开始我带领他查经，后来我要求他查经或讲道给我听，鼓励他早晨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在他按立长老前，我通过让他分享经文、回答问题，了解他的属灵光景。我期待我所门训的人也能坦然无惧地门训别人，甚至觉得他们可以做得比我更好，所以，我会有意识地降低门槛，刻意不营造某种“标准化”的门训模式，免得将来有人认为他们达不到那个标准而沮丧退后。
其次，鼓励同工开展门训。比如，我们有十个同工，若每人门训一人，就有二十人进入门训关系。过一段时间，我再问：“你门训的人，他在门训谁？”通过提醒，第一波门训带动第二波，第二波带动第三波，慢慢形成门训文化的浪潮。
第三，为门训提供资源、“小工具”。如长老送书，推荐教会图书馆藏书，在周报刊登小文章，鼓励小组共读，主日证道结束都预留门训讨论问题。我们甚至设立门训部和小组门训联络人，提醒小组长关注门训，请他们每月收集门训数据，反馈给长老。收集数据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因为询问“你在门训谁？”本身就在推动门训。
为了让弟兄姊妹们有门训的时间，我们简化了周间的团契事工，只安排周五小组聚会和周三的同工聚会。这样，弟兄姐妹们能更健康地在家庭中尽本分，同时也能帮助大家自发性的门训或自发性的开展其他服事。
第四，鼓励大家效法榜样。我们教会的刘姐妹是最早显露门训果效的，我们公开以她为正面榜样。这是我们教会引以为豪的文化：大胆分享教会中众人认为美的事，不怕公开表扬。我们主日下午祷告会有个采访环节，专门请做得好的弟兄姐妹分享经验，作为榜样激励大家。虽然耶稣教导我们，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但圣经也吩咐，凡众人以为美的事都要去做、去效法。因此，我们教会有大胆称赞的文化，公开表扬美善的行为，以激励会众效法。
总之，门训不是事工，更不是项目，而是教会的基因。我们在教会里建立门训文化，第一步，靠神的道和圣灵工作，以主题式讲道和成人主日学课程有机结合的方式推进；第二步，长老们作榜样，并督责同工及他们的妻子。第三步，全体动员。在主日下午祷告会，我们通过采访让更多人参与，分享美好见证，或请同工分享对门训的看法，既起到教导作用，也训练同工。
有许多人担心这样一对一门训，大部分成员因缺乏神学训练可能会讲错或难以解答某些疑问。这种情况难免发生，但我认为，在一个成员制的教会中，每一个成员在加入教会的时候，都通过了长老面谈以及会众的投票，我们基本确认了他们的认信，我们就不应等弟兄姐妹完全装备好才门训，而是在门训中彼此造就。再者，我们有相对稳固的牧养框架，比如主日的问答、小组长的咨询，可以帮助门训者答疑解惑。圣经要求我们“彼此教导”、“若弟兄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要挽回他”，这里的“属灵的人”指每个信徒，而非单指成熟的信徒。门训就像学走路，摔跤在所难免，但不走就学不会。降低标准让人敢于尝试，生命在门训中成长，许多问题自然化解。
为避免不合适的门训关系，或避免门训中难免发生的错误，我们可以通过长期教导，如水龙头冲水般，逐渐把会众对于信仰的错误认识冲刷干净，也可以提供可靠的门训书籍，避免信徒随意选材；当然，偶尔遇到特殊信徒彼此之间的门训，长老们有时候的确会叫停，或者是建议他们一起读属灵书籍，甚至是建议更换门训对象。
生命成长源于内心对神真理的喜悦。门训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进入对方生命、看到属灵需要，彼此背负重担、共同祷告，体现爱的关系。内向的、不易敞开的弟兄姐妹可能在门训文化中感到压力，但当他们体会到真正的关心和爱，关系逐渐建立，就能慢慢敞开。门训不是一开始就要求完全敞开，而是通过持续陪伴、自然加深关系。
在相爱关系中见证生命的真实改变，也让我对人有更多爱心和期待，相信福音的大能，愿意给人更多机会。年轻时我倾向于认为所有信徒都应按统一标准行事，既然同是被一灵所感，都已重生得救，就该按同样的标准与要求去行，因此我忽略个体差异，对人缺乏耐心。在教会中，也存在律法主义倾向，一些同工强调对错分明，也试图强行推动一些事工。但这些年，神的恩典让我越来越爱会众，思念他们，见不到他们会流泪，见到他们也会感动。我的心从急于“解决问题”转为祷告盼望神使人回转，这份爱让我远离律法主义的倾向，而更注重忍耐教导、祷告等候。
我见证过一些不被看好的生命，经过三五年，圣灵的工作让他们彻底改变。这让我明白，圣灵的工作远超我们的预测，祂能使人起死回生。神的美意有时通过我们的软弱显明，让我们谦卑，看到自己也不过如此。我体会到，神让我看见将来到天国去，不是带着很多成功的项目去见他，而是看我对多少人的生命有过爱、有过忍耐，然后带他归正，给他一些正面的影响。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启发了我，基督对羊群的浓烈之爱成为我牧养会众的榜样。
第二、建立集体祷告会，按主的旨意祷告
我认为地方教会需要固定的祷告会。我受国会山浸信会启发，他们每周日下午都有成员祷告会，结合点滴的教导与分享，效果显著。相比之下，我们教会原先每月一次的周间祷告会，效率低，并未进入教会的牧养机制中。我希望主日不仅有上午敬拜，也能用下午时间祷告，圣经中教导传道人应当以祈祷和传道为事，若只注重讲道而忽略祷告，教会的肌肉便不平衡，部分强壮，部分瘦弱或松弛。因此，我希望教会主日整天敬拜神，有讲道也有祷告，可以效法使徒行传中聚会祷告、圣灵感动的模式。为此，我推动了每周日下午的成员祷告会。
我曾参加过某些晨祷，深感忧伤，觉得那里更像是交换流言、背后论断、唠叨琐事或只求个人私利的场所。例如，有些人每天为家里“一亩三分地”祷告，365天不变；有时晨祷中提到为某人软弱祷告，实则是传播流言或论断。我对此有很大负担，决心改革这种被个人琐事、论断或事工牵引的祷告形式。
我们逐渐发展出新的祷告模式，强调按主的旨意祷告，而非个人的意愿。我不会广泛收集个人需求，只在群里筛选自发分享的需要，在牧祷或下午祷告会时为此祷告。我们的祷告内容分为六大类：第一类是为圣徒近期需要祷告；第二类是为促进个人敬虔祷告；第三类是为促进彼此相交祷告；第四类是为真理、讲台及教会事工祷告；第五类是为宣教、福音广传与兄弟教会祷告；第六类是为万民代祷及其他祷告。每类至少两项，这样每次的下午祷告会通常有12至15项代祷事项。
在分享代祷需求的时候，我尽可能地让其他人结合自己的见证来分享。所以我们周日下午的祷告会有时候看起来更像是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边的沟通交流，而牧者更多时候是在旁边倾听、微笑、引导、答疑和祷告。有人可能分享一个他感恩的见证，有人可能分享一个他的疑惑，有人可能分享一个他的挣扎和代祷需要，有人可能分享一个他的负担，教会的长老也会就某些分享进行一些基于圣经的引导和点评。所以，我们一会儿分享，一会儿低头在上帝面前祷告。透过祷告，我们把长老们认为神看重的事情向主交托；透过弟兄姊妹们的彼此分享，拉进了肢体间彼此的关系；长老们基于圣经的点滴教导，也如同是针对教会的集体辅导。从牧养的角度来说，如果把周日上午的教导比作属灵大餐的话，那么主日下午的点滴教导就像是在根据自身的需要，补充不同的营养素。
第三，培养国度胸怀，鼓励外展事工
此外，我希望教会不只关注自身，而是有国度胸怀，参与国度事奉，为神的国度预备和培养工人。这体现为推动教牧研讨会、实习生项目、支持植堂和兴堂以及帮助兄弟教会复兴等。我们参照国会山浸信会的做法，每年开展为期半年的实习生项目，为不同的地方教会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工人。我们每年还会有两次周末营，一次是开放观摩，一次是教牧研讨，接待各地的牧者同工前来观摩我们教会的“后厨”，包括我们的长老会议、小组聚会、成员大会以及主日聚会。每次接待，我们教会的成员们都一起热心地参与；每个小组、诗班，都欢迎大家观摩；一些家庭自愿开放，邀请几位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服事，接待外地弟兄姐妹来爱宴，一起交通、团契。在成员们一起的努力下，从周间团契到长老会议，从主日上午的成人主日学到主日敬拜，再到下午的祷告会以及主日评估，都邀请外地来的弟兄姐妹们全程参与，结束以后和我们一起交通、点评，既鼓励我们，也提供反馈和建议，帮助我们不断完善与成长。
在我们服事其他教会的同时，神也不断地在我们当中兴起同工。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先后有过六位长老，其中的三位被神呼召去牧养其他教会。另外，还有两位弟兄也被差派在不同的地方服事。我们也效法国会山浸信会在本城植堂，目前有一个植堂点已经成长为一间独立教会，有自己的牧师和执事，另外一间正在筹备中。
我们专门有一位长老负责推动传扬福音以及策划外展服事，我们每年都会组织主日学课程，专门培训大家如何传福音，提供实用方法和指导。在讲道中会融入传福音的提醒和应用，鼓励弟兄姐妹将信仰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在小组中，大家更多地一起操练所学习的内容，走出去向人传福音。过去，我们曾尝试记录传福音的“数字”（如人数），但发现这种方式有弊端，可能会走形式或靠羞耻感推动，导致大家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去传。因此，我们不再强调数字，而是更注重内心的动力和实际行动。现在我们依然会时不时地通过提问来激发大家的责任感。通过持续的教导和提醒，鼓励弟兄姐妹将传福音融入日常生活。教会中总有一些弟兄姐妹表现得特别火热，他们的热情像“一团火”，无论到哪里都能感染他人。我们会邀请这些弟兄姐妹在主日下午分享传福音的见证，讲述他们的见证和经历，激励其他弟兄姐妹。
在当下，传福音似乎并不容易。过去，传福音的果效非常显著，经常能看到生命改变的见证，这些见证极大地激励了教会成员的热情。然而，这些年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如今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以及人们的心态都发生了变化，传福音的果效相对减少。尽管环境发生了变化，但灵魂的需要依然存在，教会依然坚持推动传福音，希望帮助弟兄姐妹形成传福音的习惯和意识。我们相信，过去是神特别的恩典和复兴，而现在可能是神让我们更多地“扎根”，为下一代预备。无论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都要继续向这片土地上的人传福音。
就这样，经过这七八年沉淀与调整，我们在教会逐渐建立起了彼此相爱的门训文化，也在祷告会、国度事工、外展事工上，形成了成员共同参与的面貌。会众的属灵生命以非常有机的方式，在真道上不断地向下扎根，向上成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当我们乐意照着主的心意，忠心地牧养主的教会，教导主的羊跟随大牧人，作祂的门徒，遵祂的旨意而行的时候，神会亲自建立祂的教会，使教会成为祂荣耀的见证，吸引更多的人归向祂。
感谢神的恩典，愿一切的颂赞都归给祂，直到永远，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