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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六年的中国内地会(四)

文/亦文

 

七月

纪念兰茂密尔团队出发十周年特刊

 

基督精兵之伤亡

 

1866年5月26日,一艘载有18名成人和4名儿童的三桅帆船扬帆出海。当船长和水手们启锚离开英国码头时,恐怕并未意识到,所承载的竟是近代史上最大的宣教团队;他们更不会想到,因为这个团队,这艘船的名字将会永远铭刻在中国教会史上。

 

这艘船就是兰茂密尔号,这个团队,就是兰茂密尔团队,也就是中国内地会正式成立后第一批赴华先驱。1876年7月正好是《亿万华民》发行一周年纪念,而同时又是兰茂密尔团队起航出发十周年,作为特刊,这期《亿》刊集中报导了1876年5月26日周五下午和晚上,藉迈尔德美公园(Mildmay Park)会议厅所举行的两场大型聚会。

 

先由内地会伦敦咨询委员会秘书理查德 赫尔(Richard Hill)宣读“十年总结报告”:中国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或未福音化地区的一半,然而十年前,只有十分之一的基督教新教宣教士去了中国。在1860年,中国尚有115名宣教士,到了1865年3月,这个数字反而降到了91人。若按平均分配的原则,每四百万中国人才可以分到一名宣教士。[1]1874年11月的《英行差会杂志》(Church Missionary Gleaner)如是说时丝毫没有夸张:“即使抽出世界其他地区所有的宣教士投入中国,也不能完成全中国的宣教事工。”[2]

 

然而,任何一个致力于服事中国的新差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现有的差会已经面临招募新人的困难,新的宣教士又能从哪里来呢?现有的机构已经需要增加经费,如何在不分散已建立的奉献渠道之外,筹集其他的金钱资助?再有,如果加添了人手,中国内陆是否愿意对这些外国人开放?他们是否需要人身安全的保障?如果他们真的成功深入中原和西部,金钱上的供应是否能及时汇到?[3]——这些19世纪中叶宣教团体所关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困扰着21世纪的宣教团体。

 

内地会过去十年的经验,已向其他欧美差会成功展示了“中国宣教内地化”的切实可行性。到目前为止,内地会已建立了52个宣教站和支站,超出70位包括牧师、传道人、流动售书员、售经妇女在内的本土福音使者。从1862年宓道生赴华以来的14年间,共有69人加入内地会,至今仍有52人致力于宣教。至于那17位,其中1人因结婚离开差会,8人因家庭原因或疾病而离开,1名已婚宣教士被开除,[4]6名已死。这6名宣教士中,第一位只在中国停留了数月,即在回国就医的船上病发而死;第二位抵华数月后死于天花;第三位离家前已患肺病,在中国工作了近4年,回国4年后死去;[5]第四位到中国六年后死于肺病;第五位8年后死于痢疾,最后一位抵华17年后积劳成疾而死。[6]

 

相对于其他19世纪赴华宣教团体而言,这些数字已然非常“鼓舞人心”。西方人的体质本来就难以适应中国的水土与饮食,而内地会深入内陆、拓荒植堂的宗旨,更易增加宣教士的伤亡率。然而十年来,神出乎意料地保守了内地会宣教士的健康与生命,没有牺牲在暴力冲突之下,正常的人员“耗损”也低于平均数。[7]据《英行差会杂志》1874年11月号的统计数据,在过去30年间,34位差派出去的圣职人员,只有15位在中国呆到4年以上。相对于华人这样一个民族、汉语这样一种语言,一个宣教士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成为一个真正有果效的工人。在这15人中,1人已死,2人转往日本(另加34人中的2人),11人仍在工作。[8]另一个可资比较的数据,来自和内地会同在浙江一带耕耘的美北浸礼会[9],该会在当地共有21名宣教士,在过去30年里,9人死亡,6人退休。[10]这两个差会都以宣教士待遇优厚闻名,其他差会的人员流失,可想而知会更严重。而内地会成立之初十年,入会超过四年的宣教士累计共39人,其中32人在中国工作了4年以上,25人至今仍隶属于本差会。[11]

 

四千牧师“掼纱帽”

 

假设全球的华人牧师,在同一个主日走上讲台如此宣告:“神的信息是如此清晰,以至于我们无法忽视:我们很快要为自己的管家职分交账……你们中间有些人已经得救……我们将你们交托给神及他恩典的真理。你们中另一些人尚未得救。一个又一个主日我们曾警告、劝诫你们,不仅和你们一起祷告,也为你们代祷……但你们仍不悔悟,是你们拒绝了神的恩典!我们将不再为你们浪费时间,你们的血归在自己头上。而且,既然你们认为自己不配得到永生,我们便要离开你们,到异教徒中去——他们将成为我们的听众。”[12]

 

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严厉的信息在华人教会中会引起什么样的回响,但这正是1876年5月的特会中戴德生对英国教会的挑战。当时伦敦约有四千名教牧人员,戴德生相信,如果这四千名神仆离开讲台、奔赴海外的话,会给“我们的伦敦”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复兴。[13]无独有偶,《基督徒报》的编辑摩根先生(Mr. R. D. Morgan)也在晚间的聚会中宣称:“工人若被分散,便能成倍增长。若是很多在母国活跃于一线的人奔赴异国的宣教工场,便有空间留出来给那些现在无所事事的人。当属灵同伴离开我们的海岸时,我们便可期待加倍的祝福,一如以利亚被接走时,以色列便在以利沙身上得到了两个以利亚。”[14]今天,中国某些都市教会的属灵资源之积压浪费已不亚于1876年的伦敦,我们是否舍得“出口”最好的牧师与传道人到未得之地去?

 

作为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只在下午和晚上的聚会中各作一次简短的发言。他提醒听众,英国人曾和中国人一样,贫乏无助。今日的聚集,是感恩,也是警戒:“如果你和我拥有了这一属灵知识,却不愿尽心尽意去拯救中国正在沉沦的亿万之众,中国人的血便与你我的灵魂有份。”[15]内地会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愿意背井离乡、道成肉身地住在中国人中的青年男女,从日常生活、饮食起居中向当地人展现基督信仰的真实可靠,“彰显活泼信仰和虚伪宗教之间的区别”。[16]

 

信息与信使,孰重孰轻?

 

通常这样的宣教大会都会募捐经费,但1876年5月的那场聚集,几乎每一位发言人都特别强调“先人后钱”的原则,有了合神心意的祷告和工人,金钱的供应自然随之出现。这个“黄金次序”在内地会的历史中百试不爽。大会主席、圣犹大教堂(St. Jude’s)的圣公会牧师汉金(Rev. Hankin)认为,迄今为止(即1876年),尚没有其他福音差会在“专精一事”和“跨宗派性”上超过内地会。“广而不滥”是内地会的择人标准,准宣教士们可以来自各个宗派背景,但必须具有使徒精神,定意不传别的,只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八个世纪过去了,福音仍是神的大能。“当我听到传教差会为筛选合适的器皿而苦恼焦灼时,我想他们也许太重视信使,而太不重视信息了。”[17]汉金牧师说,“只要带着圣灵的能力,不论是从孩童稚口中,还是哲学家嘴里说出,所传的信息都能够使人重生。让我们不要对福音本身的能力失去信心!”[18]“定睛在福音本身的能力”——21世纪的中国教会,同样需要一个多世纪前传来的激励之声。

 

华人的代言人

 

参加内地会特别聚会的前夜,伦敦会宣教士山雅各(James Sadler)牧师[19]在另一个聚会中,聆听了著名美籍非裔福音歌团The Jubilee Singers[20]的献诗,自然而然地把黑人和他在厦门事奉了九年的中国民众联想在一起:“因为英国教会中没有一群中国人可以像黑人那样,巡回英伦三岛,为他们的同胞唤醒基督徒付出热忱的努力和祷告,因此我认为我们这些赴华宣教士应该起来做华人的代言人。我视华人如同胞,尤其对那里的基督徒而言,我愿说:‘他们的神便是我的神。’”[21]

 

坦言自己与中国人的认同之后,山雅各牧师进一步激励他的英国听众:“我们的救主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们在‘今世之子’身上看到什么?他们日夜不休、络绎不绝来往于两国之间,为要使他们的商业、制造业在中国能谋得一席之地。这正是我们当向他们学的一课!如果有地方给制造商,有地方给贸易商,我们岂不更应该为基督赢得一席之地吗?!”[22]日渐开放的今日中国大陆,不是正在重演一个半世纪前的传奇?“今世之子”为了占领这个巨大的市场,从全球各地蜂拥而至;与此同时,神的国也比以往更需要“光明之子”们通过探亲、经商、创业、教学、工作、学习、义工、文化交流等各种方式进入不同的人群中去,为基督赢得一席之地。“凡诅咒所及之处,都是福音该得之地。”[23]

 

然而,在英国、在中国、在往返于中英两国的船只上,山雅各牧师不断听到悲观的论调:“让中国福音化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24],“我宁可参与马达加斯加这种地方的宣教事工,中国太大,太复杂,完全超过了我的认知能力。”[25]但是山雅各牧师却对“中华归主”的前景充满信心:“中国人绝非毫无价值的民族,中国本土就有取之不竭的资源。我相信,我们无需无限期地投入我们的金钱,并差遣最优秀的青年男女。一旦基督教信仰被接受了,当地信徒便可以自给自足。我越想到有一天他们原本花费在拜佛、祭祖、修庙上的种种才干可以归给独一真神,我就越觉得有千种理由值得我们投入这项伟大的事工。”[26]

 

祷告 + 金钱 = 祝福

 

伦敦海布洛雷教区(Highbury)的牧师卡尔罗斯博士(Dr. Culross)在晚间的聚会中形象地指出:一个邮差,可以只管送信,而不管收信人是悲是喜;一个药童,可以只管送药,不管病人是死是活;但是,一个福音使者,若只是机械性地传递信息,无动于衷于听众的无动于衷,他就不能算称职。当基督看到五千男丁和他们的妇孺,便心生怜悯;中国四万万之众,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岂不也该让预尝过天恩的基督徒们同样心生怜悯?!当然,怜悯和祷告不能代替努力。当祭司和利未人走过受伤者身边时,他们或许为他代祷过,但尽管这祷辞出自“分别为圣”的嘴唇,却无异于“假冒为善”。[27]

 

也许只有到了天上,我们才会在天国的报表上看到“高品质”的祷告及奉献与上帝祝福间的量化关系。卡尔罗斯牧师提醒会众:一个宣教差会的财政报告也许会有很多结余,但这个差会的属灵资源可能早已破产。假设我们从内地会和另一个差会的奉献箱里各提取几个先令,它们的物质价值可以用面包的购买量来衡量,但是它们的属天价值,你我却无从分辨。然而,坐在银库之上的主却知道,哪些是寡妇式的甘心乐意,哪些是财主式的例行公事。如果我们把这些金额以外的因素考虑在内的话,便可确信,内地会在“不募捐”的信心原则上所收受的经费,都是出自对神的感恩与对人的爱,这些合神心意的奉献必然会为中国的事工带来祝福。[28]

 

江西的使徒

 

读者是否记得,1875年10月号的《亿万华民》上曾刊登过一小段宣教通讯,出自一位名叫高学海(J. E. Cardwell)的宣教士之笔。这次兰茂密尔十周年纪念特刊上,再度出现高教士的名字,以及他蒙召赴华的见证,至为感人:

 

信主之初,我就一心想到海外宣教,但始终不知神要我到哪里去。我有一位属灵好友,也和我一起寻求神的旨意。一天,我们又谈起此事,他指着家中所挂的一张中国地图说:“亲爱的弟兄,看到这张地图了吗?你看,这个叫江西的省份,你看鄱阳湖,你看那通往四乡八镇的河流。你我何不祷告,看神是否要差遣你去那一带的水域?”七年之后,[29]我去了中国,到了台州,那是一个离我祷告想去的地方很远的城市。三个月内,我便被痢疾性腹泻击倒,一直病了十八个月。在宁波的朋友们都劝我回英国。“回英国?!我祷告了七年才来到这个国家。不,绝不回去!”我深信主若是没有工作分派我,便不会千里迢迢带领我到中国来。鄱阳湖流域和江西大省的属灵需求始终挂在我的心头,即便回国,我也要先去那里看看。何等感谢神!我到江西不出一周[30],病情就开始好转,至今从未复发。[31]

 

经过一年左右的准备,高学海开始沿着鄱阳湖巡回布道。[32]虽然在他所走过的1600英里、所经过的120个乡镇村庄中,没有任何的“人身保障”,离江西全境另一位宣教士达500英里之遥,孤身被成千上百名陌生的中国人包围,高学海不但毫无惧怕,且视这些宣教之旅为极大的享受,甚至比向“骨肉之亲”布道时更能感受到神的同在。[33]高学海对那次巡回布道的初熟果子记忆犹新:一个年轻人出现在我眼前:“您还记得在我哥哥家看到过我吗?”那是200英里外的一个地方。这个年轻人读完了我留下来的书册,求教无门,就一路找到这里,并请求和我同住一段时间,可以进一步慕道。这一住就是几个月,他回了一次家,把哥哥也带来“住读”。兄弟俩告诉我,他们镇上,至少有十个人为福音所动。[34]

 

在江西,高学海失去了一个孩子。信徒中有一位曾经远离尘世、吃斋修行18年之久的和尚,看到孩子夭折的尸体,流下了同情的眼泪。看到一个心如古井、面如枯木的人,因着福音的大能,在基督里成了新造,与哀哭的人同哀哭,高学海无法停止归荣耀于神。[35]另一位65岁的老人,信主后每天从早到晚坐在小礼拜堂的门口,向路人传讲耶稣,数年如一日。有一天,高学海忍不住问老人:“你从早上6点讲到晚上6点,没有吃过东西。”老人回答说:“我不饿,我的心一直是满足的,现在仍然满足。”[36]这位无名老人,就是1875年10月号的宣教通讯里提到的那位“中国助手”。

 

1870年间的中国,风起云涌,各种华洋势力都在尝试用不同的方案改变中国的现状。对高学海而言,任何方案都缺少不了福音。“很多人认为贸易可以首先改良人的生活,然后我们再带进福音;但我深信,先传福音,才会使人变成一个适合从事贸易和履行其他人生职责的商人。”[37]今天,在贸易发达而人欲横流的中国,我们不得不说,高学海的定见是具预言性的。

 

在纪念特会晚间的聚会上,高学海再度发言,直斥鸦片贸易之罪恶和英国之不义,这在1870年代的欧洲,乃是惊世骇俗的声音:“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开口,否则我们的祷告就是枉然……我们不能逃避问题,把责任都卸给政府。何为政府?不正是代表民意、来自民间、且为民所选吗?如果政府犯罪,而你们则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便是在这罪上有份……如果我们是中国真正的朋友,如我们所宣称的、如我所相信的、如我所希望她如此看待我们的,我们必须挪去鸦片这一以武力强加其身的商品。”[38]

 

谁是当去的人?

 

宣教工作的进展缓慢,历来都很容易成为批评的焦点。因此,几乎每个发言人,都反复向英国听众强调中国之大。平心而论,即使身为华人,也并非人人都能切实领会中国之“大”,这个大,不仅指疆域辽阔,也指人口众多、民族繁杂、传统顽固;何况中国之“大”的对面,是宣教士之“小”,人数奇少、接触面窄、覆盖面有限、语言文化的隔膜。

 

在纪念兰茂密尔团队特会的发言人中,路惠理是唯一一位兰茂密尔成员。[39]回顾十年在华宣教的一手经验,他首先与会众分享的,仍然是“中国之大”与“宣教士之小”:以伦敦当时三百万人口计算,有四千余名教牧人员;中国未得九省有一亿五千万人口,相当于五十个伦敦[40],不但没有一个新教宣教士去,还住有近二百名罗马天主教神父,传播另一种形式的偶像崇拜。[41]即便在西方宣教士耕耘了十多年的浙江省,两千八百万当地人中只有二十八名男性宣教士,平均一人要面对一百万人,好比整个伦敦只有三名传道人,你能指望这三人有多大进展呢?更令人揪心的是,这二十八名宣教士和他们的家人,都集中居住在五个城镇,换言之,整个浙江省仍有六十九个城镇及其周边乡村的人没有机会听福音,这些城镇分别隶属四十八个县,一共居住着一千两百万人口。[42]“四万万,我们可以说出这个数据,但谁能领会这个数字?我们可以说起这些亿万生灵,但未必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当神的眼目遍察全地时,看到的是一个个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不灭的灵魂。”[43]借用高学海的话:“我只能把这些数据以最原始的方式列给你们看,让数据本身说明进一步的持续努力是何等巨大和紧迫的需求,这远比人类的舌头所能表达的更为振聋发聩、扎心有力。”[44]

 

路惠理的发言不长,但结尾极其有力:“亲爱的朋友们,今晚我们不收金钱的奉献,而只收生命的奉献。我不认为我的弟兄高学海应该独自回到他所说的那个泱泱大省;我也不认为我应该独自回去服事台州的三百万人口。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我不知道今晚这意味着谁,但我知道,十几年前,这意味着我。”[45]

 

没有文字记载告诉后世的人,这一次聚会改变了多少人的生命。但是《基督徒报》的编辑摩根先生的发言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摩根从使徒行传中的一句话提醒基督徒反省自己的时代使命感,“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46]不错,终有一天,万族万民都会归主;终有一天,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但是这一世未信主的人怎么办呢?无论将来如何,我们的责任都该是“服事我们这个世代”。[47]最后,摩根先生公开了自己的心愿:“我有两个儿子。你们愿否向神祷告,如果他们在其他土地上比在母国更适合服事他们的世代,求神装备他们,并把感动放在他们心里。”[48]

 

八月

“勉强人进来”——路加福音14:23

 

勉强人进来

 

纪念兰茂密尔团队的特会结束了,但庄稼的主人打发工人收割灵魂的呼召,却透过历史的重幕,回响至今。1876年8月的《亿万华民》上,刊登了撒母耳·马丁(Samuel Martin)牧师的证道辞《基督徒的责任》。马丁牧师早年放弃建筑师的学业,受训做一名宣教士,后来因为健康原因不得不放弃海外宣教,并于1842年成为威斯敏斯特礼拜堂(Westminster Chapel)的首任牧师,因着他有力的讲道和勤勉的工作,该教堂1500个座位到了1860年已不敷使用,并于1865年7月6日扩建为2500个座位。[49]虽然不能亲身加入宣教士的行列,马丁牧师从未停止激励自己的会众:凭什么“大使命”是基督徒的责任?原因很简单:“一、耶稣基督把福音带到世上,这个世界就需要福音;二、如果基督命令他的门徒向万民传福音,他们就有能力完成这使命。”[50]因为福音来自神的启示,不认识神的人无法在祖先流传下来的经书中看到,无法在他们的宗教领袖或僧侣的嘴唇中听到,无法在自己的心灵土壤中搜索到,也无法在人类的探索发明中创造出来。只有已经接受福音的人才有特权和能力去传扬福音。[51]马丁牧师继而“催逼”他的会众:“难道万主之主没有在这个聚会向我们中的一些人说:‘去!’——去,不要安于祷告的内室,做一个默想的人;去,不要逗留在神家里,做一个‘坐’礼拜的人。去,不要沉湎于迟疑犹豫之罪,或让父母家人拖累你,只管去。”[52]牧会期间,马丁牧师建立了收容孤女和失业男子的救济院,在积极参与社会改良的同时,他非常清楚:无论是19世纪还是21世纪,这个世界都有自己文明发展的机器,进行医病、赈灾、救孤、恤寡及其他慈善事业,但是所有这些社团和联会与拯救灵魂的宣教差会相比,孰轻孰重呢?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应该支持哪一种机构呢?[53]

 

最后,马丁牧师用一个贫民学校小女孩的故事表明,失丧的灵魂是何等迫切地需要救赎:小女孩临终时接受了耶稣,并在断气前请求她的老师上街“勉强”其他的流浪儿也“进来”。同样,未得之地的信徒们,临终前必也会指着他的同胞对英国教会说:“勉强他们进来。”在地上息了劳苦的宣教士,也会指着他的属灵孤儿们对他的母国母会说:“勉强他们进来。”然而,还有一个更威严的声音说:“勉强他们进来!”——那便是道成肉身的主,站在羊圈中间,指着世界各地的浪子命令他的子民。如果我们被一个贫民窟女童的遗言所打动,岂不更应为了曾经寻找我们、拯救我们、重价赎买我们的那一位的遗命而奋起直追吗?![54]

 

勉强到什么地步?

 

对内地会而言,飘洋过海“勉强人进来”,已不是问题;但是在跨文化“勉强人赴宴”的过程中,什么可以让步,什么必须坚持,“向中国人做中国人”可以做到什么地步,才能既引人入席、又不亵渎同席的主,则是另一层面的难题。因此,八月号的《亿万华民》中开始转载美南浸礼会在上海的晏玛太牧师(Matthew Tyson Yates)的文章《祖先崇拜》。1847年,28岁的晏玛太抵达上海,并于同年11月在老城厢的老北门建立圣会堂,1874年更名为“第一浸会堂”。[55]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1860年代,教会经济来源断绝,晏玛太只能在工部局及美国领事馆兼任翻译、董事、陪审官、副领事等职,同时经营房地产买卖,使上海的浸信会在没有差会接济的情况下不但得以维持,并逐步扩展到昆山、镇江、苏州一带。1876年,57岁的晏牧师已经在中国人中间居住生活了29年,他的观察与辨析都是十分精到的:如果西方人像耶稣会士那样,单从中国古籍中追溯祖先崇拜的本源,便很容易认为祭祖只是孝道,而非宗教。然而,上下五千年的岁月早已改变了祭祖的实际操作和文化含义。到了晚清,祖先崇拜,或死人崇拜,对中国人而言已经成了可以牵制佛教、道教和儒家文化的核心信仰。中国人与生老病死有关的许多风俗中都尊鬼为大,而对阴间世界的理解则参照阳间世界的构架。[56]因此,华人信主之后,便不该再参加这些拜鬼仪式。即便在一个多世纪之后,祭祖这一课题至今仍备受争议,晏牧师的见解颇值得参考。

 

杭衢教牧退修会

 

为了“勉强”更多人进来,稻惟德于年底农闲之际,把杭州、衢州两府的当地同工召集起来,召开了一次为时两天的退修会。第一天(1月5日)上午,先由稻惟德回顾内地会为时不长的历史,并宣明这次聚会的目的:一、促进差会的事工;二、为过去感恩,为所有在华教会祈求新的一年加倍的祝福;三、圣灵大大浇灌教会,使每名基督徒都能言行一致地为主作见证;四、为中国教会的海外资助者代祷。[57]第二天上午,受过医学训练的稻惟德[58],以从医人员的严谨和纪律,向传道人提出五点要求:一、每人每天读一段预定的经文,并写一小段体会;二、每人应该在家有固定的祷告时间,不容任何事打扰和阻拦;三、开始带领信徒的传道人应仔细预备证道,每周上交一份给稻教士;四、每人每月交一次书面报告,内容包括走访了哪些地方、卖了多少书、多少人参加礼拜等;五、每人每月做一篇命题证道辞,上交稻教士披阅。[59]随着同工的增加和宣教区的扩大,深度的个人灵修、定时的门徒训练和系统的事工记录不仅在当时极为必要,也因为这些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我们今天才有可考证、可引用、可信任的史料。

 

当年,桑小凤也是被“勉强来”的,但是今天,他自己也已成了“勉强人来”的传道人:

 

稻先生刚才说,当范(明德)先生初到绍兴时,一个信福音的人都没有,因为他们从未听过福音。但是感谢神,我听到了,也信了。我是九年前第一个受洗的基督徒;现在,府城和各支站共有70多人受洗归入教会,包括范先生走后的那34人,此外还有30名呼求主名且守主日的慕道友,以及其他差会的两位宣教士带领的40名信徒。我刚信主时,传福音非常浮躁焦灼,认为那些不肯马上信耶稣的人都愚不可及。但我至今还记得范先生对我说的话:“为神工作的人必须有耐心,因为主里的劳苦绝不是徒然。”[60]

 

杭衢退修会上,有一位英籍宣教士总结说:过去来华差会的努力归于“徒然”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没有现成的中文圣经可读。[61]奉化的文牧师发言补充说:今天,我们虽已有了可读、可售、可传的中文圣经;但是,侧重宣讲哪一段经文成了新的问题。世界之子乐意听取任何讨他们欢心的教义,但若是我们的信息中不高举“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有的努力便仍是徒然。[62]

 

我们可从这些历史记录里看到内地会中西同工的互动:西教士的舍己精神感动当地信徒奉献自己,而当地传道人和信徒的热忱与敬虔也反过来促进了宣教士们的信心。不仅稻惟德认为文牧师讲道之活泼有力,是他自1874年离开英国后所罕见的,[63]与文牧师在奉化一起同工的卫养生夫人也在信中说:“看到任何当地人受洗我们都非常高兴——我所见到的第一个洗礼使我大为震动,我从未如此震动过。”[64]

 

退修会上,王来全牧师特别报道了余杭教会的近况。余杭教会虽小,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是由杭州本土教会所发起的。四年前,杭州教会用七万文铜钱成立了“杭州本土宣教会”,每年约有20名信徒集体奉献约四万文铜钱的“宣教经费”,约合22两银子;[65]而当时的穷人,一天只赚相当于六便士的钱养家。[66]两年后,他们以每月1银元的经费[67]在余杭设立了第一个宣教站,到1875年底,已有五男一女受洗,另有四名洗礼候选人,三位慕道友。[68]同期的《亿万华民》中刊登了余杭本土宣教士桑良榕(Tsiang Liang-Yuong)的信,为后人保留下当地首位信徒的见证:

 

我们刚到这里时,因为一时租不到房子,就在一个客栈里住了八九个月,巡回卖书。店东姓查(Ts’a),一家七口:三子一女,加上岳母和太太。通过他的帮助租到现在的房子之前,查先生一直坚持听我们讲道,并逐渐热爱真理。后来,他扔掉灶神,把财神连像带龛都交给宓道生先生,开始守主日,并要求受洗。但自从他加入教会起,迫害就一直不断:有一次,他拒交祭神的费用而遭毒打。此外,他的太太也常在他做礼拜的时候,当众大声喝斥他,逼他回家,但现在这位蒙大恩的女子也开始敬拜神,守主日,身列受洗名单中了。查先生早已不再经营客栈,他现在是我们的流动售书员,为人热忱,甘心乐意地事奉神,只领八到九英磅的经费作为个人支出,[69]而原先那个客栈的租金正好补贴家用。难道这不是神的恩典,把我们带到他的客栈,并留在那里,以至于他和他的全家可以得救?[70]

 

《造访我们的宣教站》

 

宣教士们带着主“勉强人进来”的命令,走在从宁海到天台的山路上,随时都能俯瞰脚下散落的村庄,一边是异教国土上沉沦灭亡的灵魂,一边是在所谓“基督教国家”正在生锈报废的神仆,也许每个人的心头都会像戴德生那样感慨:这些群山古树曾见证过多少代或生或死都未见主面的人!难道母国的基督徒们不该放弃那些别人可以轻易替代的工作,到中国大地上数以万计的村庄乡镇中来高举十字架?[71]

 

缺少工人的情况下,巡回布道是最常见的宣教方法。在乡间大道上与下乡传道人的偶然相遇,是很多乡民生平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听到福音。“请你写一段祷告文给我们,因我们不知道怎样向你们的神祷告。”“给我一本书吧,要有耶稣的名字在里头。我虽然不识字,还可以找别人念给我听。”[72]听到乡民们朴实诚恳的要求,也许每个宣教士都会像戴德生一样感慨:“除非神的灵在为这些人、也在这些人中大大地做工,不然我们这区区几名宣教士在亿万华民中算得了什么?如果我们不是在襁褓中就开始接受潜移默化的教导,而是和这些中国乡民一样,与陌生的传道人偶然相遇,一两个小时的谈道成为我们唯一得救的机会,我们今天又会在哪里呢?会比在异教文化中长大的人更容易接受耶稣吗?[73]”一百多年后听道听出茧子来的我们,是否也该如此自问呢?

 

二访河南

 

读者应该不会不记得,因着戴亨利,河南成为“未得九省”中第一个听到福音的省份。由于马嘉理事件,各地风传中英即将开战,二访河南的计划不得不推迟到10月24日。旧地重游,沿途遇到很多曾经购买过福音书册的人,但没有人能对书的内容说出个所以然。这一看见让戴亨利更加坚信:“必须有人住在他们中间,才能产生全面、持久的效应”。[74]15天后,戴亨利和张传道抵达汝宁府。他们第一次来时,府台大人曾召聚士绅,商讨如何对付这两个传洋教的。有人建议集体到客栈下逐客令,也有人认为这样有违“怀柔远人”之道,何况洋教也是“劝人为善”。两位传道人一走,府台就下令把搜罗得到的福音书册付之一炬,并规定不许将房产或土地租、卖给外乡人,连作中人都不可。同时,谣言四起,或是孩子失踪,或是被洋人施了邪术的人在大街昏厥,甚至很多人说“眼睛”给洋人偷去 —— 这回不是做药,而是做望远镜!—— 戴亨利写到这里,不禁发出浩叹:这些“可怜的、懵懂的中国人,我的心为她哭泣,她发现危险是如此地迟钝,认识她真正的朋友也是如此缓慢。”[75]

 

当戴、张二人重访汝宁时,投宿到一家经营了二十年之久的老店,老板姓彭,长年吃素,原籍湖北,出于同乡之谊,热情款待两位湖北来客。当府台私下质询他时,他先是一言不发地恭听,然后才从怀中取出一本福音书说:“我已读过,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他们是好人。我的店招待四方客旅,不方便厚此薄彼。”[76]神便是这样出手保护了他的仆人。

 

读者也许还记得,上次在汝宁府城逗留的八天中,至少有四人接受了耶稣,成为戴、张二人日夜代祷的对象。半年来,唐先生仍然“向锡安迈进”,那位决定用耶稣替代满屋偶像的胡先生已经去世。如果福音是1875年末而非年初传到汝宁,对胡先生而言就太迟了。胡先生的朋友万先生已离开汝宁,无法跟进。而那位迫切要求受洗的穆先生,一直积极向家乡的人传福音,至少已有六人决定跟随基督。他自己的家人在这段时间里多病多灾,但他在这些苦难中看到神的手,温柔地承受着。他年轻、识文断字、家境宽裕、以行医为生。尽管戴亨利急缺本土助手,却没有开口,因为穆先生现在所做的工作已经十分可喜。[77]

 

戴亨利的宣教报告,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福音书中记载的两个两个奉差遣到各城各方的圣徒,从一地到另一地为各家求平安,或被接待,或被拒绝:比如,在一个有无数回民和百余名天主教徒居住的商埠,戴、张两人却能连续八天在街头放胆传讲福音,没有人拦阻。而在古老保守的陈州府,傲慢、心硬的当地人无礼地践踏“珍珠”,几乎要将两人撕成碎片。在跺去脚上的尘土之前,戴、张二人为这座城献上了代祷。在归德府,他们和耶稣一样“没有吃饭和睡觉的工夫”,无论在街头还是客栈,都被当地人重重包围。八天下来,惊动了府台来访,当着两人的面,严嘱店东确保远客的安全;回衙后却暗中勒令店东马上赶走洋人。听了回民店东的陈述,两人只能婉言谢辞府台打发来的轿子,向开封进发。[78] 在河南首府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样的回应呢?

 

 

特别声明:本文与上一期刊登的《一八七六年的内地会(三)》都曾于2008-2009年间在香港《时代论坛》周报上连载,经作者修订扩充后转载于《教会》,在此特别感谢《时代论坛》报社允许转载。

 

 

[1] 引自“Review of the past ten years of the Missio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6, Vol.1875-1876, p.157。

[2] 出处同上,第157页。

[3] 出处同上。

[4] 应指倪义来。

[5] 应指白爱妹。

[6] 出处同上,第158页。

[7] 出处同上。

[8] 出处同上。

[9] 《亿万华民》的原文只说是“美国浸礼会”,未说明是美北还是美南浸会;笔者按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美北浸礼会华东区〉章(第198-201页)的资料,美北浸礼会于1843在宁波、1869在杭州和绍兴等处建立各项福音事工,与内地会的工场相同,因此确定是美北浸会。

[10] 引自同期“Review of the past ten years of the Mission”,第158页。

[11] 出处同上。

[12] 引自同期戴德生的发言,第163页。

[13] 出处同上。

[14] 引自同期Mr. R. C. Morgan的发言,第166页。

[15] 引自同期戴德生的发言,第163页。

[16] 出处同上,第163页。

[17] 引自同期Rev. D. B. Hankin, M. A. 的发言,第156页。

[18] 出处同上,第157页。

[19] 按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第175至176页记述:伦敦会的宣教士施敦力约翰(原名不详)和杨威廉(William Young, 黄光域《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第719页译作叶韪良)于1844年从新加坡转往厦门宣教,1855年后事工发展开始顺利。山雅各于1867年抵厦门,与其他中西同工一起把伦敦会的事工延伸至闽南。

[20] 美国纳什维尔(Nashville)的黑人大学Fisk University在1870年初面临财政困难,该校的司库兼音乐讲师George L. White为了帮助大学筹款,将9名黑人学生组织成唱诗班,以The Jubilee Singers为名,先在美国中西部巡回义演,逐渐被主流观众接受后,于1872年在波士顿世界和平庆典上演出,是为黑人音乐团体首次在美国大型音乐活动中登台。1872年底,应格兰特总统(Ulysses S. Grant)之邀,该诗班在白宫演出。1873年4月,Jubilee Singers到欧洲演出,成为第一个在英国流行的美籍非裔福音诗班。Fisk大学用他们所筹的义款购造了该校第一座永久性的建筑,命名为Jubilee Hall,以Jubilee Singers为名的诗班及歌手至今仍非常活跃。

[21] 引自同期Rev. James Sadler的发言,第161-162页。

[22] 出处同上,第162页。  

[23] 引自同期Rev. Dr. Culross的发言, 第164页。

[24] 引自同期Rev. James Sadler的发言,第162页。

[25] 出处同上,第163页。

[26] 出处同上。

[27] 引自同期Rev. Dr. Culross的发言,第164页。

[28] 出处同上,第165页。

[29] 按内地会宣教士名录,时为1868年。

[30] 按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第489页,时为1869年12月。

[31] 引自同期Mr. J. E. Cardell的发言,第160页。

[32] 按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第489-490页,时为1871年3月。

[33] 引自同期Mr. J. E. Cardell的发言,第160-161页。

[34] 出处同上,第160-161页。

[35] 出处同上,第161页。

[36] 出处同上。

[37] 出处同上。

[38] 引自同期Mr. Cardwell的发言,第168页。

[39] 戴德生虽然也是兰茂密尔的成员之一,但他是以内地会创始人的身份招募宣教士,而且兰茂密尔之行并非他首次赴华。

[40] 原引自对犹太人传福音的宣教士Rev. J. Wilkinson的发言,第166页。

[41] 引自Mr. Rudland的发言,第166页。

[42] 引自Mr. Rudland的发言,第167页; 另同期Richard Hill所读的报告中也提到,第159页。

[43] 引自同Mr. Rudland的发言,第166页。

[44] 引自同期Mr. Cardwell晚间的发言,第168页。

[45] 引自同期Mr. Rudland的发言,第167页。

[46] 按英文语意,取和合本使徒行传13:36括号中的译法:“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或作‘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

[47] 引自同期Mr. R. C. Morgan的发言,第166页。

[48] 出处同上,第166页。

[49] 马丁牧师卒于1878年,年61岁,他的生平可参看Westminster Chapel的网站http://www.westminsterchapel.

org.uk。

[50] 引自“Christian’s Responsibility”,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Vol.1875-1876, August 1876, p.175。

[51] 出处同上。

[52] 出处同上。

[53] 出处同上。

[54] 出处同上,第175-176页。

[55] 晏玛太的生卒年份为1819-1888年,按维基百科的资料zh.wikipedia.org/wiki/晏玛太,该教堂旧址位于黄浦区人民路706号,曾名进德小学,现为黄浦区第一中心小学。另,上海的晏摩氏女中、苏州的晏成中学的校名都是为了纪念晏玛太对该会的贡献。

[56] 引自同期“Ancestral Worship”,第171页。

[57] 引自同期“Conference of Native Preachers at Hang-Chau”,第173页。

[58] 按冯浩鎏所著《长江杏林》<稻惟德>篇,稻教士原为医学生,于1874年2月28日休学赴华,因他的内、外科医术超卓,在上海颇受欢迎。他的未婚妻于1874年底到中国,两人婚后前往浙江衢州从事医疗宣教。

[59] 引自“Conference of Native Preachers at Hang-Cha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Vol.1875-1876, September 1876, p.193。

[60] 引自“Conference of Native Preachers at Hang-Cha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Vol.1875-1876, August 1876, pp.176-177。另参稻惟德在同文中的发言,第176页。另参范明德在September 1876期中引用桑小凤的来信,第195页。 

[61] 引自“Conference of Native Preachers at Hang-Cha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Vol.1875-1876, August 1876, p.193。

[62] 出处同上。

[63] 出处同上。

[64] 引自同期“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中Mrs. Jas. Williamson的来信, 第182页。

[65] 按王宏斌著《晚清货币比价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5页:(1)从乾隆三十一年到咸丰四年(1766-1854),每两白银与制钱的比价由800文上涨到2600文左右;(2)从咸丰五年到同治四年(1855-1865),每两白银下降到1200文制钱左右;(3)从同治五年到同治十一年(1866-1872),每两纹银上升为1800文制钱;(4)从同治十二年到光绪三十年(1873-1904),每两纹银跌到1200文制钱左右;(5)从光绪三十一年到宣统三年(1905-1911),每两银价复涨到1800-2000文。1875-1876年间,白银和制钱的比价应为1:1800,四万文钱约合22.22两银。另参《一八七六年的中国内地会(一)》注释17。

[66] 引自“Conference of Native Preachers at Hang-Cha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Vol.1875-1876,  August 1876, p.177。另同期桑良榕来信的编者注说:some of whom [poor people] may earn, and support a family on, six pence a day. (p.181) 按365天计算,一个穷人的年收入为2190便士,按240便士 = 1 英镑(1英镑 = 20 先令,1 先令 = 12便士)即9.125英镑。另同期桑良榕信的编者注说:4银元相当于18先令(p.181),即1银元 = 4.5先令;按1银元= 0.72两,1两银 = 6.25 先令,穷人年收入合3.5两银,或6307文钱。

[67] 原文所用的货币单位、名称不统一,很难参照比较。按余杭教会的当地传道人桑良榕信中所述:杭州教会每月捐助1元(dollar)供应余杭宣教站。这里的“元”应指当时流通的墨西哥银元,按官方比价“七钱二分制”,即1银元约合0.72两银子算,余杭教会每月经费不超过一两银子。

[68] 数据引自桑良榕的信“The Mission Church at Yu-Hang”,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Vol.1875-1876, Augest 1876, p.180。

[69] 这一费用当包括外出的旅费和食宿。按Arnold Dallimore所著Spurgeon, A New Biography第11章,同时代人司布真牧师(1834-1892)成立的The Colporteurs’ Association雇用的流动售书员每人的基本年薪为40英镑,另外可从售出的书籍中提成达40英镑。而同书14章说,当时一个普通英国牧师的年薪为40到80英镑。

[70] 出处同上,p.180

[71] 引自同期“Visit to our Mission Stations”,第 177页。

[72] 出处同上,第178页。

[73] 出处同上。

[74] 引自同期“The Visit of the Nine”,第181页。

[75] 出处同上,第181页。 

[76] 出处同上。

[77] 出处同上。

[78] 出处同上,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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