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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赴华宣教士大会报道(上) [注1]

译/《亿万华民》译友会      编校/亦文   译者按: 1843年8月,在香港、澳门、马六甲华人社团中服事的宣教士在香港召开了一个全体会议,当时只有四五个差会的14名宣教士参加,会期仅一天,主要探讨中文圣经翻译的事宜。三十多年后(1874年),一群长老会宣教士在烟台休假时,与其他差会的宣教士一起发起了大会的提议,最终于三年后的5月在上海召开了全体在华宣教士大会。1877年也是马礼逊抵华七十周年,当时中国共有来自29个差会的473名宣教士(含宣教士夫人),其中126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外加16名已经改行而被特别邀请的前宣教士。这次会议长达两周,整个会议记录和发言稿全文的完整记录曾结集出版,已成珍贵史料。因篇幅有限,本文仅逐字翻译整理了《亿万华民》1877年九月号第105-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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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八) [注1]

译/《亿万华民》译友会       编撰/亦文   中国内地会在短时期内跃升成在华最大的西方差会,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为全球最大的差传机构,可谓近代宣教史上的奇迹之一,但她的成功也并非横空出世。内地会在中国的宣教模式与组织架构,是建立在很多先行者的经验之上,包括入华近三百年的罗马天主教。戴德生传记中很少提到他与天主教神甫的交往,唯一一处便是扬州教案前后,戴德生结识在三义阁开办孤儿院的金缄三神甫(P. Joseph Seckinger,一说金式玉)。《挚爱中华》一书中提到戴德生对金神甫的印象是“诚恳而敬虔”,并非常认同他对中国信徒的观感。[1]由于当时在欧洲,天主教与基督教的积怨仍深、壁垒分明,戴德生很少公开表达他对在华天主教修会的看法。但是1877年八月的《亿万华民》摘录了一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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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七)[注1]

译/《亿万华民》译友会       编撰/亦文   熟悉戴德生传记的读者,或许会记得扬州教案之后,戴德生一度情绪低落,甚至脾气暴躁。每天每时的失败,甚至让他开始质疑一个如此容易跌倒的人,到底是否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又有什么资格向中国人传讲“做神儿女的权柄”?在那个夏天,他时常与一位当时驻杭州的宣教同工分享这些灵命的挣扎,而这位弟兄的回信,给戴德生带来了灵里的安息,而他重新获得的喜乐,又进一步感染了镇江、扬州两地的同工。这位帮助戴德生走出属灵低谷并获得“更换的生命”的宣教士,便是麦卡悌(John McCarthy)。他们夫妇与福珍妮在杭州同工、训练中国领袖。福珍妮回国述职并与戴德生结婚后,麦卡悌夫妇继续以扎实稳健的行事风格与当地牧师王来全联手服事,后来杭州新巷的教会在很多年间都是内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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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成圣与敬虔操练 [注1]

文/刘石   我成圣生活中的经历与突破   感谢神,我蒙恩得救以后,过了两年就做了传道人。我做传道人一开始非常热心,事工也很积极,在一位老师的帮助下,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小聚会点。当时我二十八岁,按照圣经来说是个少年,做工也有信心、有力量、有朝气。但过了一段时间,有人说我的爱心渐渐冷淡了,甚至有老姊妹说:你的道好像没有生命了。我就说: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神的道,你信了就有生命。她说:你看一下约翰福音15:1-11,里面讲枝子要常在葡萄树上,我们的生命要与主联合。她的意思就是:你看你现在生命状况如何呢?是不是在主里面呢?我想我当然在主里面了,因为我因信就在基督耶稣里了。   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想,她说的话是不是有道理呢?但是我当时有一个难处,对我来说很难突破。我开始服事大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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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教会劝诫手册》[注1]

文/鲍比·杰米逊(Bobby Jamieson)      译/何之是   亚当斯在他的《教会劝诫手册》开篇第一句就说道:“你手中的这本书诚如其名,就是一本手册。”这句话一点没错,它确实既直接又有帮助。这本手册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分段合理,那些忙碌的牧师和带职服事的基督徒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当作事工指南来用。   一本平衡的入门书   虽然我不能完全同意书中的每一处细节,但是关于教会劝诫的主题,亚当斯在1974年出的这本书,依旧是最平衡的入门书之一。教会劝诫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好词,部分原因是由于许多教会从未像亚当斯那样真正理解这个词。换句话说,劝诫基本上代表着教导,而这种教导带着防止和纠正错误的意味。可是,在把正确的教导给会众之前,绝不适合执行纠正性劝诫。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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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六)[注1]

译/《亿万华民》译友会      编撰/亦文   熟悉戴德生生平的读者,一定记得1868年的扬州教案对这位年轻差会领袖的打击。在中国官民的攻击与英国社会的声讨双重压力下,刚成立三年的中国内地会险些被扼杀在摇篮中。英国外交人员的强劲手段也让戴德生百口难辩、左右为难,百年之后,仍有人视他为“险些引起中英战争的肇事者”。然而,人们不应忘记的是,教案结案之后,戴德生与发妻玛利亚返回扬州产子,并给他取了一个中国乳名:天保(即戴存智,Charles Edward Taylor)。[2]戴德生夫妇在患难中对神的信靠、对人的忍耐赢得了扬州人的心,那对最初接待他们的房东夫妇,和在暴乱中曾对他们表示同情的两个当地人,都先后信主受洗。[3]到了1877年,距扬州教案的发生已近十年,内地会在此地的宣教事工有何进展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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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五)[注1]

译/《亿万华民》译友会       编撰/亦文   “眷顾贫穷的有福了!” ——诗篇41:1   光绪三年的暮春时节,柳絮点点、牧笛声声,长江下游某个山村沿岸,停泊着一艘普通的小船,舱中的客旅正在书写一封寄给英国教会的“公开信”。作为差会的领袖,戴德生既要巡视中国各地的宣教站,又要兼顾英国各地的支持者,他常常利用旅途的空闲撰写和编辑《亿万华民》中的文稿。我们今天读到的很多戴德生的中国来信,恐怕都写自长江沿岸的各式轻舟。   眷顾贫穷[2]   “眷顾贫穷的有福了”——戴德生在这封信中,以诗篇41篇的首句开篇。圣经中的“福”字比比皆是:神“赐福”给我们,我们成了“蒙福”的人,也常常被称作“有福”,我们也当“称颂”神。[3] 但究竟怎样“眷顾贫穷”,才能蒙受从神来的祝福呢?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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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四)[注1]

文/亦文   “施比受更为有福” ——使徒行传20:35   在中国教会史上,1877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自第一位基督教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807年抵达广州以来,福临神州已有七十年之久。各大驻华差会深感有必要群策群力,回顾并展望在华的宣教策略。于是,便有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来华宣教士大会。根据美国长老会梳理出来的一份名单(见附录一),当时共有300名宣教士在中国,145人为英籍,140人为美籍,15人为德籍。其中44位当时人不在中国,虽然大部分人只是回国述职,但也有不少可能不会重返禾场。驻华的256人中205人为男性,51人为女性(包括寡妇与未婚姐妹)。当时中国信徒的人数约为一万三千人,男性八千左右,女性五千上下(见附录二)。   这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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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三)[注1]

文/亦文   “你 们 蒙 召 原 是 为 此 。” ——彼得前书2:21a   蒙召的实质和宣教的模式[2]   在这一期《中华归主》专栏中,作者以彼得前书2:20-21为楔子,引出基督徒蒙召的目的是为了“因行善、受苦害、而忍耐” [3]。那些为财产受损而欢喜、为名字被弃绝而狂欢、觉得配为主名受苦的早期教会的信徒,既非傻瓜,也非疯癫,更没有白白受苦。因着他们的见证,“殉道者的血成为教会的种子”成为一句箴言,教会只要一天没有忘记其呼召,这句箴言便仍然有效。接着,作者将这一属灵规律和海外宣教联系起来,当西方宣教士传讲一位全知、全能、全善、全圣的天父,将自己完美无暇的独子倒空成为赎罪祭时,中国人听来只是一出匪夷所思的天方夜谭。在他们的生活处境中,几乎从未经历过“无缘无故的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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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内地会(CIM)到海外基督使团(OMF)的神学教育策略

文/亦文   中国内地会(简称“内地会”)是中国教会非常熟悉和尊重的一个西方差会。即便是内地会离开中国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在很多中国教会组织或领袖人物的历史传承上捕捉到“内地会基因”。这种“遗传现象”不得不归因为其宣教策略与神学教育的成功。与此同时,内地会离开中国后,虽然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但其运作模式(包括神学教育)中,仍体现出种种“中国经验”的印记。因此,对内地会在华期间和离华之后的传承与发展加以学术性研究,也对今天的中国教会反省神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以民国时期神学教育研究著称的徐以骅教授,将新中国建国之际的新教神学教育体系比做宝塔型:处在宝塔顶端的是招收大学毕业生的神学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只有燕京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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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六年的中国内地会(四)

文/亦文   七月 纪念兰茂密尔团队出发十周年特刊   基督精兵之伤亡   1866年5月26日,一艘载有18名成人和4名儿童的三桅帆船扬帆出海。当船长和水手们启锚离开英国码头时,恐怕并未意识到,所承载的竟是近代史上最大的宣教团队;他们更不会想到,因为这个团队,这艘船的名字将会永远铭刻在中国教会史上。   这艘船就是兰茂密尔号,这个团队,就是兰茂密尔团队,也就是中国内地会正式成立后第一批赴华先驱。1876年7月正好是《亿万华民》发行一周年纪念,而同时又是兰茂密尔团队起航出发十周年,作为特刊,这期《亿》刊集中报导了1876年5月26日周五下午和晚上,藉迈尔德美公园(Mildmay Park)会议厅所举行的两场大型聚会。   先由内地会伦敦咨询委员会秘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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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六年的中国内地会(三)

 文/亦文   五月 “弟兄们……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帖撒罗尼迦后书3:1   内地会的属灵诀窍 早在正式成为宣教士之前,戴德生就清楚认识到,他到中国之后,就不能再依靠人的帮助。因此他离开英国前,便操练自己学会单凭祷告来感动人、推动人。而内地会的创立与生存,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见证:“她由祷告而诞生,以祷告滋养浇灌,至今仍月复一月地,仅因为神垂听我们由信心发出的祷告,而一直被托住。”[1]藉着祷告,微薄的十英镑成为中国内地会的第一笔奉献;藉着祷告,兰茂密尔团队成为近代史上同时出发的最大宣教团队;藉着祷告,发妻的早逝和四名儿女的夭折没有击垮戴德生;藉着祷告,病瘫在床的戴德生打开了九省福音之门……随着一期期《亿万华民》的报导,我们将见证短短几十年间,内地会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差会,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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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六年的中国内地会(二)

文/亦文   三月 戴德生与郭实腊的渊源   提起戴德生和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就不能不说到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1803-1851)和中国布道会(Chinese Evangelisation Society)。作为早期驻华侨民中最具争议的宣教士,郭实腊曾尝试过各种宣教途径,也是最早提出深入内地的宣教方针的人。在去世前一年,他创办了《海外布道杂志》(The Gleaner in the Missionary Field)这份宣教期刊;在他去世后一年,中国布道会正式成立。戴家是最早订阅《海外布道杂志》这份期刊的家庭之一;戴德生最初也是被中国布道会差派到中国的。戴德生不止一次说:“郭实腊是内地会之父。”由于缺乏管理和对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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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六年的中国内地会(一)

文/亦文   一月   仰望……耶稣——希伯来书12:2   劳易士牧师的赠言 1876年第一期《亿万华民》上刊登的是劳易士牧师(W. G. Lewis)在迈尔德美会堂(Mildmay Conference Hall)[1]为内地会宣教士举行的送别会上的致辞,原载于《基督徒报》(The Christian)。1860年,戴德生于返英时,一度居住伦敦贝斯维特区(Bayswater)的威士本丛林街(Westbourne Grove)63号,并在那里的浸信会聚会,结识了主持该会的劳牧师,两人成为好友[2]。作为浸信会会刊的编辑,劳牧师曾邀请戴德生撰写一个有关宁波宣教的系列。但是第一篇文章刊登后,劳牧师却将第二篇稿件退还给戴德生,因为他深深意识到这些文字的重要性,绝不应该仅局限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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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组曲

编者按:诸天颂赞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整部人类历史都在彰显他的永能和神性,但是,没有一类历史能比宣教的历史更能颂赞神的公义、智慧和圣洁,因为救恩在其中格外显明。本文从这部救恩历史中截取了三个断面,分别是上世纪30年代,50年代,和今年的三段宣教旅程。这些记于信件、回忆、日记中的鲜活经验和体会,如同三支动人的诗歌互相呼应,第一支余音绕梁、第二支渐进尾声、第三支甫始兴起,但也似同一支旋律的变奏,赞美大哉奇哉的神。因为无论这些传道者往何处去,都发现神已经在那里,并与他们同行。   第一支歌:穿越戈壁沙漠 ——30年代内地会宣教士宣教旅程实录   文/巴富羲        译/尹道明   巴富羲弟兄,内地会的英国宣教士,1931年被神呼召,放下作为医生的前程,来到中国,与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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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支歌:无声的呼唤——50年代彝族地区宣道回忆

口述/边云波        整理/恩雨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大陆许多弟兄姐妹有一个领受,要往边疆传道,甚至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就是传到地极。边云波弟兄也是其中的一位,他于1948年蒙召,写下《无名的传道者》后,与七位弟兄姐妹一同去西南传道。1950年到1952年间,边弟兄数次前往云南北部彝族地区服事,本文摘编自他的讲道和见证的相关部分。   一   我和两位彝族弟兄沿着一条崎岖狭窄的荒路,走进一座荒山。荒山里有一块地长满了荒草,荒草中有一座无人注意的荒坟。荒坟四面环山,周围有许多青松,坟前有一个十字架形的墓碑,碑文上刻写着一位宣道士的名字。   这位宣道士是内地会的一位英国传道人,多年前来到云南北部彝族地区传道,白白地给人治病,带领了不少人归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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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支歌:趁着还有今天——2011迪拜访宣日记[注1]

文/子衿 子衿弟兄,现在北京某教会带职服事,2011年8月和另一位弟兄前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华人中访宣21天。本文选摘自子衿弟兄在宣教禾场的日记。   第三天 8月1日 星期一   今天是迪拜时间8月1日上午9点,也是阿拉伯传统的斋月的开始。此月被称为“莱麦丹”月,“莱麦丹”有“磨练”的意思。从今天开始,白天不能在公共场合吃东西喝东西,饭馆白天关门或者全部用布将门窗遮挡起来,吃饭的人可以在里头吃喝,出门就不行了。他们是晚上6点之后至早晨天亮之前,才可以吃喝东西,公共场合也恢复正常。   当地日间温度高达50摄氏度,我们昨天白天没有出门,晚上5点多开始集合,赶赴位于另一个酋长国富基拉的民工营地。富基拉的事工开始于4个月前,每周都有一次探访和聚会,我们先到龙城[2]的教会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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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三藩市华侨事工对今日民工事工的启示

撰译/亦文   引言   民工事工对国内教会而言,似乎是一个新工程;但是在海外教会发展史中却有很多可资借鉴的先例。本文希望借着对美国三藩市(即旧金山)浸信会华侨事工的史实梳理,对从事当代民工事工的教牧同工有所启发与助益。   美国早期华侨与当代中国民工有很多相似之处。华侨之移居海外,是由很多“推动”和“拉动”的因素造成。鸦片战争清政府之战败、农民起义、族群世仇、口齿繁增、干旱、饥荒、经济拮据都把中国人“推往”美国打工;而西方的富有、受雇机会和金子也把很多人从家乡“拉往”“金山”。因为文献阙如,无法确定首名华侨何时抵达加利福尼亚。最早的文字记载显示,早在1847年,便有一名广东商人来到了三藩市,也正是他,把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回家乡。1850年时,加利福尼亚只有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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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独圣经”与“只有圣经”——从宗教改革的角度看圣经与传统的关系

文/游冠辉   中国教会普遍认为自己是福音派信仰。福音派信仰最核心的内容包括:高举圣经无上的权威,承认耶稣基督的独一无二,注重个人重生得救与生命更新,以及热心传福音等。福音派神学的根源当然在圣经。但从历史神学的角度来看,福音派神学传统要追溯到宗教改革甚至更早。美国福音派学者伯纳德Ÿ兰姆在《洪流中的坚信——福音派历史神学探源》一书中指出,大部分福音派信徒对于历史神学之了解极为贫乏。这种对历史的无知即便没有构成危险,也是一种神学上不健康的表现。兰姆认为,没有历史意识使得福音派信徒对自己的神学和属灵的连贯性失去真实的感受,这必然导致我们的信仰流于肤浅。[1]作为一个新教尤其是福音派信徒,要想对自己的信仰传统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宗教改革的神学。许多敬虔的信徒认为,我们只要回到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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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历代敬拜礼仪文献选辑[注1]

编著/林慈信   一、大颂歌(Great Canticles)   路加福音第1-2章以诗歌宣扬耶稣的降生并不是件偶然的事。从那时候起,基督徒的信仰常常以喜乐的音乐表达出来,这在历史上没有其它宗教可以相比。路加福音的四首颂歌在形式上是诗歌,是除了诗篇以外基督徒崇拜中最常唱的诗歌。   尊主颂(Magnificat):马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路1:46-55)   撒迦利亚颂(Benedictus):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路1:67-79)   荣归主颂(Gloria in excelsis Deo):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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