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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三)[注1]

文/亦文

 

“你 们 蒙 召 原 是 为 此 。”

——彼得前书2:21a

 

蒙召的实质和宣教的模式[2]

 

在这一期《中华归主》专栏中,作者以彼得前书2:20-21为楔子,引出基督徒蒙召的目的是为了“因行善、受苦害、而忍耐” [3]。那些为财产受损而欢喜、为名字被弃绝而狂欢、觉得配为主名受苦的早期教会的信徒,既非傻瓜,也非疯癫,更没有白白受苦。因着他们的见证,“殉道者的血成为教会的种子”成为一句箴言,教会只要一天没有忘记其呼召,这句箴言便仍然有效。接着,作者将这一属灵规律和海外宣教联系起来,当西方宣教士传讲一位全知、全能、全善、全圣的天父,将自己完美无暇的独子倒空成为赎罪祭时,中国人听来只是一出匪夷所思的天方夜谭。在他们的生活处境中,几乎从未经历过“无缘无故的爱”、有仇不报的仁恕。要让中国人明白古老福音的信息,必须住在他们中间,活在他们面前。

 

神其实在对每一位他所拣选的福音使者说:去,住在这些未信之人中间作我的代表。他们会像对待我那样对待你,你也当像我对待他们那样对待他们。他们不会理解你,反而会以怨报德,中伤并嘲笑你的无私牺牲。尽你所能,献你所有,不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只要耐心欢喜地忍受所有罪人针对你的抵触。当他们对你锲而不舍的精神开始诧异而惊奇时,再告诉他们你心中盼望的缘由。让他们看到你在任何委屈、冤枉和苦难面前的真实喜乐,以此为契机把神的恩典用明白易懂的方式展现出来,因为“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具有如此见证的生命,绝不会枉费。

 

作者以早期使徒的见证向19世纪末的英国教会所作的挑战,同样适用于今天的华人教会:是什么在重重苦难与试炼中托住了那些早期信徒?——信靠永生神,唯独信靠他。受命往各地去,他们便奉命往各地去;受命传讲真道,他们便奉命传讲;通过降服而征服,因着软弱而得胜。这些人不过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男女老少,接受了和我们一样的呼召,领受了一样的权柄,将来领取一样的奖赏。在传道的过程中,他们有什么先例可循?——有主的脚踪可以跟随:如果他生为罗马公民,至少可以免于十字架的酷刑,但他宁可以犹太亡国奴的身份出生;他也没有在迦玛列门下受教,而是把大半生浪掷在一个被藐视的拿撒勒木匠世家;他用来抵抗撒但试探的属灵武器,不过是同样赐给我们的神的圣言;他的衣食住行和宣教士一样依靠众人的接待,神曾使用天使传递信息,但他并未以天使的样式降世;他因饥饿而在路边的树上寻找果实而不得,他因干渴而向撒玛利亚妇人乞水;不是通过抗争,而是通过死亡,他战胜了死权与恶者。这便是主耶稣的生命带来的功课,谁愿来效仿他?“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你们蒙召原是为此”。

 

内地会的宣教策略[4]

戴德生和他的同工们虽然清楚整个内地会蒙召的实质,但是他们打破常规的宣教策略,却不断引起在华外侨团体观察者的惊疑。1876年12月12日的《晋源西报》(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 上刊登了这样一份报道:

 

武昌实乃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出发点,该会也在力求“名实相副”,两个两个向各省进发。本周,该会便有一对人马前往尚未对外开放的宜昌,以期在彼定居,我相信他们的目标是四川。不久前,另外四人溯汉江而上,一对往甘肃、另一对往陕西。去年夏天,前往湖南的两个人在短暂停留后被驱逐出境……但是,以真正的“大不列颠式勇气”——或者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基督徒式的坚忍”——他们仍计划“卷土重来”。迄今为止,他们的事工尚未在一处长久延续,因此也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当地人没有很好地受装备、被感召,他们如何继续外国人刚刚开始的事工,并带来好的果效?不过,我们不得不赞叹他们的热心、信心和无私的奉献。

 

这篇报道的作者,显然不了解,内地会当时已经在五个省份建立了五十二个有常驻宣教士或中国牧长的福音站。因此,转载这篇文章之后,作者重新引导英国读者一起审视内地会在中国禾场的定位和策略。[5]首先,他提醒读者,中国内地会并非唯一一个在华差会,甚至也不是最伟大的差会之一。内地会自视为一个辅助性的机构,若没有其他欧美差会的先驱和同僚的努力,内地会便不可能使用他们编辑的教材学习语言,散发他们所翻译的中文圣经,出售他们撰写印刷的福音小册子。也正是因为别的差会已经在着手这些事工,内地会才觉得可以采取一条完全不同又极其重要的路线,也是一条可以印证他们是在与神同工的路线。

 

接着,作者指出,在华的宣教事工分两种主要路线:一种是大差会掘地深耕式的地方化牧养性路线,另一种则是圣经公会售经员式的巡回布道路线。内地会希望能发展出一条结合两种模式的中间路线:先不断地巡回布道,然后在有限时段内继续地方化的事工,直到本土教会有能力管理群羊,再设立一位外籍监督定期探访该地区的众堂会,同时也尽快促成本土教会在经济上的自养能力。

 

早在1875年9月号的《亿万华民》,便曾刊登过一篇“中国内地会的运作模式”[6],本文作者在旧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新开发的省份中,不存在巡回性和地方化两种模式的比较,前者是目前唯一可行的事工,宣教士在巡回布道的过程中,可以物色固定的服事地点。除了可行性之外,内地会制定这一策略时还顾及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在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人民大批归向基督之前势必需要大量的福音预工作铺垫。整体而言,中华民族已经丧失了对一位具有位格之神的认识。虽然生活中仍然沿用“神”之类的字眼,但是出于无神论学者对古籍的“去神化”评注,以及民间信仰将各种被造物的“泛神化”,对普罗大众而言,“神”只不过是因果宿命之类的自然之律,或是满天神佛的偶像崇拜。由于“神”在中国人的思想中,不复为具有人格之神,罪也不复为罪——既然没有神可被得罪,便不存在得罪神的罪。这样的民族绝不会迫切地渴求一位救主。因此,如果一个中国人过着适度的道德生活,便很难引导他认罪,遑论认信。与此同时,中国人对衙门中的大官小吏往往避之不及,或用欺哄和贿赂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自然而然地,他们认为由佛道二教的诸佛群仙组成的“灵界衙门”也不会比现世的统治者渴望更多的公义。真神上帝不妥协的圣洁,和对救主绝对的需要,对中国人而言是全新的概念,唯独通过长年累月的巡回拓荒、频繁持久的室外布道,一省之中各地的百姓才有可能听到同样的信息,大面积的认罪和认信才有可能慢慢到来。因此,这些宣教士弟兄生命中的“拓荒时期”绝不会浪掷,也不必等到培训出足够的本地助手再着手布道事工。

 

由此也引出同一个问题的另一面:事工稍微集中一点,岂不更好?将现有力量投入一两个大省,会不会更有效?该文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应答仍是值得大段引用的:中国的十八个省份,更像十八个国家,或者是古代帝国的某些行省,而非现代自治领[7]的行政辖区。中国人叫掌管生杀大权的各省长官“小皇帝”。各地之间(尤其偏远地区)缺乏联络的纽带,方言差异和宗族认同更使本地居民视他省之民如同外国来人。中国的福音化必须由本土信徒来施行,而本土信徒只能在他们的家乡左近有效地服事。由于本土传道人的归信、教导和合格,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漫长过程,因此每个省份的事工开始得越早越好,这样本土信徒才会在各省被同时兴起和建立。

 

“四面开花”的模式不仅适用于各省之间,也适用于一省之内。以浙江省为例,浙东宁波府治下有二十个县城,虽然1866年之际只有四县建有宣教站,但因为福音事工开展得早,有足够的本土传道可以差派,因此在短短几年内,几乎覆盖全府,只剩一个县城尚未建立布道所(覆盖率达95%)。但是浙北的二十三县中只有五县(22%)、浙南的十六县中只有二县(13%)、浙西的十九县只有两县(11%)建立了宣教站。并非内地会不重视浙江其他三大区域,而是因为这些地区的信徒还没有做好带领乡邻归主的准备。

 

最后,作者不无幽默地挑战英国读者:内地会绝没有将各省福音事工限制在“一省两人”的格局中的意思。如果神通过他的教会赐下更多的同工和供给,很多已经在华的宣教士很乐意离开目前的岗位,进一步开拓“地极之域”,因为他们“蒙召原是为此”。

 

通常我们想到内地会,第一反应是他们的牺牲精神、吃苦精神、创新精神、反潮流精神,有人甚至会批评他们有勇无谋、哗众取宠。然而,当我们拂去历史的积尘,仔细审读当时的文献,便不得不生出另一种敬佩,那便是宣教士们经圣灵启迪的洞察力,以祷告浇灌的宣教智慧,对神、教会、同工、支持者的责任感。戴德生对中国人思维模式的分析,即便在一百多年后来看,仍是击中要害的;在宣教学尚未成为神学院专科的时代,这位宣教先驱在中国晚清处境中制定宣教策略的方法,同样值得一百多年后的我们借鉴。在从事跨文化宣教时,戴德生不仅在衣食住行方面脚踏实地活出了“形而下”,也同时将思考的范围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即分析福音对象的世界观(worldview)。基于二十多年的实战经验,戴德生显然不是自圆其说、纸上谈兵,而下文中来自各地的报导,更是神对“内地会路线”的背书。

 

浙江的宣教老将

 

曹雅直(George Stott)12月11日写道:温州崇真小学的小男生在庙里遇见的那位老公公,已经成为平阳地区初熟的果子;[8]上个月又有一名东林男子受洗,另一名东林人若不是种植鸦片的话,也早受洗了,但是他的太太和家人都反对他拔除鸦片苗。此外,温州和平阳各有五六名坚持聚会和守主日的慕道友。随着四乡八镇进城办年货的季节的到来,传福音的机会也越来越多。[9]

 

杭州教会也传来喜讯:二十五岁的任柽园牧师(Nying Tsi-kying)[10]迎娶王来全牧师的爱女,并协助岳丈牧会。任牧师出生于咸丰二年(1852),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乱阴影下度过童年。1868年,十六岁的他在苏州结识了内地会的柯亨利(Henry Cordon)宣教士,并于第二年12月受洗,不久迁至杭州学习圣经,在当地教会服事。因为他忠心爱主,勤恳作工,带领许多人信主,故被称为浙江教会的使徒。[11] 王来全和任柽园的翁婿佳话,正是戴德生所描绘、推动的“本土化中国教会”。

 

基于戴德生的本土化宣教方针,早在1870年代初,王来全便已成为浙北地区内地会体系教会的会督[12]。因此,衢州的稻惟德(A. W. Douthwaite)医生,特别邀请他于1876年12月初前往金华府为第一批信徒施洗。第一位受洗者是位具有秀才功名的武官,现在以外科医生为业。另一位受洗者曾经常年持斋,现在终于明白“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的真理。第三位信徒更有意思:他原籍江西,因为母亲信了天主教而愤然离家。抵达金华府没多久,便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的良心开始受到责备,回想起母亲生前说起过,她死后必须在炼狱煎熬几年,罪孽才会完全被赎。于是,一天清晨6点钟左右,他悲痛欲绝地跑到礼拜堂询问,他当如何行,才能将母亲的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正好有位传道人走访到此,与他一席长谈,慢慢消除了他的疑惧。从此之后,他便一直守主日,差不多两个月前,申请加入教会。[13]

 

路惠理(William Rudland)有关台州地区的报告也非常鼓舞人心:太平县衙内有一名书吏,因为信仰的缘故而丢了饭碗,失业五个多月。因为觉得这一行当不符合基督徒蒙召的身份,这位“前公务员”不愿重入公门。Dien-Tsi的主日崇拜有三十多人参加,下午领圣餐的信徒也超过了二十人。参加完Dien-Tsi的礼拜,路教士周一又去探访了杨府庙的布道所。他深深感慨,如果有一位传道人能常驻当地的话,他们就能开展晚间的聚会,并在集市日向更多的人布道。面对眼前迫切的“马其顿呼声”,路教士不知如何向当地信徒解释,为何派不出人手来帮忙。到处都是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虽然杨府庙租用的聚会场所其实只是一个放粮草的仓库,不适合住人;传道人Djun-Yiao在集市日仍赶去帮忙,并小住几日。[14]

 

江郎笔(George Crombie)夫妇的来信提到,奉化教会最近受洗的两名新信徒,都是“资深慕道友”,其中那位慕道十年的老太太是他们夫妇所知最早对福音感兴趣的当地人,一直反对她来教会的丈夫,现在更为愤怒。中国传道人文牧师(Vaen)亦于12月10日(农历十月廿五)在天台,为年龄分别为60、54和42岁的三名妇女施洗,其中有一位棉花店的老板娘。[15]

 

同期《亿万华民》上还特别刊登了一篇江师母呼吁为鸦片吸食者代祷的文章。[16]身为女宣教士,她永远忘不了初抵宁海时,城外如织毯般美丽无垠的罂粟田给她带来的冲击。宁海城内的瘾君子不分贫富和性别,甚至小孩子也抽起了鸦片。富家子弟倾家荡产,男人在家喷云吐雾、昏昏入睡,迫使很多妇女拖儿带女上街谋生,以自杀告终的人也不在少数。不少人坚持聚会了一段时间后,有意加入教会,但一旦被告知必须戒烟断瘾,便一去不返。或许因为大部分西方基督徒会认为这些鸦片瘾君子是“自作自受”,江夫人呼吁英伦教会代求的情词也格外恳切:“谁会为这些受罪的人祷告呢?他们如此堕落,不过是基于可怒之子的本质,而我们过去不也曾经同在神的震怒之下吗。他们是悖逆之子,但是我们过去不也同样在言语中亵渎神吗?他们是不属于“以色列国”的外邦人,我们也曾是应许之约的局外人。如果他们远离神,我们也只是凭基督的宝血,才得以亲近他。为他们祷告,如果他们有很多需要被赦免的罪,一旦得到恩典,或许他们也会爱得更多。为我们所打开的宝血之泉源,难道不会也为他们而打开吗?正如诗歌中所唱的,‘爱之臂膀环绕我,恩及万民到地极’。”[17] ——我们蒙召原是为此!

 

华北三省六人行

 

正如《晋源西报》所报道的,10月中下旬,先后有三批内地会宣教士被“炸开”,从镇江向华北各省出发。首先是18日启程的德治安(Joshua Turner)与秀耀春(Francis James),他们溯流而上,跨过安徽、河南两省,前往山西的泽州府(Tseh-chau-fu)。[18]

 

10月21日下午3点,另外四人离开镇江:前往陕西的金辅仁(George King)与布德(Charles Budd),以及前往甘肃的义士敦(George Easton)与巴格道(George Parker)。一行人24日抵南京,26日抵芜湖,28日抵大通,30日抵安庆,11月1日改坐当地的蒸汽船,3日抵汉口,到8日雇了两条船自汉江下水,16日抵达距汉口250英里的繁荣大镇沙阳(Sha-yang)。为义教士和巴教士掌舵的船夫是河南人,性情随和。一天晚上,他到邻船上串门,金教士猜想他很少出远门,就以此为比方,让他明白耶稣降世好比神的儿子离家远游。虽然语言沟通有困难,但看到年轻船家对赎罪的道理恍然大悟的神情,金教士顿觉一切努力都完全值得,并送他一本最浅显扼要的教义问答。因为水位偏低,加上逆风行舟,中流和两岸都会露出一望无际的沙丘,显出一片凄凉景象,让义教士回想起赴华途中所经过的苏伊士运河的沿岸。西教士利用缓慢的旅程重温使徒行传并学习语言,他们一边祈求神赐给他们早期使徒般的心志和热忱,同时也认识到自己不是旅途中的好学生。一名华人随行者Ch’un在南京买了一本中文的地理书,义教士便和他一起研究地图,把各府各县的城市标示出来,抄录在笔记本上,一个月下来,他已经在心中对前往服事的省份建构了很好的视觉图。

 

23日晚,一行人抵达樊城(Fan-cheng),作为七省贸易中心,此地兑换银钱比汉口还方便,物质供应也很丰富。河边有以石筑路堤和台阶为特征的外侨聚居区。26日,西教士们和同船的华人牧师在老河口(lao-ho-k’eo)一起祷告,享受在主内四海一家的团契。如果水位够高,四人团可以继续坐船到清溪湾(king-tsi-kwan);改走陆路的话需要雇用苦力运输所携带的书册和圣经,费用较贵。因为金教士右手两处溃烂,需要观察和休息,他们便多停留几天,走访了陕南附近一些城镇。[19]

 

从清溪湾到西安府的路程长达十二天,不过其中包括两个没有赶路的主日。宣教士们用脚掌走完了约220英里的全程,绝大部分是单调乏味、崎岖不平的山路。沿途歇脚打尖的山村,大多地广人稀、物质缺乏。很多所谓的客栈,只是类似马厩牛棚般的畜舍,炕头往往被骡夫们占了。一旦大门被拆下来做床板,整个客栈就变得整夜门户洞开。宣教士们用不同的权宜之计解决床的问题。有一次,布德和义士敦睡在从骡背上卸下来的行李包裹之上,但是受了惊吓的骡子们,哼了一晚上的歌表示不满。

 

目前这一带有关“剪辫党”的谣言很多,所以客栈老板接待留宿的过客时也极其谨慎。得益于《烟台条约》的签订,大小村庄和市镇都张贴着总理衙门[20]的告示,西方人在中国内地旅行的安全性大为提高。宣教士们和其他行旅一样,需要把姓名和事由留档,随时上交衙门查核。同行的中国人如果和宣教士们分开的话,当地人便不会带他们去客栈,或允许他们进城门,以至于义士敦猜测是否中国行旅也需要护照才能跨省旅行。

 

12月19日下午,一行人终于抵达陕西首府西安,在城外下榻。西安府用一场大雪迎接几位宣教士。尽管地上积雪很厚,无论长途旅行还是上街布道,都极其“不得时”,义教士还是在第二天雇了两辆马车,准备翌日清晨便向平凉府进发。平凉虽然是距西安最近的甘肃省府城,仍需跋涉八天才能抵达;在那里才能雇到去兰州府或巩昌府的马车。金教士试坐了一下这种带蓬马车,顿觉那种震荡和颠簸让人惨不忍言。他和布德教士几乎每天都上街布道,卖了约四千钱的福音书籍。当地官员也没有为难他们。金教士在短短几天内的另一项收获,便是收集到了几份字迹清晰的景教碑拓片。[21]

 

金、布、义三位教士的日记和书信中都提到,弟兄和睦同居的团契生活,是枯寂的旅程中最大的慰藉;而对神谦卑的信心和对圣灵的依靠,则是他们面对陕甘两省的高山低谷最大的后盾——因为他们“蒙召原是为此”。[22]

 

自鄂入川第一站:宜昌

 

如果前往山西、陕西、甘肃三省的宣教士们“两个两个”地被打发出去,一路上彼此同心、互相配搭、友爱体恤,前往四川的李格尔(George Nicoll)更需要读者的代祷。宜昌是西、川东北交汇之地,虽在湖北境内,却离四川更近,是长江三峡的终点,也是自鄂入川的第一站。所谓“上控巴蜀,下引荆襄”“三峡门户、川鄂咽喉”说的都是宜昌。因去年《烟台条约》的签订,这个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变成了对外通商城市。

 

8月28日,李教士在没有宣教同僚同行,只有本地传道人和中文老师的陪同下,坐船经过一连串的湖泊,一路布道、售书。因为逆风,12天之后(9月8日)的周五下午才抵达沙市(Sha-si)。一靠码头,张传道和中文老师就忙着去找前往宜昌的船只。从运河到汉水没有水道,所有的行李货物必须由苦力从城的这头挑往那一头。翌日一早,中文老师留下来监督行李的搬运,张传道则陪伴李教士前往15里外的荆州府布道。李教士观察到,荆州的居民以八旗子弟为主[23],但他们去的却是汉人居住区。天主教在此地经营多年,并在南门兴建了中西结合的大型建筑,门楼约三十英尺高,因为高墙挡目,看不到全盘。布道间歇时,两人到一家茶馆休息,有一位外籍神甫看到李教士,笑容可掬地迎上前来。(荆州驻有三位外籍神甫。)因为两人彼此不通对方的母语,只能用汉语交谈。当了解到李教士并非同僚,对方很快就离开了。因为风向不利,李教士一行16日(周六)才抵达宜昌。

 

两位中国同工上岸找房子,回来报告说,空屋很少,只找到一家,月租10,000钱。周一李教士一个人留在船上祷告,并从神领受了极大的信心。中国同工中午回来,果然带来预期的好消息:与周六所看到的租屋的屋主以40,000定金和5,000月租讲定,第二天就可以签合同;中文老师的舅舅住在宜昌,愿意做中间人。第二天签合同时,房东却说若是租给洋人,月租不可少于6,000钱。事情敲定之后,李教士返回武昌,由张传道处理剩下的事务。从分手后张传道的三封信来看,新成立的宜昌福音站诸事顺利,三三两两有人来听道。[24]

 

到了年底,花国香(George Cameron)从安庆搭乘蒸汽船到汉口,与李格尔结伴,再度前往宜昌,并于12月20日抵达。因为是雨天,很少有人认出他们是外国人,走在大街上也没有人注意他们。或许是因为张传道的先期工作很成功,几位进来看热闹的邻居,见到洋人入住仍很高兴。三天后,花教士再度上路,走访附近一些城镇,直到29日才回到宜昌。显然,这一年的圣诞节,他是在荒村野店度过的。有的地方的人能听懂他讲的道,另一些地方的人则完全不懂他的话。元旦那天,两位教士第一次走进城门,穿过大街小巷,没有引起什么惊扰,只有一次听到有人喊出“洋鬼子”。1月3日,花教士又将出门,最远会走到张传道的家乡,顺路走访三四个城镇。[25]

 

结语

 

如果说十九世纪末的英国宣教士以早期教会信徒为仿效对象,早期教会信徒以主耶稣本人为仿效对象,秉承“因行善、受苦害、而忍耐”的呼召,最终使得福音的种子在神州大地上生根发芽;今天的华人教会,被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又当如何在神面前安身立命?华人教会得了什么样的位分,领受了什么样的异象,又蒙受了什么样的恩召,应该如何在个人处境、公共空间、民族关系甚至国际网络中活出使命?戴德生和他的团队所蒙受的误会,不仅来自中国官民,也来自西方母国,不仅来自同时代人,也来自后世代人。今天的华人教会真正加入跨文化宣教的团队之际,仍有很多磨刀之功需要预备、前车之鉴需要反思,方能更深层地思考我们蒙召的缘故究竟为何。

 

 

 

[1] 本文根据《亿万华民》1877年4月号及5月号的部分内容编译。

[2] “China for Christ,”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il 1877, pp.41-42.

[3] 标准汉语版。

[4] “The work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il 1877, pp.43-47.

[5] 本文未署名,但可以推断出自戴德生的笔下。

[6] “Plan of the Operation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September 1875, pp.31-32. 参看《教会》,2012年3月,总第34期。

[7] 自治领是殖民时代英联邦的产物,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只有加拿大的几个省具备自治领的地位(最早的自治领美国已经独立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到三十年后才具备这一政治资格。作者认为当时中国行省的独立程度比英帝国在世界各地建立的自治领还要高。

[8] 小男孩向老年夫妇传福音的故事参见“What a Boy did for Christ,”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rch 1876, p.113。参看《教会》,2013年1月,总第39期。

[9]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r. Stott,”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il 1877, p.50.

[10] “柽园”当为任牧师的字或号,本名的罗马拼音为Ren Ziqing,汉字不详,参见http://www.bdccon-line.net/en/

stories/w/wang-laiquan.php。

[11] “Recent Intelligence regarding Nying Tsi-Ky’ing,”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il 1877, p.50; “A Tamarisk Garde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October. 1930, p.171. 1921年,任牧师出版了一本自传:《杭州内地会牧师任柽园雨露记》;他去世后(1929),戴德生的长子(Herbert Hudson Taylor)和内侄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将其译为英文。今仅英译本传世。

[12] 英文作Bishop, 或者superintendent-pastor。

[13] “Kiu-Chau,” from Mr. A. W. Douthwait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1877, p.52.

[14] “The Work in Tai-Chau,” from Mr. Rudland,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1877, p.52.

[15]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r. Crombie and Mrs. Crombi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il1877, p.50.

[16] “Prayer for opium smokers,” by Mrs. Crombi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il 1877, p.39.

[17] 歌词出自Charles Wesley第36首圣诗“Jesus, the name high over all”中第4段:“Oh that the arms of love which compass me/would all mankind embrace”。

[18] “Province of Shan-si,”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il 1877, p.47. 山西一行的报导将在下一期刊出。

[19] “En route for Shen-si,” by Mr. King and Mr. Budd King , “En route for Gan-Suh,” by G. F. Easto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il 1877, pp.47-48.

[20] 原文是“Pe-King Foreign office”,当时清政府体系中没有外交部,只有理藩院和总理衙门,前者处理外藩、蒙、藏、回等民族事务,后者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外交事务。

[21] “Province of Shen-si,” by Mr. George King, “En Route for Kan-Suh,” by Georege F. Easto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p.57-58.

[22] “En route for Shen-si,” by Mr. King and Mr. Budd King , “En route for Gan-Suh,” by G. F. Easto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il 1877, pp.47-48.

[23] 三藩之乱平定后(1683年),康熙帝鉴于荆州在军事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在荆州设置满蒙八旗驻防,属直省驻防、将军建制,级别较高。荆州驻防八旗在参与康熙年间的征苗战争、嘉庆年间的镇压白莲教起义、咸丰年间的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等战争中,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荆州驻防至辛亥革命爆发废止,历时228年。据说,荆州驻防的“满城”,按阴阳五行分布。

[24] “Mission journey to I-Chang,” by George Nicoll,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il 1877, p.49.

[25] “Intelligence from I-Chang,” Letter from Mr. Cameron and Letter from Mr. Nicoll,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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