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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七)[注1]

译/《亿万华民》译友会       编撰/亦文

 

熟悉戴德生传记的读者,或许会记得扬州教案之后,戴德生一度情绪低落,甚至脾气暴躁。每天每时的失败,甚至让他开始质疑一个如此容易跌倒的人,到底是否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又有什么资格向中国人传讲“做神儿女的权柄”?在那个夏天,他时常与一位当时驻杭州的宣教同工分享这些灵命的挣扎,而这位弟兄的回信,给戴德生带来了灵里的安息,而他重新获得的喜乐,又进一步感染了镇江、扬州两地的同工。这位帮助戴德生走出属灵低谷并获得“更换的生命”的宣教士,便是麦卡悌(John McCarthy)。他们夫妇与福珍妮在杭州同工、训练中国领袖。福珍妮回国述职并与戴德生结婚后,麦卡悌夫妇继续以扎实稳健的行事风格与当地牧师王来全联手服事,后来杭州新巷的教会在很多年间都是内地会的“旗舰店”。戴德生发出“十八士进入未得九省”的挑战时,麦卡悌又主动请缨,离开经营多年的杭州教会,前往未知的天府之国。就是这样一位宣教老将,在进入四川的第一站,却遭遇了极大的考验,不亚于当年的扬州教案。好在多年在华的生活经验,和他对神的依靠,保守他和同工们经过了那一段充满危险的日子。

 

宜昌之乱[2]

 

宜昌古称夷陵,因“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得名,扼长江三峡东口,水路便捷,素以“上控巴蜀、下引荆襄”,“三峡门户、川鄂咽喉”著称。到清朝雍正年间,宜昌成为府治所在地,距汉口三百英里,距上海九百英里;《芝罘条约》签订后,更成为通商口岸。宜昌虽然位于湖北境内,内地会在此设福音站,最终是为了进入四川——戴德生和他的同工在施恩座前日夜代求的“未得九省”之一。

 

在宜昌城下游十至十二华里处,麦卡悌等人经过了一座修葺得很好的塔。将近靠岸的时候,两个人迎船而来——原来是刚到中国不久的新同工:贾美仁(James Cameron)和李格尔(George Nicoll)教士。2月27日和28日(周二、周三),他们接待了许多访客,并在城里走了一圈,也打听到了办理汇款的所在。

 

3月1日(周四)上午,突然传来一阵敲锣声,通知人们到北城门附近的庙里聚集。那座庙位于小礼拜堂同一条街稍远之处。人们传言说那些外国人分文未付甚至连价钱也不问,就霸占了一块地打算长住。接着又有谣言,说宣教士们进城的目的是为了给霸占土地的夷人铺路。聚众者决议要赶走宣教士们。女房东倒是不惧,还问他们敢不敢留下来。麦教士等人觉得,如果此时离开,反而证实了那些人的想法,于是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留下来,并照常开门,告诉所有的访客,他们与那些买地的外国人无关。一批批不怀好意的人闯进来,宣教士们客客气气地跟他们谈话,发放福音小册子,出售福音书籍。麦教士相信,闹事的人进屋时都以为他们是和买地的夷人一伙的,但是经过宣教士们的解释,许多人相信了他们只是来传福音的。白昼就这样平安地过去了,天黑前所有的人都走了。然而,女房东却收到最后通牒,说如果宣教士不搬走,他们就要拆房子。麦教士在白天已经捎信给知府,知府只是建议宣教士们搬走,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平息事端。早晨、黄昏和整个白昼,宣教士们都随时聚在一起切切祷告,那天晚上也平安度过了。

 

3月2日(周五),从早至晚,从城里其他地方来了很多人打探情况。整整一天,宣教士们不停地向他们布道及解释。麦教士相信,大部分人都被说服了,相信宣教士们和土地买卖那起风波毫无关系。当然,英国领事和当地官府必须沟通好,此外别无办法。当天下午,知府和县令都贴出安民告示,叫民众不要再滋事生非,说买卖土地纯属自愿,别人不得干涉。可是没有人注意这个告示,而且中国官员处理民教冲突往往介入太晚,这张告示的张贴已经很难扭转局势的发展。威胁的消息不断传来,但事已至此,中外同工一致决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坚守;如果他们退让,不怀好意的人更会宣扬他们所传的谣言乃是事实。此时的凶险境况,也让宣教士们看到中国信徒的坚定信心。麦卡悌对中国同工们说,如果他们想走,现在就可以走,因为情况很快就会恶化,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没有一人表示要走,其中全灵(Ts’uen-ling)[3]意志最坚定,强烈反对任何人离开。麦教士对他实在深感欣慰。于是大家同心祷告,把一切的重担都交托给天父。

 

翌日一早,麦教士又被一阵锣声吵醒。锣声仍旧是召集人到庙里议事的。宣教士听说暴民打算把他们住的房子拆掉的传闻后,仍然镇静地吃早饭,作晨祷,求神把畏惧的心放在暴徒心中。十点钟左右,知府的副手坐着轿子到一个带头闹事的人家里。那人的一个儿子,召集了所有能找到的地痞流氓砸烂官轿,并暴打官吏本人。事发地点离宣教士的住处不远,有人提议,顺道把洋人住的房子一并拆毁,这群暴民随即一路高喊冲了过去。宣教士们在这样混乱危急的情况下,仍然感谢主所赐的平安。他们把自己完全交托,再出门与暴民交涉。那些人已经打破小礼拜堂的门,推倒了一堵前墙,正往接待厅冲来。冲在最前面的人扔进来几大块木头,所幸没有伤到人。暴民看到宣教士们,显得有些吃惊;再看到他们手上没有任何武器,更为惊惶。宣教士问他们所行为何?有几个人说要抓洋人、打洋人,还有几个说要抓中国传道人,在一片混乱声中,大多数人仍然大声喊道:“不要伤人,也不要偷东西,只要捣毁房子,把洋人赶走。”宣教士们和一些愿意交流的人谈话。等到房子里的东西被毁得差不多时,领头的就叫众人撤出,并威胁宣教士说如果不马上搬走,他们还会回来。宣教士对他们说:“你们已经败坏了我们的名声,如果我们走了,不就成了‘畏罪潜逃’了吗?再说,现在也找不到愿意载送我们的船家,因此我们无处可去。如果你们一定要逼我们搬走,只能从自己家里腾出一间房子给我们住。不然就杀了我们,反正我们来到贵地的目的,不是要伤害你们,不论你们如何对待我们,我们的本意都不愿伤害你们。”有人倡议把宣教士打一顿,但是大多数人认为这样风险太大。

 

后来不知为何,这几个领头的都没有再回来过。宣教士们抓紧这片刻安宁切切祷告,稍事休息。很快另一拨人又冲了进来,一扇小门被打破,暴民们叫嚣着从大门中闯了进来。这一拨人比上一拨更粗野,开始掳掠财物。当中几个衣着较体面的人来回走动,阻止流氓们洗劫财物,可是他们自己也乘机偷拿一些小物件。若不是担心自家附近的房子被波及,恐怕还会放火。他们手里都没有拿武器,显然没有杀人之心(不过事后听说不少人带着刀)。偶尔有些乡下人闯进来做帮凶,他们显然都对宣教士有成见,相信他们是来强霸土地的,听了宣教士的解释后,才渐渐平静下来,但是又因为带头人的催促,不便停手。

 

麦教士等人疲惫不堪,房子里的东西也所剩无几。又有几人进来把东西搬进一间后房,有几个人在那里指使,显然是领头闹事的人派来的,目的是想把宣教士们尽快赶走。此时,地方官坐着轿子赶到了。那些人开始还打算像早上一样以下犯上,最后总算没有动手,在官吏的劝告下,几名差役把他们请了出去。官吏随即建议宣教士们马上撤离去沙市(Sha-si)。麦卡悌回话说:“我们无处可去,何况您也知道我们寄居期间始终与人为善,从未惹是生非。”地方官之前还请宣教士们提供几间房间给另外几个外国人住,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他也不知如何是好。外面的人仍然在高喊拍门,这位上了年纪的地方官脸色都变绿了,看来人们连他也不会放过。麦卡悌向他提议,房子委托他处置,并请他安排移居到船上。因情势所迫,这位官员欣然同意,派人找来一条客船,并亲自护送宣教士上船,再把船送到道台的官船旁边,周围泊着几艘炮船保护。宣教士们每天只用付800钱的船租。

 

傍晚时分,麦卡悌见到了从九江来的金领事(Consul King)[4]。金领事此行的目的是开辟通商口岸,并为将来的驻地选址。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几名海关的职员,其中一位从上海来的狄先生(Dick)[5]负责开办海关事宜。宣教士解释说,此前之所以没有过来拜会,是因为谣言四起,需要避嫌。金领事认为这一做法很明智,宣教士们没有退让搬走也是正确的决定。等总督(Viceroy)来到之后,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地方官已经重新张贴了一张有关出售土地的告示,可是民众也自行张贴了一张告示反击,表示寸土必争,绝不出售。

 

3 月4日,宣教士们在船上度过主日,在仇敌环伺的环境下,喜乐地享受主内的安息。总督连夜从四川赶到,第二天,麦教士捎信给地方官,表示仍然希望他能开门待客,并采取措施遏止民众张贴匿名揭帖[6]。与此同时,宣教士们也祈求这件事能和平解决。晨祷时,他们读到约翰和雅各想求主降天火烧死撒玛利亚人的经文,他们为自己心里丝毫没有这样的仇恨想法而感谢神。麦教士也向金领事表态,不希望任何人因此事受到惩罚。自始至终,神都使他们有喜乐的心。以至于麦教士常常想要唱这首赞美诗:

 

耶稣,我要安息,我要安息,

安息在你的喜乐里,

我要寻见完全的慈爱,在你的心里。

 

同期的《亿万华民》还选摘了一篇《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7]当年3月22日的文章,可见内地会进入中国腹地的宣教战略已经引起了普通侨报的追踪报导:

 

对于宜昌地方的骚乱我们已有所闻。数周前启航的英国炮艇最远只能行驶到沙市,因此金领事不得不换乘一艘当地的木船,才能抵达宜昌。此时,海关的职员们已经到达一个礼拜或十天之久了,他们住在船上,当地人也没有闹事。好像有些宣教士在城里居住数月,在百姓中安静出入,民教关系尚属融洽。表面看来,情况尚好,领事可以很快完成使命了。可是,购买土地的谈判一开始,当地人极度仇外的心理立刻彰显出来。和往常一样,士绅们首先挑起事端,地方官似乎毫无主张。他们用惯常的伎俩,恰到好处地挑起百姓的怒气。他们贴出煽动性的布告,警告大家不要把房子租赁或出售给外国人。他们四处造谣,说外国势力打算用武力抢占一块土地做租界,赶走当地人,玷污祖坟,破坏全城的风水,百姓们从此要大难临头,永无宁日。其中五六个领头的士绅挑拨得最激烈。他们在附近的一座庙里召集了会议,决议要阻止一切转让土地的谈判,甚至想把所有外国人都驱逐出去,连参与选地、丈量地界的那几名地方官也不得幸免于难。下一步,他们就要下逐客令,限定宣教士在三天内搬出城去,否则,就要把房子拆毁,宣教士的性命也难以保障。宣教士们对他们的警告置之不理。3月3日(周六),那些人敲锣聚集,公然袭击了宣教士们的住处。报社最初接到的消息是说房子已经被烧毁;后来又听说,暴徒只是拆毁了一些屏风、门窗和家具,并未对宣教士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可是几近所有的书籍和财物都被偷走或毁坏。地方官姗姗来迟,把宣教士们带到一艘船上,哀求他们离开此地,或者至少在暴民们散去之前,不要返回住所。

目前得知,英国领事正在返回汉口的途中,他即便对宜昌的地方官没有成见,对那些士绅一定已经深恶痛绝。一俟江中水位上升,炮船不复有频频搁浅的危险,他就会尽快返回。此外还听说,曾经有一两位海关的职员在江对岸的山上散步时,遭到当地村民的袭击,勉强逃回船上。

 

写日记的时候,麦教士并不清楚领事买地一事的背景,《亿万华民》的读者也要参看《北华捷报》的报导,才能把《芝罘条约》的签订、宜昌开埠、领事与海关职员买地建馆这一系列的事情联想在一起;而偏偏这些政治与商贸的活动与宣教事工平行发生,引发了当地人的猜疑。

 

中缅边境[8]

 

戴德生派往滇缅山区的是另一位宣教老将范明德(John W. Stevenson),他早在1865年10月3日便与曹雅直(George Stott)一起坐船前往中国,比著名的兰茂密尔团队(Lammermuir Party)还早半年多。抵岸之后,范明德夫妇去了绍兴,曹雅直去了温州。在绍兴耕耘八年后,带着五个孩子第一次返回英国探亲,在此期间,受到戴德生对“未得九省”之负担的感染,进入中年的范明德居然忍痛割舍他在绍兴府一带建立起来的信徒群体,把妻子和孩子留在英国,独自与宣教新兵索乐道(Henry Soltau)一起转往陌生的中缅边境,重新适应环境、学习新的语言,希望能从八莫进入云南,在中国西南为福音打开另一扇大门。

 

就是这位范教士,在1877年元月2日写道:“如果最后一个障碍能顺利解决,我们就能一马平川地进入云南了。”信中虽然没有明说这个“最后的障碍”是什么,却满心赞美神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门。公历的新年伊始,中国的春节未至,距马嘉理事件的发生已近两年,克钦人(Kah-chen)[9]成了宣教士们最好的盟友;八莫(Bhamo)当地政府也公开宣布,宣教士可以在山区随时自由来往;即便本来多疑和戒备的中国人,也因为宣教士们救死扶伤的善心和不懈的交流,而给出了“高度好评”(golden opinion)。范教士很有信心地认为,他们将会在1877年底之前汇报更大的进展。范教士仿佛已经用他的属灵眼睛,看到来自云南山区涌现信徒的远景。

 

他和索乐道在克钦人的山区生活43天[10],发现他们确实非常友好和热情,但范、索两人更渴望他们能归信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他们的心灵土壤似乎也已预备成熟。他们还听说,贝色(Basein)一带的弟兄差遣一位克伦人(Karen)基督徒前来八莫,为开展新事工而准备学习克钦语。如果此事可行,克伦教会可能会在下个旱季派出另外七八位年轻信徒投入外展工作。这两位内地会的宣教士很乐意把克钦人托付给克伦人信徒;但范教士也和古山先生(Cushing)[11]说过:如果没有别人来接替这一事工,他们很难继续忍受克钦人活在没有福音的景况里。即使不算散居各地的部落民族,中国内地会还是有数不清的灵魂需要去拯救、干不完的活要去做。好在他们激励了一些同工,又引介了另一些人一起服事,使工作相对容易了些,这让范教士很欣慰。

 

范、索两位教士在瑟考(See-kaw)呆了一周,瑟考是来自云南商队的终点站。这些天,由于当地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因发高烧而病倒,他们一直忙着发药治病。当地人的接待也非常热情周到,又是准备可口的饭菜,又是把土产硬塞给他们带走。如果他们当时决定继续前进的话,克钦人和中国人就能把他们带入中国境内,不仅费用全免,还有热情招待。这都是范教士的亲身经历,绝非空谈想象。他深知,这场争战是主的,他们所做的不是为自己,更不能靠自己;神大能的膀臂在他们这边­,或者说他们侍立在永生神的那边。安息在神满有慈爱和能力的膀臂中,是何等安舒、何等轻省啊!无论个人还是团体,有谁能拦阻神的旨意,拦阻神向堕落失丧的人发慈爱、施恩惠呢?

 

如果索教士没有其他事工缠身,能够心无旁骛地学语言,他应该在一年之内便能掌握口语。他有限的医学知识派上了大用场。范、索两位教士身边的汉人也开始对福音有所感触。一位来自大理府的老仆人高烧不下,生命垂危,索教士便在更衣室里照料他。这位老仆已认信基督,如果他离世,也是与基督同在。当天早上晨祷会之后,范教士讲述主耶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的故事时,他看到另一名叫阿四(Ah-Si)的汉人脸上一直淌着泪水。与此同时,范教士也得到绍兴方面的消息,得知有些老相识重生得救,对他而言,简直是双喜临门。因为范教士最早到中国的时候,便是在浙江省服事,他虽然现在身在中国的西南边陲,却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乌篷船之乡”[12]的那些宝贵的中国弟兄。

 

浙江诸贤

 

范氏夫妇离开绍兴之后,当地的教会主要由东梅岭姑娘(Miss Turner)负责,想必范教士在八莫看到的是刊登在八月号《亿万华民》上的同一个好消息:一个慕道二十多年的“老油子”终于决定受洗!戴德生在剪裁东姑娘的信件时,也忍不住兴奋地加上一大段脚注:这个叫阿友(Ah-yiu)的仆人在接触内地会宣教士之前,就听到过福音,但他对灵魂的事一向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几年前,戴德生去绍兴造访范明德时,有感动迫切为阿友和另一名仆人祷告,从神得到的应许是,从前那些看似枉费的祷告和努力最终都结出了果实。不久后,他的同伴认信归主,现在花甲之年的阿友也终于浪子回头了。此外,淞口浦(Tong-ko-bu)[13]又添12名慕道友,这也是令人欣慰的好消息。[14]东姑娘另一封信中则提到:当地传道人桑小凤(Xiao-Vong)牧师这周把家中那对乖巧的儿女送来走读。他们夫妇担心已届学龄的“五八”少爷(Ng-pah)如果去普通学校,势必会学到很多鱼龙混杂的东西,因此决定让五八来教会学堂读书。东姑娘借机劝他们把五八的妹妹恩施(En-Sih)一起送来,让她也有受教育的机会。福音所传之地,往往也带来文明和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的普及,此处便是一个明例。[15]

 

与范氏夫妇同船抵达中国的曹雅直,也从温州(Wun-chau)寄来了好消息,他刚在桐岭(Dong-ling)用48.5 美元(约合10英镑)买了一座房子和一小块地。屋况不佳,但花上5美元维修一下就能撑一段日子,最终还是要在那块地皮上建一座礼拜堂。下周,华人传道迪卿(Dien-ky’ing)会去那里,为当地会众和慕道友的孩子们开办日校,同时每晚主持敬拜,主日则会有三次敬拜。桐岭的会众亟需教导,迪卿甘心为主做工,那里也确实是大有可为之处,参加晚间敬拜的人很多,很多人从乡下赶来参加敬拜,有的甚至要赶60里地(约合20英里),他们的属灵生命都有长足的进步。在平阳(P’ing-yang),另外两位华人传道士元(Z-nyun)和益新(Ts’ing-san)[16]每个月要用三周时间走遍各乡各镇巡回布道,曹教士认为,这样的模式才可能更好地完成圣工。曹夫人女校里最年长的姑娘得了脊髓方面的病,濒临死亡,但她说因信靠主耶稣,深感在主里的平安,不再惧怕。因着女校中这一初熟的果子,曹夫人深受鼓舞,继续警醒祷告、坚持圣工。[17]这年4月,因着《烟台条约》的签订,温州成为通商口岸。

 

十年前,曹雅直刚到中国时,从上海到绍兴还有范氏夫妇相伴,从绍兴到温州只能孤身上路。内地会当时为数不多的同工中,驻守台州(T’ai-chau)的蔡文才(Josiah Jackson)离他最近,因此他特意赶来,陪同曹雅直一起寄居在一家小客店,一住就是三个月,正好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11月到1月),之后才找到一位愿意把闹市旺铺租给“番人房客”的房东。曹夫人嫁到温州后,曹、蔡两人仍然经常结伴下乡布道。1873年,蔡教士在宁波结婚,把年轻太太带到温州,那时温州福音站已经建起了三上三下的楼房,两对夫妇在一起合住了几个月。但是因为蔡夫人身体羸弱,蔡家经常离开温州,但曹家外出休假时,蔡家仍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温州教会包括男校女校在内的各样事工。这两对宣教伙伴,互相扶持激励,一直同行了近十年。这次蔡夫人的信中充满了悲伤:

 

感谢主大能的手一路看护, 我们终于在本月26号平安到家。离开的近四个月,我们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和悲伤,但是慈悲的天父垂听并应允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的祷告和祈求,并赐下平安。主向我们显明的怜悯和慈爱使我们的心中充满感激。虽然孩子的夭折让人悲恸,但我们还是因主向我们所施的一切大恩而赞美主。[18]

 

无论当时写信或是读信的人,都没想到,第二年9月,这位年轻的母亲因染上霍乱而撒手人间,留下出生才九天的女儿。她的墓碑今天还树立在温州花园巷教会中。[19]回到1877年初,温州的蔡夫人刚刚走出丧子之痛,台州也有一位久病初愈的韦教士(Wills),需要因主而重新得力。[20]宣教士和普通人一样会生老病死,而往往是他们在这种种苦难中展现出的平安和忍耐,让他们周遭的中国百姓看到福音的大能。

 

王来全牧师从杭州府寄发的信也是忧喜参半:去年圣诞前夜,余杭有两位归信者受洗,杭州教会增添了两名信徒,绍兴教会也有两人等候洗礼。这三处另有六名很有希望的申请人。遗憾的是,孔德(Kong-deo)的信徒在走回头路,今年对本地布道会传道人的奉献大幅降低。[21]

 

江郎笔(George Crombie)从奉化写信来:奉化和O-z各有一人受洗。天台也有不少有希望的慕道友,去年共有12人受洗。萧王庙(Siao-wong-miao)已有一人接受福音,另一人也有意归信,于是他们在这个重要的市镇上租下了一间位置合宜的房子,但是内部翻修成礼拜堂仍需十块银元(约合2镑5先令)。[22]

 

传道人王腾云(Wong Teng- Yuing)和稻惟德(Douthwaite)医生的衢州( Kiu-Chau)来信都提到:当地的礼拜堂比之前大为改善,临街的位置吸引了很多听道的人,只是空间太小,薄薄的木墙不隔音,祷告时常受到两侧邻居噪音的干扰。王传道深知,唯独通过祷告求主帮助他们有机会租下隔壁两间屋子,这样不仅能确保礼拜的肃穆,也能扩展教堂的空间。现在多了不少追寻“永生之道”的慕道友,有董(Dong)、于(Yv)两人明确表示渴望成为基督徒,并连续两三个月坚持守安息日。董先生还参加周间晚上的敬拜,也多次作见证,他曾是一家水果铺的老板,现在已经退休赋闲。[23]稻医生的到来,也着实造福地方,他不仅治愈很多人的眼疾,还救了四个因吞食鸦片而濒死的人。[24]

 

结语

 

1877年,成立仅12年的中国内地会无论在同工人数之众,还是宣教战线之长,都已超过了当时在华的所有差会。这一期的连载,以江南水乡、川鄂边界和滇缅山区这三个风土人情迥异的禾场为焦点,展现了当年英国的宣教先驱如何在华东、华中和西南的硬土上播撒福音的种子。浙江是戴德生的大本营,也是事工发展较为顺利的禾场。但是如果戴德生和他的同工们满足于这一省的需求和成就,这个年轻的宣教团体可能会改叫“浙江内地会”,而非“中国内地会”。对麦卡悌而言,事奉不仅包括西子湖畔的旖旎,也包括长江三峡的险峻。对范明德而言,他把人生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华东的绍兴,也献给了西南的八莫。就在这一年,我们还会看到麦卡悌不畏艰辛、勇往直前,由东至西,从镇江而汉口,由汉口而川贵,抵达昆明后出境在八莫与范、索两人“会师”,前后历时七个月,随走随传,成为基督教入滇第一人。而范明德和索乐道,则将在1881年,从八莫出发,经昆明而至重庆、武昌、上海,在86天里完成1900英里的旅程,堪称当时宣教界的创举。上文中提到的另一些宣教士:东梅岭、曹雅直、蔡文才、江郎笔、稻惟德,可能一生都在浙江各地精耕细作。不知戴德生是否从中国筷子的使用之道中悟出了“一动一静”的宣教模式,打发一部分同工出去巡回布道、拓荒植堂,也安排一部分同工安营扎寨、掘地深耕。经纬交织,劳逸结合,才构成了中国内地会未来几十年既广且深的路线图。

 

 

 

[1] 本文根据《亿万华民》1877年七月号及八月号的部分内容编译。

[2] “I-Chang,”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7, pp.78-79.

[3] 文中说此人在凤阳府(Fung-yang-Fu)几乎丧命,也许是曾经陪同戴亨利(Henry Taylor)巡视河南的中国同工之一。

[4] 有可能是庆丕(Paul Henry King,1853-1938),英国人,1874年进中国海关任职。

[5] 有可能是狄妥玛(Thomas Dick,1837-1877),英国人,1861年来华,1862年进中国海关任职,但此人1877年便去世,不知是否同一人。

[6] 揭帖原为古时监察部门长官揭发不法官吏的一种文书,也指私人张帖的启事、文告。清末时期,有很多诋毁基督教和宣教士的匿名揭帖,煽动民情。

[7]《北华捷报》由英国侨民奚安门(Henry Shearman)于1850年8月30日创刊于上海花园弄(今南京东路江西中路以东路段),是上海境内第一份近代意义上的报纸。当时在华的英国侨民称广东为南华,称长江流域及以北为北华。1864年6月1日,出版人字林洋行将原来《北华捷报》的副刊《船务商业日报》改为《字林西报》(英文报名North China Daily News),原来的《北华捷报》周报改为副刊,偏重于时事政治,随《字林西报》赠送。 

[8] J. W. Stevenson, “Letter From Bhamo,”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7, p.87.

[9] 中缅边境的克钦人即中国境内的景颇族人。

[10] 详情记录在索乐道的日记中,将在下几期连载中刊出。

[11] 古山(Josiah N. Cushing)是美国浸信会宣教士,1876年抵达缅甸,定居八莫后,从事缅北克钦族和云南边境的宣教事工。

[12] 乌篷船是绍兴一带的独特交通工具,因竹篾篷被漆涂成黑色而得名。

[13] 疑为 Tsong-ko-pu 的误拼,淞口浦是曹娥江上的小镇,距绍兴东南约45英里。

[14]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iss Turner (26th Dec 1876, including footnot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64.

[15]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iss Turner (10th Mar 1877),”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7, p.90.

[16] 据熟悉温州教会史的同工意见,本段提到的三位华人传道当为周迪卿、梁士元和陈益新。三人事迹参见Mrs. Grace Stott, 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898。中文简体版即将出版。

[17]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r. Stott (4th Mar 1877),”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7, p.90.

[18]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rs. Jackso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7, p.90.

[19] 有关曹、蔡两家的互动与友谊,参见Mrs. Grace Stott, 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898。中文简体版即将出版。

[20]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r. Wills (12th Mar 1877),”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7, p.90.

[21] “Recent Intelligence by Pastor Wong (5th Jan 1877),”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77, p.76.

[22]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r. Crombie (11th Jan 1877),”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77, p.76.

[23]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r. Wong Teng-Yuing (2nd Feb 1877) and by Mr. Douthwaite (10th Mar 1877),”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7, p.90.

[24]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r. Wong Teng-Yuing (2nd Feb 1877),”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7, 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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