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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三藩市华侨事工对今日民工事工的启示

撰译/亦文

 

引言

 

民工事工对国内教会而言,似乎是一个新工程;但是在海外教会发展史中却有很多可资借鉴的先例。本文希望借着对美国三藩市(即旧金山)浸信会华侨事工的史实梳理,对从事当代民工事工的教牧同工有所启发与助益。

 

美国早期华侨与当代中国民工有很多相似之处。华侨之移居海外,是由很多“推动”和“拉动”的因素造成。鸦片战争清政府之战败、农民起义、族群世仇、口齿繁增、干旱、饥荒、经济拮据都把中国人“推往”美国打工;而西方的富有、受雇机会和金子也把很多人从家乡“拉往”“金山”。因为文献阙如,无法确定首名华侨何时抵达加利福尼亚。最早的文字记载显示,早在1847年,便有一名广东商人来到了三藩市,也正是他,把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回家乡。1850年时,加利福尼亚只有500名华人。但当金矿的消息传到中国后,仅1852年一年便有20,000名华人抵达三藩市。到1862年,加州政府估测华人人口约达48,391。与此相比,1849年初,加利福尼亚的欧裔人口约为26,000人;至同年8月,翻倍至50,000人;至同年年底,暴增至115,000人。至1870年代排华情绪最高潮时,华侨约占全州人口的10%。

 

绝大部分华侨是青年汉子,不少人在中国已经娶妻生子。赊购船票是支付跨洋旅费的主要方法,亦即借来的船费要用在美国所挣到的钱来偿还。他们大部分人抱着客旅的心态,希望能在三、五年间通过辛勤工作,赚足了钱,衣锦还乡。虽然很多人的美国淘金梦得以实现,但是据估计约有50%的人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返乡,最终放弃回国的念头而在美国定居下来。

 

自1865年起,经济萧条、日益增长的华人人口以及对“黄祸”的莫名恐惧,终于驱使白人矿工开始驱赶各处金矿的华人。华人只能转而以筑路、农业、捕鱼谋生。在三藩市之类的城市,华人开始进入洗衣店、服装厂、饭店、杂货店、雪茄厂、鞋靴厂,从事劳工、裁剪和家务的工作。排华运动引发了1860、70年代针对华人的暴力攻击。三藩市通过了一系列以把华人赶出商界为目的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华人必须离开”的口号终于导致了1880年对华侨移民的限制和1882年《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的出台。至此,华人劳工无法再移民美国。

 

三藩市华侨早期布道事工

 

在这样一种遍及社会各层甚至制度化了的排华情绪中,美国教会在三藩市华侨中的事工屡经磨难便毫不稀奇了。早在1850年,第一长老会的牧师艾伯特•威廉斯(Albert Williams)和市长约翰•吉尔里(John Geary)便向百余名华人散发了福音书籍和小册子。1851年,四名华人在第一长老会组成了一个查经班。1852年,出于当地长老会的呼吁,长老会海外差会差派曾经在中国从事过传教工作的施慧廉(William Speer,1822-1904)前来三藩市协助当地的华侨事工。施慧廉受过医学训练,且精通粤语,于是,他日间开诊所,晚上教授成人英语班,服务于华侨社团。第二年,三藩市第一家华侨教会——华侨长老会——的礼拜堂便建立起来了,并成立了全美首家为华侨开办的“公立”学校。

 

主日敬拜+周间晚上祷告会+主日学+晚间英语班+“公立”日校——长老会使团为华侨事工设立了一个以福音活动为中心的良好先例。其它宗派的布道会很快效仿起长老会的榜样。1870年,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前赴华传教士基顺(Otis Gibson, ?-1888)开始向三藩市地区的华侨布道,公理会则在庞德(W. C. Pond)和一位青年华人牧师简甘(Jem Gam之音译)的领导下设立了一个使团,而圣公会在基顺的呼吁下也展开了华侨事工。

 

研究华侨教会的学者如此写道:“虽然教会人士以种族问题上的移民代言人和针对暴力活动的保护者的身份为华侨提供了大量服务,但是美国排华白热期间的福音布道工作还是陷入困境。美国基督徒的行动往往比基督徒牧师的讲道更有吸引力。”[1] 在19世纪70年代排华高峰期间,这些三藩市使团的牧师都是华侨的代言人和辩护人。施慧廉和基顺经常代表华侨向不同的社团与立法组织发言。例如,基顺曾在1873年的一次演讲中,针对天主教神父布查特(Father Buchard)的攻击言论为华侨辩护:“所有的法律都应该被废除,基督徒必须加倍帮助这些华人,并把福音传给他们。”[2] 但是,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情华侨或支持华侨事工。不同宗派之间,甚至同一教会内部,均存在不同看法。其中以美国浸信会的华侨使团的发展最为曲折、也最为典型。

 

浸信会三藩市华侨布道事工始末

 

“北美为基督”乃是美国浸信会国内布道会(American Baptist Home Mission Society, ABHMS)于1832年成立时的座右铭。1848年2月2日,随着墨西哥战争的结束,加利福尼亚被割让给美国。经过大量的调查和长期的考虑,ABHMS决定在这一新地区成立一个差传站,并视三藩市为最适合的地点。当时在新泽西州牧会的奥斯古德•惠勒(Osgood C. Wheeler)接受了ABHMS的聘任,成为加利福尼亚的布道先驱。1848年12月1日,他和妻子坐船出发,前往加州;三天后,华盛顿的报纸上登出萨特斯米尔(Sutter’s Mill)发现金矿的新闻。“加州使团”的成立显然与淘金无关,但首名传教士和第一批淘金者同时抵达金矿矿场,完全是出于神的计划。1849年2月,惠勒夫妇抵达三藩市。在这嘈然无序的淘金热大环境下,惠勒于1849年7月6日建立了三藩市第一浸信会。8月,6名信徒在靠近斯托克顿(Stockton)的惠灵顿街(Wellington St.)一栋四壁皆空的建筑物中聚会。然而这座寒素的建筑,却成为加利福尼亚历史上第一座非天主教的教堂。除了教会崇拜、主日学、周间聚会之外,这座教堂也成为三藩市第一所公立学校的校址。

 

1850年不仅给加利福尼亚带来了州的地位,也见证了浸信会的增长,成为当地基督教影响之中心和多人的祝福。因着惠勒的影响力、异象和能力,教会在桑乔斯(San Jose)和沙加缅度(Sacramento)各地被建立。随着教会的增长,属灵领袖与同工的紧缺日益成为问题。惠勒发往布道总会有关增添人手的紧急请求反映了他看见大门敞开却无人迈进的心情:“虽然在1849年4月1日至1850年8月1日之间,共有46位浸信会牧师抵达三藩市,并且都路过金矿,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多留一天在主的事工上帮助我。”黄金热蒙蔽了很多人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加州正在增长中的布道事工。但是这位满怀宣教热情的惠勒牧师却对有色人种的移民存有偏见,他在国会山就华侨问题发言时曾这样说:“补救工作乃是去检查、修改、停止移民……。那时,只有在那时,我们的国民才能尽情享受经过努力与流血而得来的祝福。那时,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安全地为一个充满荣耀的伟大未来而深思熟想。”[3]

 

也许正是因为惠勒牧师的偏见,ABHMS虽然1854年就在三藩市展开针对当地人的事工,历年的会议记录中也屡屡提及华侨事工的筹划,赴华传教士迪安医生(Dr. Dean)返美期间也竭力呼吁,却直到1870年才正式成立其华侨使团。虽然ABHMS曾在1882年指出“我国移民法中对华侨的歧视乃与我们自由政府的基本原则和基督教精神相违背”,但仍有杰出的浸信会人士反对布道总会的正式观点。在华侨问题存在这么多分歧的情况下,浸信会的华侨事工难免一波三折、备受考验。

 

ABHMS裹足不前的十多年间,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曾差派过一位前赴华传教士叔未士(John Lewis Shuck, 1812-1863)[4]前往加州从事华侨事工。叔牧师乃美国浸信会首位来华宣教士,曾在新加坡、澳门、香港、广州和上海宣教16年之久,先后在港、粤、沪创办当地首家浸信会。1853年,叔牧师二度丧妻,加上自己健康衰减,返回美国修养。他来到加州后,发现长老会已经建立了华侨教会,便转往沙加缅度。虽然他在那里接受了沙市第一浸信会的牧职,却并未因此终止其在华侨团体中的工作,并成立了该市第一华侨浸信会,亦即整个加州第一个华侨浸信会,共带领16位华人信主。可惜的是,1861年美国爆发内战,美南浸信会经费拮据,不得不解散所有国内的布道人员。叔未士回到故乡亚历山大休养,两年后病情恶化,弥留之际,他对前来探望他的友人说:“我一生的快乐,完全得自于传扬福音的工作”。1863年,叔未士息劳归主,享年51岁。

叔牧师所带领信主的16位华人中有一位叫黄梅的中年商人,后来成为当地杰出的华侨教会的领袖。日后他继承叔未士的遗愿,毅然舍下他在美国经营多年的生意,回到中国广州传道,且成为初期中国教会颇负盛名的牧师,他去世后,沙加缅度的教会还立碑纪念他。

 

浸信会事工的开端

 

叔未士和黄梅离开加州后,浸信会联会层面的华侨事工陷于停顿,但是对门前异乡人的特别负担促使个别教会,通过当时极受欢迎的主日学运动继续承担布道的责任。至1870年,三藩市浸信会系教会中已有三处兼授其它课程的华语主日学,分别由哥伦比亚广场教会(Columbia Square)、会幕教会(Tabernacle)、第一浸信会(First Baptist Church)资助。那一年,单单第一浸信会主日学就有150名华人参加。1869年,ABHMS终于找到一位名叫约翰•弗朗西斯(John Francis)的传教士前来三藩市,但是他不会说汉语。然而,神另有预备。1870年3月,另一位浸信会传教士纪好弼(Rosewell Hobart Graves, 1833-1912)一方面因为生病,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当地反帝爱国运动愈演愈烈,不得已回国休养,临行前特地在广州按立黄梅为牧师,负起牧养当地教会的责任。纪牧师在回马里兰(Maryland)途中经过三藩市,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叫冯圣南(Fung Seung Nam之音译)的华人传道。短短的数日之间,两人造访了当地的华侨,并带领了两场聚会,约有700人参加。因为内战的关系,ABHMS已成为美北浸信会的组织,因此,当地浸信会会友竭力要求ABHMS写信给美南浸信会借用纪氏。五月,美南浸信会同意把纪好弼和冯传道“借给”ABHMS在三藩市的华侨使团,并要求弗朗西斯在纪好弼休假期间将冯氏视为助理。1872年,纪牧师再度返回中国,并成为把西方医学传入梧州的第一人。1905年后,纪牧师年迈,双目逐渐失明,但他坚持在中国服务,并于1912年6月在广州病故,终年79岁,在中国工作了 56 年。

 

在三藩市,弗、冯两人展开了极有果效的合作布道。三藩市华侨布道会在第一浸信会的地下室开始聚会,人数众多的华人会众终于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来聆听福音了。董恭(Dong Gong之音译)乃该教会所结的第一枚果子,他后来于1874年前往俄勒冈州(Oregon)波特兰市(Portland)开展华人事工,成绩斐然。冯圣南是一位很有布道恩赐的学者,在主日学和夜校教课讲道之外,他和弗朗西斯一起到三藩市市里各个宿舍、鞋厂、铝合金工场和店铺走访华侨。两人还一起探访了阿拉米达(Alameda)和桑乔斯(San Jose)的铁路沿线的华侨帐篷。冯氏在主日的街头布道往往能吸引700到1500人,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干。令人扼腕的是,因为水土不服、积劳成疾,冯圣南来到三藩市后一年左右便去世了。他是美国首位以基督教仪式下葬的华人。

 

华语教会在冯氏带领期间,一度极其兴旺,发展成六个主日学,包括60至100名教师以及约250名学生,聚会场地的需要因而变得极其迫切。彼时,第一浸信会的教堂仍在待售,三藩市浸信会联会的牧者便通过加州浸信会大会向ABHMS布道总会提出请求:“三藩市第一浸信会教堂几步路外,阿冯弟兄每周日都在街边向500至1500人讲道。如果能够购置这间教堂的话,四壁之内每周日便可容纳近千名异乡人。”[5]

 

ABHMS提出,如果当地教会能够筹集到五千美金,第一浸信会筹到五千美金,ABHMS愿意资助两万美金。然而,这一设想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该会的法律顾问指出该会的资金不可以用来购买物业。为了保证聚会有固定的场所,弗朗西斯租用了一个足以容纳70-80人的大间,并用自己的薪水支付35美金的房租,直至1872年才由ABHMS总会接手。此外,弗朗西斯投资两千美金,在第一浸信会正对面买下了一个地产。有人猜测,他卖掉自己在布鲁克林(Brooklyn)的房子才凑出所需支付的定金。有了三层楼和一层地下室,使团才得以开展其各项事工,包括向受同乡迫害的信徒提供住所和一个下午的妇女活动班。1873年,街头布道重新开始,因为弗朗西斯找到一位新的华人传道人李基(Lee Kee)。弗朗西斯在1874年写道:“我们是目前西海岸一带最兴旺的使团”,三藩市和奥克兰(Oakland)有125名华人儿童参加日校,275名参加主日学。但是,弗朗西斯因故辞职,带着李氏转往南加州去了。弗朗西斯临走时,有意将聚会房产的产权转让给教会,但ABHMS没有接受。因此,弗朗西斯走后,华侨使团只能又回到第一浸信会聚会了。

 

1875年,ABHMS差派一名自广州退休返美的赴华传教士西蒙斯(Ezekias K. Simmons)前来负责三藩市使团,冯察(Fung Chak之音译)为其华人助手。“成长的烦恼”继续困扰着使团。陆续有信徒受洗,学生和老师的人数亦在增加,西蒙斯不断向ABHMS呼吁要求更多的资助和聚会场所,因为他自己拿出近100美金支付教师薪水。心力交瘁的他,于当年年底返回密西西比。

 

所幸西蒙斯走后,弗朗西斯和李氏又回到三藩市使团。当地牧者虽然一致希望能够继续华侨事工,但是,ABHMS还是在1876年宣布不再承担太平洋沿岸华侨事工的责任,华侨使团委员会也做出类似的决定:“目前承接如此耗费财力的责任实为不智”。1876年10月,会幕浸信会为当地华侨事工提供了一个场所。但是,加州人对华侨日益增长的敌视迫使会幕浸信会突然于1878年中止了其资助。ABHMS也不愿意继续承担费用:“无需监理的传教士,无需昂贵的聚会场所,现有教会间的联谊便可”[6]。“被会幕所断交、被母会所抛弃”,实可谓华侨使团史上最无望的时刻。面对三藩市华侨的巨大需要,浸信会竟会如此转过背去吗?

 

创建第一华侨浸信会

 

三藩市华侨事工所结的果子中,有一位叫李文台(Lee Wing Tai之音译)的弟兄,他一直在为新传教士的到来而祷告,很快,他看到神垂听了他的祈求。1878年前后,虽然ABHMS经费拮据,美南浸信会的财政则颇为稳定。赴华传教士海雅西(Jesse Boardman Hartwell, 1835-1912)因妻子病重返回美国,美南浸信会国内差会聘用他从事三藩市华侨事工。理事会特别强调,奉献收入的增加是增设华侨传道人的主要原因。海氏夫妇于1879年11月抵达三藩市不久后,海夫人便不幸去世了。加州的浸信会友和华侨信徒对海氏的到来表示极其热忱的欢迎,显然,浸信会并未遗忘他们。

 

海教士在一处租用的店铺开办了一所夜校,约有30来名华侨参加,1880年2月,第一位信徒受洗。尽管社会上排华意识浓郁,三藩市第一华侨浸信会还是在当年10月3日成立了,包括李文台在内共有九名理事成员。同年底,美南浸信会另差派了贾妮•桑德福(Janie L. Sanford)前来三藩市负责华侨妇女和儿童事工。海氏任监理之职,而贾妮则需面对三藩市地区约三千名不能就读于公立学校的学龄华侨儿童。难怪,美南浸信会当年的报告中再次出现这样熟悉的结论:“华侨事工乃本会所从事耗资最巨之事工。”

 

当《排华法案》于1882年颁布施行后,华侨移民大幅减少,很多华侨离开了加州;留下来的人,则继续面对严苛的歧视。到1883年,海教士的教会中已有16名成员。海教士也向母会强调永久性聚会场所,尤其是女童场所的重要性。1884年美国南方出现天灾,棉花减产一百万包,严冬又带来洪水,奉献大量减少,情势变迁使得美南浸信会不得不停止对加州事工的经济支援。当年该会的会议记录中如此写道:“持续五年不懈地努力,只有6名会员目前仍在尽责,使得本会难以再在三藩市华侨中建立永久性浸信会组织的希望上靡费资金”。

 

被美南浸信会所“遗弃”,第一浸信会的成员不得不转而向ABHMS请求援助。所幸,ABHMS的管理层经过重组后,已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承接海教士的聘用,ABHMS女会也承接了桑德福的费用。三藩市四所主要白人教会的代表组成了华侨使团理事会,整个转接过程非常平稳。海教士在1885年的报告中写道:“夜校通常有四名老师执教,平均每晚65名学生。我是华侨教会的牧师,牧养18名会友,其中很多人目前不在本市。本会的妇女儿童事工包括探访、儿童日校和夜校。日校共有19名儿童就读,平均每天10名。”

 

曾在浸信会使团学校读过书的华侨还记得那是一间在二楼的教室,可以容纳12名学生。上午教英语,下午教汉语。针对成年人的夜校则设在另一条街上的浸信会礼拜堂里。海教士在报告中强调,使团最紧缺的资源是一位“优秀的华人牧师”,其次便是一处不影响其它教会的稳定的聚会场所。1886年,ABHMS从波特兰(Portland)使团调来童可任(Tong Kit Ring之音译)来服事三藩市华人。他被公认为当时美国最优秀的华人圣经教师,并因其应对得当的机智、对真理深入简出的解说以及敏锐洞彻的应用而被誉为“华人中的司布真”。童氏的到来,使得街头布道得以重新开始。

 

1885年初起,海教士便周游全国,为华侨礼拜堂募集资金。在1887年的《国内差传月报》(Home Mission Monthly)上,海氏为新的一年所起的口号为:“下一个乃是华侨使团教堂!”通过海氏的不懈努力,目标提早原定于10月1日的截止日期一个月完成了。先是用一万美金买下了一块街头转角的地皮,教堂本身则花费了9600美金,于1888年8月1日完工,并于19日举行了献堂仪式。随着新教堂的成立,童牧师的到来,教会、主日学和夜校的出席率也大幅增长。第一年受洗人数的记录,之后很多年都未被打破。苦尽甘来,三藩市的华人浸信会友终于有了自己的教堂、自己的属灵之家。

 

对今日民工事工和少数民族事工的借鉴

 

笔者曾偶尔看到一个美国华人教会的堂会史,细节早已淡忘,只记得数十年间,一个牧者接一个牧者,来了又走,有的似乎还走得不太愉快,自始至终没有吸引眼球的传奇故事,只有一连串琐碎的日期与人名。那时心中暗暗诧异:这岂不是在网上“晒家丑”吗?今天回想起来,这个教会的历史恐怕远比其它周年庆纪念刊上所能看到的,改编加工后的“样板”,更能代表全世界大部分的教会,亦即“邻家女孩”般的“邻街教会”:不光鲜、不起眼、未经打磨、不上台面、时起时落、似乎永远在过渡、也似乎永远未臻完美,却在平淡甚至平庸中仍在见证神的信实与恩典。

 

从这个角度而言,笔者反而觉得,三藩市浸信会华侨事工的个案,正是提供了一个真实普遍的拓荒植堂故事。当代神学家斯托得(John R. W. Stott)在使徒行传研经资料里提醒读者,不要过分美化早期教会,因为早期教会和任何时期的教会一样,充满了人的纷争与诡诈(如保罗与彼得之间的分歧,亚拿尼亚与撒非拉之欺哄圣灵),史实和现实都显明:教会始终是人与神的角力场。因而,这一带有“勉强得胜”的华侨事工个案对眼下民工事工甚至少数民族事工的启迪也更为深刻和扎心。

 

首先,宣教需要实际行动和长期委身。“北美为基督”的口号虽然从逻辑上包括北美所有的少数群体,但实际上侧重点始终在语言文化背景较相近的欧裔人群中,以至于华侨事工屡屡无法起步;而一旦布道总会出现财政或管理危机,华侨事工总是首先被“砍”的项目,华语传教士也是首先被“裁”的宣教力量。三藩市华侨事工之异象,虽在加利福尼亚于19世纪40年代发现金矿之际已悄然扎根,但浸信会布道总会寻找合适传教士的过程竟费时近20年;华侨教会的正式成立,费时近30年;买地建堂,费时近40年。无论是沙加缅度还是三藩市的华侨教会,愿意接受洗礼的信徒人数都极其少,加上移民流动性往往很大,加州的排华情绪又迫使很多华侨移居别处甚至回国,能留在当地教会的人数更少,而早期华侨的经济地位低下,无法承担教会的运作费用,财政上势必完全依赖布道总会的资助。因“入不敷出、得不胜失”的理由而被裁撤,在南北两个布道总部之间被踢来踢去的华侨教会史,读来自然令人酸鼻,但是轮到汉族教会向少数民族、城市教会向民工团体宣教时,我们往往会发现,同样的历史在重演。今天,中国教会在呼喊“中国为基督”的时候,是否仍在潜意识中把“当地人”或汉族当作“默认族群”,忽略了其它的弱势群体?民工事工或少数民族事工是否永远都“不得时”?或是只是短宣项目或口惠而实不至的遥远“异象”?教会如何界定“成功”?如何衡量属灵事务的“得”与“失”?一个新族群的事工起初十数年、甚至数十年往往都会投入大、果效差。象民工或其它弱势群体的事工这样铁定的“亏本买卖”,任何一个教会长期而大量地付出都应该是慎之又慎的决定。发轫之先坐下来计算代价,免得“开了工,却不能完工”固然不错,但也往往因此成为“永远不开工”的借口。

 

其次,宣教当兼顾属灵需要与生活需要。作为跨国移民,早期华侨需要学语言,需要找工,需要养家糊口,送孩子上学。而在《排华法案》的阴影下,绝大部分华侨享受不到普通美国公民的基本福利,尤其是子女无法进入公立学校上学(违反此规定的学校将被扣发州立学校津贴)。美国教会针对这些需要开办了儿童日校、成人夜校、英语班、甚至诊所,身体力行地活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的样式,而不是仅仅口头宣讲“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浸信会华侨事工三起三落,虽然“经费问题”是最常摆在台面上爱莫能助的原因,但是若结合当时北美对有色人种歧视的大思潮来看,“种族因素”恐怕是没有明言而更真实的理由之一。虽然有些美国传教士或教会领袖在公共领域为华人团体出面辩护,驳斥流行一时的“排华情绪”,但大部分基督徒仍停留于现状,不愿挑战时弊,得罪大众。即便是主日敬拜,不同的民族也无法在同一家教会中聚集记念主的复活。“三藩市第一华侨浸信会”没有成为“三藩市第一浸信会”的一部分,而是始终游离在主流教会团体之外这一历史现象,正是这种种族隔离思潮的产物。反观今天中国教会,我们可能也用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推搪了很多当尽的本分。今天的中国,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公和不完善,民工无论在城市还是回老家,都受到制度性的歧视,教会如何在把属灵的福音传给他们的同时,也能体现社会公义,掏出怜悯的心,伸出友爱的手?把民工锁定在民工团契或民工教会,固然更能针对他们的特殊需要提供帮助和喂养,但也容易造成“城市里的乡村”现象,加剧“隔都”情结。教会是否应该考虑帮助民工团体融入到主流会众中去,在多元与磨合中练习如何享受“我们都是一家人”的爱?

 

再次,宣教中的“道成肉身”和“本色化”。在美国华侨事工史中,不难发现赴华传教士和华人传道人的作用。施慧廉、叔未士、基顺、迪安、纪好弼、西蒙斯、海雅西都是利用回国述职期间发挥“余热”,一方面向美国教会呼吁对华人事工的投入,另一方面也身体力行地利用他们的在华经验与语言优势向华人直接布道。若没有这些赴华传教士在休养期间“休而不退”或退休之后“退而不休”的热忱,美国的华侨事工势必还会滞后很多年。学习语言文化需要付上时间和脑力的代价,然而若不能用华侨的乡音(主要是粤语)传讲福音,便谈不上“道成肉身”。华侨使团的教牧显然深悉此理,不会汉语的传教士往往退居监理之职,另聘华人传道人承担街头布道的重任,简甘、黄梅、冯圣南、董恭、李基、童可任……还有很多姓名与事迹已经无法考证的华人传道人。方言学习的助益之处虽然仍在,但普通话的普及,使得大部分献身于民工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教牧同工可豁免语言培训。相对而言,弱势群体事工的“本色化”更值得重视。“本色化”在中国教会史上是一个较为复杂、颇有争议、甚至带有政治色彩的概念,笔者在此,仅取其最常用的宣教层面上的意思。基督教从西方传到中国,从“洋教”转化为中国人的信仰的过程,基本上是“汉化”的过程,若要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仍需经历一番不同的“本色化”。基督教信仰在台湾之所以被边缘化,原因之一便是其不仅被视作外国人的宗教、也被视作外省人(49年来台的大陆人——编者注)的宗教。无论少数民族事工还是民工事工,都不能仅停留在带领慕道友信主的阶段,而是应该一开始就延伸到培养向“本族本家”传道的人才的层面,并资助“黄梅”之类的当代民工传道人,回到家乡传道,甚至城市教会也可以通过民工信徒群体,“顺藤摸瓜”地把福音的引信带入其原居地。在宣教事工上,西方传教士虽然有先见之明之处,也有受时代局限的地方。例如,华裔传道人虽然承担了宣教事工中最直接、最见效的部分,却未获得与西方教牧同等的地位,他们没有牧衔、甚至也不被称作“传教士”,而只是美国传教士的“中国助手”。西方宣教学中对这些历史遗憾已经做出深刻的反省,中国教会在学习与参与普世宣教事工时,便更没有理由重蹈覆辙,轻视弱势群体中涌现的传道同工,把世俗的偏见带进神的教会而不自知。

 

最后——宣教完全在神的手中。美国浸信会为基督的缘故接触“异族”的本心虽然出于至诚,人力的缺乏却使得华侨事工一开始便举步维艰,财力的缺乏又使之多次陷入困境,华侨使团与ABHMS和美南浸信会两个“婆婆”的认领关系亦成为令人喟叹不已又棘手为难的问题。缺人、缺钱、推搪、分歧、嫉妒、纷争,多么熟悉的教会史怪圈。但是尽管障碍重重,神总是不断兴起对侨民有负担的个人和教会,向华人播撒福音的种子,并使之发芽成长,开展事工,直至今日。虽然19世纪末,三藩市只有十几名浸信会会友,而且还散落各地;一百年后的今天,三藩市第一华人浸信会已有500名会众,1998年,他们还差派了35个人到该市西南区建立了一个分堂。这是美国的故事,也将是中国的故事;这是华侨使团的故事,也将是民工使团的故事、少数民族使团的故事、亦即全世界教会“传到地级”的故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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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未士生平:www.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by-person/s/shu-weishi.php

 

黄梅生平:http://www.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by-person/h/huang-mei.php

 

三藩市第一华人浸信会网站:http://www.fcbc-sf.org/

 

 

[1] Horace R. Cayton & Anne O. Lively,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es, (New York: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Christ in the USA, 1955), p.41.

[2] O. Gibson, ‘Chinaman or White Man, Which?’: Reply to Father Buchard. (San Francisco: Alta Printing House, 1873), p.29.

[3] O. C. Wheeler, 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tional Question (Oakland: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1880), pp.26-27.

[4] 美国浸信会首位赴华传教士。

[5] Baptist Home Missions in North America: Jubilee Volume 1832-1882 (Oakland: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1880), pp.26-27.

[6] Baptist Home Missions in North America, pp.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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