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亦文
“施比受更为有福”
——使徒行传20:35
在中国教会史上，1877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自第一位基督教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807年抵达广州以来，福临神州已有七十年之久。各大驻华差会深感有必要群策群力，回顾并展望在华的宣教策略。于是，便有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来华宣教士大会。根据美国长老会梳理出来的一份名单（见附录一），当时共有300名宣教士在中国，145人为英籍，140人为美籍，15人为德籍。其中44位当时人不在中国，虽然大部分人只是回国述职，但也有不少可能不会重返禾场。驻华的256人中205人为男性，51人为女性（包括寡妇与未婚姐妹）。当时中国信徒的人数约为一万三千人，男性八千左右，女性五千上下（见附录二）。
这一年，内地会只是一个成立仅12年的年轻差会。但是内地会宣教同工的人数已经高达41人，跃居为当时在华最大的差会，超过美国长老会（40人）、美部会（28人）、美以美会（23人）和老字号的英国差会——英行教会、伦敦会和大英循礼会在这一年都只有二十来位宣教士（详参附录一）。作为这个后起之秀差会的领袖，戴德生一面回顾福音入华七十年的得与失，一面开始反思普世宣教的施与受。
宣教的施与受[2]
“施比受更为有福”，作者从这句常被引用的经文开篇，列举主耶稣如何将其所有施舍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读者都知道，神的救恩是一件礼物，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意识到这件礼物的贵重：接受救恩意味着基督在你里面活着、管理着、君临着；意味着你真的与他联合，在他里面蒙福，在基督里领受所有的（而非部分的）属灵祝福；也意味着你在他里面被接纳，得完全，真正地被“充满”。是的，不仅充满，更要满溢，“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不是小溪或季节性的急流，而是永远的泉源、活水的江河。
然而，为什么教会中有那么多对恩典挥霍和闲置的现象呢？秘密在于：“施比受更为有福”。和主这样一位丰富的供应者联合，我们也成为无穷宝藏的拥有者；与此同时，我们也领受到“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的命令。为什么我们很少体会到“充满”与“完全”？一言以蔽之，是因为我们不舍得白白舍去。只有通过散发所有，才能创造空间容纳更多的祝福。只有把铜钱散尽，才有地方放白银；只有把白银花完，才有地方放黄金。
教会很少意识到：当她任凭整个世界因着她的不信、自私和吝啬走向灭亡的同时，也在使自己变得贫穷。基督教会的生命向这个世界传递了什么信息？她的生命见证是否常与圣经的见证相左，并歪曲了主的形象？基督赋予她生命之光，她却不投射给那些正在走向死亡的人们。基督说：“向万民——”，教会却说：“不，不，不。在本国，如果你乐意，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但是海外，不！差派少数几名宣教士，可以；差派很多人出去，不行！我愿意为那些走向灭亡的人而使自己匮乏吗？不！”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说：“我会牺牲我的人、我的房子、我的财产以及其中的装潢和享受，从地狱中抢救出一些异教徒吗？—— 想都别想！”“我会献出自己的孩子去拯救异教徒吗？——不会，不会，不会！”除了极少数人，教会向未得之地的总体见证便是“施不比受更有福”。难怪怀疑主义在滋长，对主不贞的思潮如此盛行！
若现在及时废弃这种可怕的谬误，还来得及在永恒中领取祝福。如果我们愿意成为施与者，主不仅会赐给我们播撒的种子，也会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总是会在各样的事情上丰富，也在各样的善工中充足。但是如果我们拒绝施与，便显明自己是不忠心的管家。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五饼二鱼藏掖起来，困乏的人群固然会饿着肚子散去，却也不会有满满十二篮的零碎留给我们。只要成为施与者，无论你有五个饼还是五百个饼，都无关紧要。若没有从神来的增长能力，五百个饼和五个饼一样不够。从这种意义而言，五个饼比五百个饼更容易传送、也更能显出神的荣耀。
戴德生很善于使用英国读者熟悉的概念来介绍中国的宣教现状。他指出，在清朝18个行省中，现有宣教士所服事的九个行省的面积相当于17个苏格兰的国土，总人口达一亿两千万，相当于苏格兰全国人口的36倍，平均每名宣教士负责一百万到一百二十五万名中国人。换言之，每名宣教士要负责相当于三个苏格兰县郡的教区。而内地会所关注的另外九省连一位常驻宣教士都没有，但其中三个省份早在十年前就已拥有三百名天主教外籍神甫和八万名教徒。这些未得九省的总面积加起来是24个苏格兰，总人口一亿五千万，相当于苏格兰全国人口的45倍。亿万华民的灵魂正在走向死亡，而西方教会却任凭他们灭亡，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呢？作者呼吁：“12年前出版《中国的属灵需求和托付》小册子第一版时，我们已经问过这个问题，每次再版我们都会问同样的问题，今天我们仍然要问。”
近一百四十年后，我们也可以像文章的作者质询英国教会那样质询今天的中国教会：“我的读者，明知祷告力量的你，听到主‘你们要去’的命令的你，相信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你，当如何回应？”
山西之旅二人同行[3]
深谙施与受之间的铁律，德治安（Joshua Turner）与秀耀春（Francis James）成为第一组进入山西的内地会宣教士。他们10月17日（周二）离开镇江，1月9日返回武昌，此行费时三个月，全程长达一千七百英里。从镇江沿着扬子江溯流而上到六十英里外的南京。如果风向顺利的话，这段水程只需一天；但是一行人遇到顶头风，不得不雇纤夫一路拉到南京。10月23日（周一），两位宣教士带着3000册福音书，1300册单行本和无数份福音小册子离开南京，过江到浦口（Pu-kow），从那里雇了五组骡车、一头驴，改走陆路；书和行李则直接运到怀远县（Hwai-yuen-hien）。
离开江苏境内的浦口，便进入安徽境内。道路向西北方延伸，一路荒无人烟，虽然随处可见耕耘的痕迹，但是大部分农田都已荒废。原先建造得法的几座桥，也多处受损。有些村庄在废墟中仍存留几间土房，因为连续两个季节的干旱和饥荒，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德教士估测这一省约有三千万人死于太平军之乱，一想到这里过往的血腥场面，以及一度安居乐业的人民因战乱而流离失所，他的心情就格外难过。逝者已矣，刚来报到的宣教士已经无法接触到这些灵魂。死去的人早已得到了他们的工价——拜偶像与罪的工价。幸存下来的人也在匆忙走向同样悲惨的结局，他们“已在路上”，却无人向他们传讲基督。对他们而言，一切很快也将太晚了。
10月25日（周三），一行人走过滁州（Chu-chau），穿过光秃秃的一片山岭，来到清流关（Tsing-lin-kuan）[4]。关口的路陡峭难攀、乱石丛生。山顶上建有一条约四十英尺长的隧道式的拱门，摆着几家茶摊，宣教士们过关的时候看到行人众多，便借机散发了一些书册。满山的树叶正在变红，与银灰色的野草和碧绿的柳树形成艳丽的对比。落日余晖更是将这一切罩上一层柔美的霞光。两位宣教士一路走来，一路深深感谢神让他们在事奉之际亦得以享受美景。
山脚下是一个叫珠龙桥（Chu-long-kiao）的地方，一条弯曲长街穿过全村，街正中建有一座优雅的小桥。看到行李安全地存放在客栈里，德治安和中文教师一起上街布道。他们很快吸引了一大群人，一路排到桥头。当地人很认真地听德教士讲道，显然能够明白他的意思，并询问了很多有关外国的问题，德教士也尽力满足他们的好奇。卖了一些书，天色已暗，两人告别人群，回到客栈；又在客栈里接待了很多来访者，利用更多的机会向从未听过福音的人传讲基督。
从珠龙桥启程，需要越过很多高山，路上遇到的那几位行旅，随身都带着武器。因为这一带常有山贼出没。在某一处，宣教士看见几百名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难民，向南方逃荒。10月29日，一行人抵达怀远县，在那里雇了一艘船，前往西北方向360里外的亳州（Poh-chau）。水路相对而言比较经济，且能享受到中国客栈所无法提供的安静与私密，但同时，宣教士又觉得坐船脱离民众。
一路经过庐州（Lu-chau）、凤阳（Fong-yang）、颍州（Hing-chau）等府城。11月4日，一行人抵达亳州，下船改住客栈。第二天，两位宣教士和华人传道人进城讲道，听众甚多。当地人的口音和南京方言极其不同，连华人传道人的话也不明白。因为露天布道效果不佳，下午，宣教士们决定留在客栈中。很多人进去“看”他们，有些人逗留了很长时间，宣教士们得以用个人谈道的方式传福音，也更容易让人明白。来访者中有很多晋人，从他们口中打听到不少有关山西的信息。
周一，一行人雇了两三辆手推车（cart），前往636里以外的庆华（Tsing-hwa）[5]。这些简陋的交通工具未装弹簧，道路又凹凸不平，绝大部分人宁可步行，也不愿坐在车上。进入河南，在首府开封城外渡河，再走三天才抵达山西。他们所经过的河南地带属于平原，开封府外的黄河又宽又急，渡船也非常庞大。一艘船上可以放两辆手推车、四十匹马和骡子、一些其他牲口和六十名旅客和行李。
11月14日，一行人终于抵达庆华。这是一个繁忙的市镇，距晋南边界约25里。第二天上午的时间，都用来整理手推车，又新雇了驴子去140里以外的泽州府（Tseh-chau-fu）。中午时分出发，很快就进入山西境内。两位宣教士终于见到了他们即将为基督奉献一生的地方。山西的面积相当于一又三分之一个苏格兰，当时有1550万人口。一入山西，他们便发现自己真的置身于西山之下，并对山坡上精耕细作的梯田赞叹不止。在欣赏壮丽风景、感受人民友善之余，他们也发现山西和豫西特有的硬沙山。山壁削出的山路有的深达70英尺。这些山路往往非常狭窄，而且处处年久失修，路面宽度在10到20英尺不等，刚好能容一辆车身的宽度。有一次车夫不得不停下来改装车轮，才勉强推过。路旁还凿有一些洞，以便两面车队相遇时，有地方可以暂时避让。其他几处则在主路之侧，在地面10到30英尺上面另开辟一条平行的小路。路的外侧没有任何保护设施，用来防止在较高山路上旅行的人与车跌落到下面那条路上。路上遇见很多从附近矿场运送煤与铁去庆华的苦力。有一次，一行人在上面的山路赶路，迎面过来两座骡轿。没有空间可以对穿，也不可能退后。幸好上下两条山路之间只差10到12英尺，山壁的切面虽然很陡，也没有攀爬借力之处，只能俯身一跳，好在骡夫们都还拿捏得稳。每辆骡车都配有两匹骡子，所有人都先去帮第一头“跳崖”，只剩下一个人去抓第二头骡子的尾巴，以缓冲其坠落的速度。等第一头骡子在下面站稳后，第二头骡子才会翻过路沿往下跳。如此费时费力，两辆骡车、四头骡子终于安全地被“迫降”到下面的小路，宣教士们才得以继续赶路。
第二天日出之前，一行人便已上路，一过中午便抵达此次山西之行第一个府城，泽州府。这是一座非常古旧甚至有点灰败的城市。主街约三里长，很宽，商贸萧条。当地人把街旁的一些枝叶茂密的古树当做神明祭拜。宣教士抵达不久，便出门布道，在主街上逗留了一会儿，再走向南区，在那里吸引了一批听众，卖了约一百本书。德教士觉得当地人对他们心存戒心，很多人看上去是鸦片瘾君子。
11月17日的天气不适合出门布道，但是宣教士们在客栈接待了很多来访者。18日（周六）上午一行人离开泽州府，雇了骡子去420里外的平阳府。第二天的主日在一个叫Tsu-cheng的小镇度过，并在那里分发了很多书。第二天他们经过阳城县（Yang-cheng），利用给骡子喂草料的时间布道售书。周二下午经过沁水（Tsin-shui），德教士和陈传道走进城去，分发了一些书籍。11月22日周三晚上，一行人抵达翼城（I-chen），在那里逗留一天，上街布道售书，卖得很好。25日（周六）下午，抵达此行在山西境内的第二府城：平阳府。平阳府城比泽州府城大，也更繁荣，一行人住下来，并售出大量的福音书籍和小册子。28日，他们前往位于山西西南的蒲州府（Pu-chau-fu），大路穿过一片耕耘有致的平原，路边有很多建有围墙的村庄和县城。12月4日（周一），一行人在临晋（Ling-king）[6]投宿，第二天抵达此行第三府城：蒲州府。这一府城建立在平原上，附近种植了很多树，田地也开垦得很好。城东几里之外是白雪覆盖的高山，城里的建设则很寒酸。很快，地方官便派人来打听宣教士们是谁，有何公干；他们也借机向来访者们传讲福音。
第二天，德教士和华人传道人上街布道并散发小册子，秀教士则留在客栈中接待那些来访者，赠阅书籍。第二天亦是如此。12月8日（周五）上午，一行人离开蒲州府城，下午在普津渡坐船回到黄河对岸，从潼关（Tong-guan）溯流而上，往汉江上游1200里的湖北襄城而去，河道几乎穿过河南全境。这段水路中，宣教士几乎难以展开什么布道活动。12月27日抵达襄城，12天后(1月8日)抵达汉口。
旅行布道的艰辛付出和果效有时不成比例。虽然两位宣教士抵达汉口时的健康状况比从镇江出发时更佳，但是实际达成的宣教事工却远远少于他们的预期。而且，陆路搬运书籍的费用导致两人的旅费很快告罄，大大缩短了他们在山西停留的时间。或许此行最大的价值，在于神让两位宣教士看到了这个大省和其中的人民，在于他们沿途收集的旅行信息，这些皆有助于筹划该省未来的福音事工。一方面宣教士们感受到向山西人传讲基督的困难，另一方面神也加强了他们对当地人得救恩的渴望。两位宣教士准备在2月10日再度前往山西，他们计划一到当地便聘请一位老师教授方言，带他们走访全省每一个重要市镇，并从中挑选出最适合传福音的地点建立宣教站。
滇缅边境三人成众
与德治安和秀耀春面对的挑战相比，在滇缅边境守望相助的范明德（John Stevenson）、索乐道（Henry Soltau）和郝医生（Dr. Harvey）三人所面对的考验则是“耐心等候”。回顾来到此地的十二个月，三人心中充满感恩：先是以五百卢比买到镇上最好的一块地，得以赶在生力军抵达前完成搭建。即便一时进不了云南，在八莫的等候时期仍有很多善工可做。其次，范明德的当地话突飞猛进，已经能与山上的土著进行交谈。神的怜悯也特别彰显在宣教士的健康方面，虽然死亡离每个人很近，但没有一人生过重病。不仅如此，医疗宣教也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当地人对宣教士们没有敌意，只有尊重。藉着祷告，神通过药物、牛肉茶和郝医生的医术，使一个年轻人起死回生。他的母亲从中国境内骑马走了两天的山路来接他回家，见到宣教士时对他们感激零涕。[7]
11月1日，范明德收到一封中文来信，写信人是一位住在八莫和中国之间的景颇酋长。他的弟妹病重，因此他派自己的侄子（即弟妹之子）请两位宣教士火速前去治病。这封信让范明德想起自己曾经许诺，如果有人邀请他，他愿意进山探访。酋长住在马塘（Ma-tang），从八莫过去需要两天脚程，从那里去中国则只需一天。酋长的侄子把自己的矮种马让给了范教士，但当他想为索教士雇马的时候，遭到了所有缅甸人的回绝。表面的理由是山路太陡了，其实还是不希望外国人和景颇人有什么接触。结果还是索教士自己想办法借到了一匹马。
中缅边境的地貌虽然和豫晋中原完全不同，旅行的挑战程度却一样艰辛。早上九点出发，攀山越岭走到日落西山。丛林中老虎出没。带路的景颇人一言不发地赶路，更显得日落和月出之间的黑暗格外漫长，只听见马脖上的铃铛叮咚作响。沿途没有宿头，只能在丛林中找一块平地露营。早上起来发现，头发和衣服都被浓浓的露水打湿，山路也因此更加泥泞难行。
邀请他们去的酋长被称作“五爷”，因为他是老酋长第五个儿子。“五爷”好像有两个太太，一个是原配，另一个是他某位亡兄的遗孀。当地的风俗和中东很接近，年龄最接近的弟弟必须赡养亡兄的遗孀和子女，视若己出。酋长家里有很多女孩，四五岁以下的女童都跟在母亲后面学模学样，一边嘴里嚼着槟榔和烟叶，一边舂米扬糠，赶水牛、挑水、点火，甚至背上还背着婴儿。除了奴隶以外，还有一家孤儿也寄居在此，开始看着和酋长家的孩子待遇相同，但隔了几天，其中一个孩子被标价五十卢比出售。确有缅甸人专程过来买孩子，但出价不愿超过三十卢比，这个小家伙才得以留下来。
酋长家也经常接待过往的行旅，景颇人对女皇和英国都很感兴趣，问了两位宣教士不少问题。当地人最大的志向则是向中国人看齐。因为每天都和中国人接触，他们中很多人的汉语都说得不错。
才停留了几天，范、索二人又连续收到附近村庄求诊的邀请，两人不断前往各处出诊。碰到下雨天，不能下地而赶来看病或看热闹的人更多。最常见的病痛包括高烧、肿大的脾脏、眼疾、因过度劳作而引发的背痛和腿痛。景颇人终日坐在烟雾缭绕的篝火边，使得老老少少都患有严重的眼疾。从前这一带的山区从未听说过高烧这种病，但这一年却开始变得普及。缅甸人告诉景颇人，热病是英国军队近年进入中国时带进来的。先是有几个男人在八莫染上热病，带回山区传给了妇女和儿童，发热的婴儿尤其可怜。由于景颇人没有治热病的药，很多人因此病死，还有一些人因此丧失听觉。当地人认为西医有“使瞎眼看见，使聋子听见” 的能力，故而直求索乐道放点东西到病人的耳朵里，索教士不得不答应。范明德则在一旁传译，当地人听到这个洋人能说他们的土话，无不又惊又喜。景颇人认为所有的病都是因为精灵跑进人体而引起，并以为西医可以用听诊器听出病人体内是否住着精灵，因此看病时不断有人问：“我的眼睛里有没有精灵？我的胃里有没有精灵？”如果宣教士们想利用他们的轻信，完全可以编造一个如何驱赶精灵出体的故事而名声大嘈。
有一个女病人为了驱赶腿上的精灵，先后献了五头水牛为祭，然而她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当地家禽的价钱贵得离谱，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到处都有杀鸡献祭的需求。短短几天的出诊，很快使两位宣教士在当地成为贵宾，每天都有人请去吃饭。景颇族人没有桌椅，大家都坐在竹地板的木头上吃饭，用新鲜叶子代替盘子和饭碗，用竹筒盛水，家常菜以萝卜缨拌鸡蛋、水煮青菜、水牛肉干为主。盐在山区是贵重物品，往往从利物浦运到八莫，再由中国商贩用骡马驮到山区卖给掸人和景颇人。
当地人文明、友善，充满感恩。他们发现两位宣教士和两年前马嘉理及布朗上校的人马完全不同，他们不仅身上没有佩戴任何武器，而且所做的一切表达的都是善意，因此他们比缅甸人更加信任宣教士们。范明德和索乐道出诊的这些日子，在这一带自由自在地跋山涉水、出门入户。在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原则下，他们深信，在非邀请不擅入的前提下，和不同村庄的山民近距离的频繁接触，迟早能打开进入中国的门。[8]
女宣教士们的布局
由于当时西方差会对女性参与海外宣教持保守态度，戴德生没有将所有新加入的女宣教士列入“内地会十八士”的名单，而是低调地把她们安排到各地福音站：穆素英（Murray）姑娘前往绍兴和东梅岭（Turner）姑娘同工；[9]魏丽莎（Wilson）姑娘则驻守南京；[10]其他四位女教士：休伯蒂（Huberty）、何丽（Horne）、柯丽梅（Crickmay）、休斯（Hughes）由夏安心（Desgraz）姑娘带领，以扬州为家。[11]贝贻士（Edward Pearse）和古德曼姑娘（Goodman）于12月18日在上海成婚，夫妻两人锁定安庆成为他们的新家。当地已经住了一对传道人夫妇，贝教士和朱先生每天上街布道，贝师母则成为朱师母的得力助手。有两三名慕道友定期来问道，但很多人来礼拜堂是出于好奇。[12]
扬州福音站元旦前夜的守岁聚会中，神赐下的经文是“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启21:6）。查经开始之前，何丽姑娘用手风琴为男校唱诗班伴奏。[13]元旦之后，夏安心姑娘到长江对面的镇江小住，并欣慰地写道：她离开扬州之后，那些新来的姐妹们已经可以自行管理那里的生活和事工。何丽姑娘现在负责账目和各项内务，也教男校里的女佣们识字。休伯蒂姑娘负责教导男校学生、厨子和一位张先生。柯丽梅姑娘则负责其他的男童和女仆。休斯姑娘除了管理她的女学生外，还照顾三个最小的男童。每位女宣教士各司其职，各献所长。1月14日那个主日，休伯蒂姑娘和柯丽梅姑娘第一次在女仆的陪同下，出门邀请妇女们来礼拜堂。当然一路都有人跟着看热闹，但她们还是成功地带了一名妇女回来；礼拜过程中，又进来好几位。休伯蒂姑娘准备除了周间的探访外，每个主日都去邀请妇女们。[14]
彼时彼刻，这群扬州新手一定没想到，不久的将来，何丽姑娘和柯丽梅姑娘将在戴德生夫人（福珍妮）的带领下，从主领受刚强壮胆的心志，成为第一批进入山西的单身女宣教士，将生命之粮和生命之水带给饥荒中的中国百姓。
东梅岭姑娘在1876年圣诞节后的一天，用沉重的笔调写道：尹传道遗孀尹师母的妹妹（当地人称“三姨娘”）被婆婆夺走了田产、房产和家具，并遭受毒打，她逃到尹师母家寻求庇护。有些亲戚传话过来，如果她返回自己的村子，并保证没有洋人、传道人或会友来探访她的话，夫家会善待她，并代她要回财产。尹小姨打发人去求问宓道生夫人，自己当如何行？东姑娘唯有呼求英国的基督徒为她代祷。[15]可以想见，英国读者对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迫害完全束手无策，但是他们为这位远隔重洋的绍兴姐妹的祷告显然上达天听，下一期的《亿万华民》中便刊登了宓道生的跟踪报道：“三姨娘”夫家的迫害者，看出她对信仰的坚定不移，主动提出和好，并写了一份协议，内容如下：1）以前由三十名男子掳掠去的财产全部偿还；2）指定两人成为过去一直拖欠的田租收入的保人；3）无人可以再次惊扰她；4）她可以自己选择居所；5）迫害者认错、道歉，并寻求原谅；6）请尹小姨停止诉讼，过往不究。虽然包揽词讼在天主教的圈子中屡见不鲜，但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在整个过程中没有进行任何干涉。这些提议都是由迫害方的一位朋友提出拟就的，不可不谓一件神迹。[16]
鲍康宁（Frederick W. Baller）的南京来信见证了宣教士夫人在中国女性中的工作。很多南京人是在去上海的时候听到福音，也有一些人从已故宣教士童跟福（George Duncan）的口中听到福音。童教士去世之后，由鲍康宁夫妇接手当地的布道所。有一位老太太，她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和很多人一样与家人失散，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的音讯。她只身回到南京，遇见了鲍夫人，并应聘做了她的老师，又从她的口中听到有一位听祷告的永生真神。聘期结束后，她没有忘记所听到的真道，坚持读新约圣经和赞美诗本，并特别为与家人破镜重圆而迫切祷告。没多久，丈夫和儿子真的返回家乡了！儿子已经成家，在湖北把生意做得很好，并准备接她去养老。但她不愿意离开南京，儿子就给她买了一套房子，每月供养她的生活，她现在无需劳作便生活无虞。这位老太太述说自己的亲身经历时，“恰巧”桑小良牧师的母亲也在场，桑母对偶像执迷不悟，但愿她对这位同辈人的见证有所感悟。老太太的见证也深深激励了鲍教士，真道的好种虽然隐藏，却没有遗失；粮食撒在水面上，日久必能得着（参传11:1），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17]
鲍家这对夫妇档中，丈夫是在1873年才抵达中国，比妻子足足晚了近七年。鲍夫人闺名包美丽（Mary Bowyer），在伦敦出生长大，曾在宾法特（Pennefather）的女执事学校受训，1866年5月随戴德生夫妇等人远航到中国，为“兰茂密尔团队”（Lammermuir Party）的“元老”之一。她在杭州与福珍妮（Jennie Faulding）等并肩服事多年，结婚后随夫转往南京，以她的“杭州经验”协助鲍康宁适应当地生活。内地会的人事原则要求夫妻双方都具备宣教士的属灵品格，成为人妻的鲍夫人并未放弃宣教的呼召，而是以新的身份继续带领身边的中国妇女归主。这位曾充当她个人教师的老太太便是她所结的果子。赴华宣教士夫妇的生活模式，给晚清的中国人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冲击。促成第一位华人传道人梁发信主的一个主要因素，便是米怜夫妇（William and Rachel Milne）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现的基督徒家庭样式。他当时最迫切的心愿便是带领自己的妻子信主，建立一个夫妻同心事主的敬虔家庭。在中国宣教史上，米怜夫人可谓籍籍无名，而且享年甚短，但谁又能低估她的生命见证在第一位华人传道人心中所播撒的种子的力量呢？无论是米怜夫人，还是鲍夫人，她们都深知，在宣教禾场和在天国一样，是没有F2或M2之类的“家属签证”[18]的。同样，今天中国教会教牧同工的妻子，也不应仅做一位“神职人员家属”，而是应该积极与配偶的事工配搭，共同建造教会的“灵宫”。同样，信徒家庭中的妻子，也不应再以锅碗瓢盆来推脱。教会中的女子们当共同撑起教会和宣教的“半边天”。
结语
1877年，福临中华七十年之际，宣教士和中国信徒的比例是三百名宣教士对一万三千名信徒。2014年，福临中华已近二百四十年；在所谓的“后传教时代”[19]，仅中国大陆据称已有五六千万信徒。随着信徒人数的增长，教会也面临着各样的瓶颈，历史悠久或者资源丰富的一些教会也开始和西方教会一样，出现对恩典挥霍和闲置的现象，越来越难以经历到“充满”与“完全”的属灵祝福。一方面，当年范明德和索乐道所守望的滇缅边境，各种跨境居住的少数民族仍然需要医疗援助和属灵关怀，然而资源丰富和神学装备较好的汉族教会往往对此需求视若无睹。另一方面，戴德生所关注的未得九省，仍然是今天比较贫困和闭塞的内地，无数内地农民涌进沿海城市打工谋生，他们的子弟成为新一代的边缘群体；但即便沿海城市中的信徒无需再像德治安和秀耀春那样翻山越岭、连跨数省，便能接触到全国各地的人群，城市教会投入民工事工的仍寥寥无几。今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再是地理性的，而是心理性的或者意愿性的。或许，这正是我们需要思考施与受的时刻，在普世宣教的宏图大业中，中国教会不可能永远安居“领受者”的位分，不愿成为“施与者”。我们要如何散尽铜钱，换来白银；又当如何散尽白银，换来黄金？西方教会在过去几百年中献上了他们的五饼二鱼，换来了中国教会的千万之众；如果中国教会藏掖了自己的五饼二鱼，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渴慕从神来的更大的祝福，跨文化宣教是不可回避的一个议题。
附录一：1877年在华新教宣教士分布
| 北京 | 天津
保定 通州 张家口 |
上海 | 烟台
济南 登州 |
福州
厦门 |
宁波 | 杭州绍兴 | 汉口武昌
汉阳 |
香港
广东 |
台湾 | 其他牛庄
清江 南京 苏州 九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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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浸信会 | 1 | ||||||||||
| 圣经公会 | 1 | 1 | |||||||||
| 英行教会 | 2 | 1 | 3 | 6 | 5(4) | 3 | |||||
| 伦敦会 | 5(4) | 2 | 3 | 3 | 4 | 3 | |||||
| 循道会 | 3 | ||||||||||
| 苏格兰圣经公会 | 2 | ||||||||||
| 东方女子教育会 | 2 | ||||||||||
| 循道合会 | 2 | ||||||||||
| 英国长老会 | 5(3) | 4 | 4 | ||||||||
| 苏格兰长老会 | 5 | 1 | |||||||||
| 爱尔兰长老会 | 2 | ||||||||||
| 加拿大长老会 | 1 | ||||||||||
| 安立甘会 | 2 | ||||||||||
| 大英循道会 | 8 | 14(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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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礼贤会 | 6 | ||||||||||
| [德]巴色会 | 9 | ||||||||||
| 美部会 | 7(3) | 14(11) | 7 | ||||||||
| 浸礼会 | 4 | 1 | 4 | ||||||||
| 美国圣公会 | 5 | 4(3) | |||||||||
| 美国长老会 | 5(3) | 4(3) | 10 | 6(4) | 2 | 10(6) | 3 | ||||
| 美以美会 | 7(2) | 1 | 8 | 7(6) | |||||||
| 美南浸信会 | 1 | 5(2) | 4(3) | ||||||||
| 监理会 | 2 | 1 | |||||||||
| 美国归正教会 | 4(2) | ||||||||||
| 女公会 | 2 | ||||||||||
| 北美联合长老会 | 1 | ||||||||||
| 美南长老会 | 6(5) | 3 | |||||||||
| 美国圣经会 | 1 | ||||||||||
| 自由宣教士 | 3 | 1 |
* 括号内数字表明除去暂时离职者之后实际驻华的人数。
资料来源：“List of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p.66-67;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January 1st, 1877,”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77, p.82; “List of Germ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77, p.82; “List of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 1877, p.83. 这些数据为美国长老会为第一次上海宣教大会的召开而整理的，分四部分刊登在《亿万华民》上。为了节省篇幅，统一整合成一个表格。按英、德、美的国籍顺序排列。内地会宣教士的驻所远离其他大差会，所以另外在下面列开。
内地会宣教士人数：浙江绍兴3；浙江衢州1；浙江奉化1；浙江温州2；浙江台州3；江苏清江2；江苏南京2；安徽安庆2；江苏扬州3；湖北武昌2；湖北宜昌1；四川2；河南3；山西2；陕西2；甘肃2；贵州2；八莫4；另加戴德生和鱼爱光两位负责行政的同工。引自：“List of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66。
附录二：1877年中国各省基督教信徒人口不完全统计
| 地区 | 男性信徒 | 女性信徒 | 信徒总数 | |
| 广东省 | 香港 | 287 | 199 | 486 |
| 汕头 | 222 | 185 | 407 | |
| 广东 | 517 | 347 | 864 | |
| 浙江省 | 杭州 | 74 | 59 | 133 |
| 温州 | 16 | 1 | 17 | |
| 宁波 | 609 | 680 | 1289 | |
| 台湾省 | 台湾 | 613 | 354 | 967 |
| 淡水 | 85 | 62 | 147 | |
| 直隶 | 天津 | 312 | 117 | 429 |
| 北京 | 283 | 157 | 440 | |
| 通州区 | 200 | 108 | 308 | |
| 北京及天津* | 261 | 87 | 348 | |
| 江苏省 | 苏州 | 9 | 2 | 11 |
| 上海 | 318 | 264 | 582 | |
| 上海及苏州* | 50 | 62 | 112 | |
| 南京 | 13 | 3 | 16 | |
| 扬州 | 14 | 5 | 19 | |
| 镇江 | 22 | 6 | 28 | |
| 泰州 | 55 | 14 | 69 | |
| 湖北省 | 汉口 | 395 | 126 | 521 |
| 武昌 | 31 | 9 | 40 | |
| 汉口及武昌* | 29 | 4 | 33 | |
| 蕲春 | 16 | 2 | 18 | |
| 江西省 | 九江 | 32 | 22 | 54 |
| 山东省 | 烟台 | 203 | 148 | 351 |
| 烟台及青州* | 50 | 12 | 62 | |
| 济南府 | 13 | 0 | 13 | |
| 福建省 | 福州 | 1488 | 741 | 2229 |
| 厦门 | 1263 | 641 | 1904 | |
| 辽宁省 | 牛庄 | 24 | 7 | 31 |
| 其他 | 557 | 532 | 1089 | |
| 总人数 | 8061 | 4956 | 13017 | |
*笔者估计这些数据乃是根据不同差会上报的人数相加而得，因为各差会对传教区的划分不统一，故有北京、天津单列之后又有以“北京及天津”为单位的数据，以及烟台之后又有“烟台及青州”等等。未包括内地会在浙江省奉化、绍兴、台州、宁海、新昌、衢州、平阳、处州、金华等地设立的布道站。
资料来源：李炽昌主编：《圣号论衡：晚清《万国公报》基督教“圣号论衡”文献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附录三，第303-305页。此当系转引资料，但未标明出处，很有可能也是当年宣教士大会整理的资料。
[1] 本文根据《亿万华民》一八七七年五月号及六月号的部分内容编译。
[2] “China for Christ,”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p.55-56.
[3] “First Journey to Shan-si,” by Francis Jame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p.56-57; “Province of Shan-si,” by Mr. J. J. Turner,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77, pp.70-72. 两位宣教士的文笔风格迥异，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了此行的方方面面。
[4] 原文虽为Tsing-lin-kuan，疑为Tsing-liu-kuan的误拼。
[5] 河南西北与晋南交接处另有清化镇，1927年才从沁阳县（博爱县）析出，德、秀两位教士在清末经过的当是今河南省济源市思礼镇下面的庆华村。
[6] “临晋”这个中文译名是根据英文音译的。
[7] “Recent Intelligence,” by Henry Soltau and by Dr. Harvey,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rch 1877, p.36; April 1877, p.49.
[8] “Good news from Burmah,” by Henry Solta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p.60-63.
[9] “Recent Intelligence regarding Miss Murray,”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il 1877, p.50.
[10] “Recent Intelligence regarding Miss Wilso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il 1877, p.50.
[11] “Recent Intelligence regarding Yang-cha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il 1877, p.50.
[12] “Recent Intelligence regarding Mr. E. Pearse and Miss Goodma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il 1877, p.50;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rs. Pears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64.
[13]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iss Desgraz,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64.
[14]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iss Desgraz,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77, p.76.
[15]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iss Turner,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64.
[16]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r. Meadow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77, p.76.
[17] “Cheering tidings from Nan-kin,” by F. W. Baller,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p.63-64.
[18] 在美国移民局的签证种类中，F2是陪读签证，M2是家属签证，两者都不是主申请人。
[19] 这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徐以骅教授所提出的新概念，即1950年后，随着宣教士的撤离，中国教会进入一个没有宣教士辅助协作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