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但以理
布道是改变了
可以肯定的是——布道是改变了！今日我们所熟悉的布道概念，巴刻（J.I. Packer）有这样的描写：
这个（现代布道特色）似乎假定了聚会生活就是归信和坚固的循环。布道差不多被视为定期的招募运动。它成了一种额外和经常的活动，乃是附带加在经常的教会聚会上的。这些活动需要特别的筹划、特别的动员，还需要特别的布道讲员来主领。它们往往称为“布道会”（meeting），而不是“事奉”（services）；有些地方还叫做“复兴大会”（revivals）；无论怎样称呼，它们均被看作和经常的崇拜相异和分别的活动。在聚会里，一切的安排都是直接为了要叫未信者做出一个即时的、自觉的、决定性的行动来信靠耶稣基督。聚会结束时，那些有反应或想有回应的人便被邀请来到讲台前面接受协谈、又或者举手、填决志卡等等，作为他们决志行动的公开见证。这些行动被声称为有益的，因为会帮助他们“决志”得清楚一些，并且方便他们日后得到“跟进”。这些人便被建议和转介到各聚会地方作为一个信徒看待。（第292页, A Quest for Godliness 中译）
然而，这样的布道概念并不是历代圣徒所认识的，却是新近的发明。可以肯定地说，现今我们对布道、布道信息、布道法、布道目的等题目所怀的观念，都是过往复兴的世代所陌生的！甚至于决志、跟进、决志人数、布道大会、陪谈员、千人诗班、呼召、转介之类的观念，都是以前所没有的新思想！
改变了的布道有问题
对于新布道运动的偏差，莫过于叫人有错误的“得救经历”。梅理（Iain Murray）这样说：
经常有人说，一个人如果决志了却没有生命的改变，皆因他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他需要的是圣洁的教导。要是这个人渐渐失去了原初对信仰的兴趣时，经常我们会怪责“跟进”不足、或者祈祷不足、或者别的教会的缺欠。我们甚少考虑，这些属世和失落的信号可能是因为他根本未曾得救。要是我们正视这个可能性，那么整个呼召、决志和陪谈的制度就要崩溃！因为我们要看见，生命的改变并非靠人的力量，并且看见，要确知对福音回应的真伪也不是几小时或几天的工作。然而，我们情愿辩护也不肯正视问题。有人说，怀疑“决志”的人是否基督徒就是怀疑神的道，并且，放弃“呼召”和连带的行动就是完全放弃布道……如果任何人反对那些不合乎圣经的话，如“接受基督”、“向基督打开你的心门”、“让圣灵来救你吧”，这人便被看作是咬文嚼字。（第 106页, The Forgotten Spurgeon 中译）
这种布道运动所宣讲的，更是偏差了的福音，它减低了人对神的恩典和权能的观念，高举了人的选择权，因此也叫人看不见罪人的全然败坏和悔改的责任。在19世纪的下半叶，英国的传道人司布真便极力地抵抗这个当时从美国传过来的新思想。以下是他在讲台上的劝导：
我经常听到有人力言，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为了你而死，你就得救了。亲爱的会众，不要被这概念弄糊涂了！你可以信耶稣基督是为你死、也可以信这是假的，你也可以信这一切对你毫无帮助。这不是得救的信心（saving faith）[2]。一个有了得救的信心的人接着会确信耶稣基督是为他而死，但这并非得救的信心的本质。不要把这东西听进去，否则它要毁掉你！别说“我信耶稣基督是为我而死”，所以自觉得救了。我祈求你能紧记；真正拯救灵魂的信心的主要成份是投靠—-整个灵魂绝对的倚靠—-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我单单而完全地投靠他，我便得救。（第78页,同上书）
对于决志的表示，他曾如此回应：
﹝来到基督前﹞是心灵对他的行动，不是双脚的行动，因为有许多人身体是来到他面前，却不是在诚实上……这里的来是以渴慕、祈求、赞许、认许、投靠和顺从来表示的。（第103页,同上书）
现代的布道法务求以最快的速度叫人“决志”，反而忽略了对福音的必须反应，如认罪、悔改。司布真对于当时已有的偏差如此回应：
现在，我们充斥了对得救效率的夸耀。至于我，我相信归信是即时的，我也欣然看见这样的事情；然而我更欣悦于看见恩典彻底的工作、对罪深刻的感觉、并律法有力的对付。犁地的锄头是不能避免面对荆棘的……（第106页,同上书）
这种只注重结果的新布道思想也产生了“实用主义”（pragmatism）,就是说：结果能肯定手段的正确性（end justifies the mean）。这为教会敞开了一道门，让各样的世俗的伎俩涌进来，这正是麦亚瑟在《以福音为耻：当教会活像世界时》一书中的警告[3]。对于这一点，司布真也说道：
这个时代的教会有一种为神干一点事的渴望 ，但甚少人会问神愿意他干甚么。许多用来向众人传福音的东西根本没有教会伟大的元首的命令；他也不可能会准许这些事情。 （第111页,同上书）
最后，新布道运动带来了复兴的幻觉，并且窒息了真正的复兴。当钟马田追溯了自1620年的英国复兴事件后，他说道：“可是在1860年以后，复兴就不常见了。”他在讲道中列举了三个窒息复兴的因素，分别是：（一）改革宗神学的衰退；（二）现代布道运动；（三）神学院的出现（见《清教徒的脚踪》，第5至7页）。他说道：“现在，当教会软弱的时候，人就想到去成立小组，举行布道会，并做出宣传工作去推动，而不是本能地退到神面前，为教会复兴祈求（第6页,同上书）。明显地，华人的教会亦朝着相同的方向前进，难怪自1950年代以后，复兴便告消失了。反而，我们在夸耀着一个又一个大型布道会，神学院亦愈趋学术化，新派神学也熏陶着有影响力的神学工作者。
问题的历史起点
现代的布道运动的确是新近的发明，诚然，它被广泛采用到一个地步，没有多少地方聚会会怀疑它在圣经光照下的合法性。不过，使徒彼得和保罗一定能辨别出它是何等的差劣和遮蔽神荣耀的福音；改教家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一定会伤痛于它如何的歪曲神的恩典和贬低神的至高；清教徒们一定会希奇如此的信息还能称得上是神的道；复兴家爱德华滋和乔治怀特菲也会明白它的软弱和对复兴的无知。这种的布道运动究竟源于何时？乃是1820年代芬尼（Charles G. Finney）的发明。
芬尼怎样改变了布道运动呢？麦亚瑟有这样的总结：
芬尼对美国布道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他是第一个要求在布道聚会中信主的人‘来到前面’以表示他们接受基督。他是第一个把‘复兴’一词用在布道大会中的。把给救恩慕道者的会后协谈聚会普及化的就是他。他也有份塑造了美国的传道特色，就是鼓励年青的传道人要即兴、加插趣闻、多些对话并少些教义色彩，异于传统的做法。这一切观念—-是今日布道的相当标准格式—-都是芬尼引进的‘新方法’。（第233 页, Ashamed of the Gospel中译）
芬尼的发明并非偶然的，而是根植于他的神学思想中的天然结果。芬尼并没有任何在圣经研究方面的装备，当他在1821年的秋天“决志”后，便立刻开始了他的传道工作。麦亚瑟认为这是“极其糟糕”的事情（第229页,同上书），因为在他信主前，他并没有接受任何基督徒的坚固，而他的“决志”经历也是十分随从感觉和飘忽的，没有旁人在真理上的协助。
芬尼十分反感传统的教义。当他的工作开始有果效、名声开始高升时，他也开始公然攻击传统的教会和传道方式。在芬尼的时代，有许多聚会地方已偏离了正道，转向了冷酷的极端加尔文主义（Hyper-Calvinism），极端加尔文主义并不相信福音当向万民宣告，并且反对布道。
芬尼从他那个有这样倾向的牧师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人的全然败坏与神的至高和布道不可共存。芬尼曾说道：“事实上，这些教条把他﹝那牧师﹞套得紧紧的。当他传悔改时，他一定要在讲道结束前告诉会众他们是不可能悔改的。当他呼召他们相信时，他一定不会忘记提醒他们，除非圣灵改变他们的本性，他们是不可能有信心的。可见，他的正统教义成了他和会众的网罗。我不会接受这个。”（引自其自传, 第231页, 同上书）芬尼不能分辨极端加尔文主义和加尔文主义（Calvinism）的差别，也忽略了18世纪美国的复兴运动都是根植于加尔文主义的。
芬尼的神学思想乃是受他的律师训练所模造的。因此，他反对神会因亚当的不顺从而咒诅全人类。他说道：“圣经界定罪就是违反律法。受了这﹝罪性﹞本性究竟违反什么律法？哪条律法要求人要拥有不同的本性？因承受了亚当的罪性，我们就当受神永远的忿怒和咒诅，这是合乎理性吗？”（第232页.同上书）麦亚瑟紧接着写道:
更糟的是，芬尼否认一位圣洁的神会把人的罪归在基督身上，或把基督的义归在信徒身上。芬尼总结说这些教义—-明明见于罗马书第三、第四、第五章的教义—-是‘虚构的神学’（‘theological fiction’）。本质上，他否认了福音神学的核心。
芬尼在阅读过代表改革宗信仰立场的威敏斯特信条后，更公然反对它。芬尼也否认复兴是神迹，认为是人运用适当途径便能产生的天然结果。巴刻认为，芬尼的思想是伯拉纠主义[4]（Pelagian）的，因为“他强烈地宣称每个人都有天然能力全心转向神，只要那人确信这是正确、恰当和需要的事情”（第293页, A Quest for Godliness中译）。芬尼因而相信，“圣灵在信主中的整个工作就是道德性的劝信（“moral persuasion”），即是向我们的心活泼地描绘出我们要缴械而降服于神的原因。人永远有自由拒绝这个劝信—-‘神也拦阻不了罪人下地狱’。然而，劝信愈有力，打破阻力的成功机会便愈大。”巴刻如此总结芬尼的布道观。
芬尼的布道法是基于错误的神学思想；况且，他的“复兴工作”后来更被证实是失败的，大量的“决志者”后来都变成对福音反感和硬心。既是这样，为何要沿用这种布道法呢？
返回正道
首先，“呼召”在布道中是可以剔除的。19世纪的司布真和20世纪的钟马田，他们的传道果效并没有因为他们不作“呼召”而褪色。梅理解释司布真对“决志行动”的看法：
……司布真对圣灵大能的工作有充分经历，所以他知道这些在传福音上人为的附加不见得如想像中有用：一个真正被真理抓住的人会是最后一个渴望有公开的行动的，就是‘呼召’要逼他行的…… （第103页, The Forgotten Spurgeon中译）
梅理接着提到，在司布真的地方聚会结束时，“没有管风琴或其他音乐把沉静打破，接着，会友会准备向任何一个坐在身旁需要帮助的人说话”。钟马田在威敏斯特教堂的做法也相仿，他的孙女这样写道：
……他从不刻意修饰福音，使它变得更动听，但是布道会过后，却有很多人得到改变；他亦不会要求听众‘决志表示’，只是力劝他们悔改，转向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事实上，他从不利用手段获取人心，他所主领的聚会，没有刺激、没有摇滚音乐、没有流行术语……（第56页,《五位福音派领袖》）
聚会方面，刻意筹备的“布道会”是不必要的。对于复兴年代的清教徒来说，布道是讲台的主要信息，因为当时参加聚会是国家生活的一部份，每周出席的会众便是主要的布道对象。当时的布道信息便是把圣经有耐性和透彻地传讲，内容虽然广阔，主题却是清楚的。巴刻指出三个的主题分别是：
（一）论众人归信和得拯救的需要之长阔高深；
（二）论神和基督的爱之长阔高深；
（三）论信仰道路的高低起伏，就是我们由对属灵光景的无知到自觉绝望而全心投靠基督的道路。
清教徒不断运用四个真理来开展这三个主题：
（1）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和主人之责任；
（2）缺乏第（1）点的宗教生活之危机；
（3）没有神更新的恩典（renewing grace）来到基督前之不可能；
（4）从基督手中寻求此恩典之必要。（见第299页, A Quest for Godliness）
巴刻随后写道：
或是正式的讲台信息，或是非正式的个人协谈，他们都强调未信者要寻求基督的即时责任；然而，他们不认为这就暗示这些人有即时接受基督以致得救的能力。因此，我们不会看见他们吩咐所有未信者即场‘决志’”（”decide for Christ”）（现代之常用语），或呼召说‘正给他一个机会’作此决定。简单来说，他们不相信神差遣了他们或别人，告诉会众神要求每一位在讲道结束前接受基督。
钟马田在威敏斯特教堂的主日崇拜里，有早晚两堂讲道，早堂偏重栽培，晚堂偏重布道；然而，福音信息和栽培信息均融合在每次讲道中。钟马田曾宣告说：
耶稣基督带给教会以外的世界一个信息，那就是有关救恩之道的信息。但我们绝不可忘记，这也是教会所需要的中心信息……（第55页,《救恩的确据（上）》）
救恩完全可以也应当是讲台的主要信息，而不是布道会的特别信息。如果传道人的责任就是忠心传讲圣经，而不是取悦会众，信息便没有福音性与培灵性之分，而只有合乎圣经本意与否之分。早在威克里夫的讲论中，传道和传福音是同一项任务，不是说，前者着重解经，后者着重吸引听众，而传道人（preacher）的信息就是福音（gospel）。
如果即时的“呼召”和“决志”，并特殊的“布道会”不是布道的内容，布道便是一件长久的事奉，布道者的任务便是配合神的工作。巴刻有这样的比喻：
有效呼召（effectual calling）的工作只能在神规定的时间来到，不可能快一点，而牧者的角色就像接生婆一样，是要察看有甚么事情在发生中，并在每阶段给予适切的帮助。然而她不能预言说生产的过程有多快，只能让预先所安排的做成。 （第299页, A Quest for Godliness）
对于“布道策略”，或者说，福音的引入，现今多强调神的爱，并人可以从福音里得什么福气，而得福的途径则是十分容易的。这些现代信息强调人的利益，并尝试以爱来打动及讨好人心。然而，这也是上个世纪才发明的策略！从前在布道信息中，强调的首先是人的罪，包括罪的权势和刑罚，并且人要悔改的责任。巴刻指出，清教徒的“福音预工”，乃是叫人对罪有痛悔（contrition），直至他停止爱恋罪之际，才把救主指给他看。巴刻说道：
对他们（清教徒）来说，最糟糕的提议莫过于在一个困苦的人还未面对他具体的罪、也未清楚渴望离开一切恶行而要成为圣洁之前，叫这人不用担心他的罪，而只需立时的信靠基督。他们认为，在一颗心灵未断绝于罪之前给予这个提议，会引致虚假的平安和盼望，因而产生假信徒（“gospel-hypocrites”）。这是基督徒牧者最不想做的事情。（第298页,同上书）
在20世纪初做工的美国牧者频克（Arthur W. Pink）在《神的至高》（The Sovereignty of God）一书中也论到这一点说：
……容我们说–但愿我们可以向这国家里每一个布道家和传道人说这话–今日太多把基督呈献给罪人了……但太少让罪人看见他们需要基督。就是说，他们的全然溃崩和失丧；他们要承受将临的忿怒，那逼切和可怕的危险；他们在神眼中可怕的罪咎。把基督呈献给未曾看见需要基督的人，在我们看来，有把珍珠丢在猪前之嫌。（第201页 中译）
如果我们考查圣经，便会发觉这的确是初期教会的布道信息。“悔改”总是福音的主题，这是施洗约翰和主耶稣基督的第一个信息（参看（太3:2）及（太4:17），也是彼得（徒2:38；3:19，5:31）和保罗（徒13:38；14:15；17:30；26:20）每次的布道信息。这样的布道信息，才符合圣灵对世界的主要工作：
“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16:8）
愿意我们都努力返回历代主流教会的行列，并合乎圣经的布道信息上，好叫神愿意把复兴再次倾于这个世代的教会中，让荣耀都归与三一神！
本文转自：http://home.netvigator.com/~kudaniel/spirituality/s950505.htm，经作者同意授权转载。
[1] 本文资料主要是参考数位神仆人的讲论而总结出来的，参考的书目如下：
1). 钟马田著，梁素雅、王国显译《清教徒的脚踪》, 1993。
2). MacArthur, John F. Jr. (1993). Ashamed of the Gospel : When the Church Becomes Like the World.
3). Packer, J. I. (1990). A Quest for Godliness : The Puritan Vision of the Christian Life.
4). Murray, Iain H. (1966, Reprinted 1986). The Forgotten Spurgeon.
50 “得救的信心”和人天然产生的信心不同，乃是神自己的恩赐，是随着圣灵重生的工作而来的。这种信心是不能失去的，也叫圣徒不能堕落于恩典以外。
[3] 麦亚瑟在书中斥责今日教会的世俗化，把教会变成一门生意，套用巿场学的观念来运作，并引进各种本来用在商界的伎俩。麦亚瑟追溯这种实用主义的源头乃是芬尼。
[4] “伯拉纠主义”命名自一位5世纪初的英国修士伯拉纠（Pelagius），他否定原罪，认为每一个人都具备行善行恶的能力，他和当时奥古斯丁所教导的“人性全然败坏”背道而驰，因他认为人有天然能力转向神。（参《慕迪神学手册》，第4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