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溥伟恩（Vern S. Poythress）] 1976年，伽芬博士以霍志恒和慕理的著作为主要依据，就“系统神学与圣经神学”发表了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圣经神学自此有了长足的发展。系统神学通常旨在回应过往时代的系统性思考，及当代文化中出现的问题；圣经神学多旨在对历史的理解——不一定仅限于特殊启示的过程，也包括各单卷在其即时与时代性的背景下如何安排其“神学”。这两门学科的目标是不同的、互补的，目标不同有时会导致主题设置之种类的不同。为了增加方法论与教义的可靠性，两者都需要与对方强力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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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虹嘉 ] 基督徒的人生面临各样的争战，每天都要对付从撒但、内在残余的罪性以及世界来的试探和攻击。我们不禁会问：我们能指望我们的信心有确定的保证而不至于失落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圣经给了我们清楚的应许。“圣徒的坚忍”是一个重要的教义，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但圣经同时也告诫我们不要犯罪。神在祂拯救的计划中有意警告背道的危险，以便圣徒可以提防虚假的信心，不拖延任何应悔改之事；藉此确保圣徒们蒙保守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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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顿（Michael Horton） ] 哈纳克于十九世纪晚期提出：几乎所有被认为是基督教“正统”的都实际上是“严重希腊化”的结果。二十世纪，人们对“希腊式”神学的指责从改教家转移到了将他们的思想系统化的继承者身上。海因里希·赫普提出：预定论是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的核心论点。但这已被对一手文献——无论是加尔文还是“改革宗经院神学家”——的详尽研究否定了。从一开始，圣约神学就作为改革宗神学的脉络出现了。与巴特过分强调神的超越性不同，即使在本体论层面，改革宗正统神学也是从圣约的角度理解造物主与受造物的关系：这不仅意味着相似性（similarity），也意味着差异性（dissimilarity）；其结果之一是，提倡自己版本的类比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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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文 ] 中国有句俗语：“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句话似乎也适用于对庚子教难及其善后重建的过程。劫后重生的老同工们在短短一两年内返回百废待兴的山西省，青黄不接之际，最大的挑战便是如何招募到愿意前来教难重灾区的宣教新兵。“老山西们”不断把三晋之地的属灵需要陈列在《亿万华民》的读者面前。本篇编译稿是“庚子教难”系列的最后一篇，旨在透过不同人的眼睛，以较宏观的视角观察“后庚子时期的山西”。抚今追昔，数算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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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钟马田 ] “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雅4:1）只要有欲望存在，就会有战争。如果一个人觊觎他人的妻子，贪恋他人的财产，战争怎么可能结束？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未来呢？作为基督徒，我从不对任何人、任何会议、联盟、组织抱任何期望。任何事都不会让我感到惊奇。但我知道的是：争战将会继续，直到主所命定的那日来到，也就是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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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蒂芬·劳森（Steven Lawson）] 不得不说，当今有许多讲道，并不是蒙神赐福的讲道。什么样的讲道能得到神的认可？蒙神赐福的讲道宣扬基督的卓越。蒙神赐福的讲道倚靠圣灵的能力。蒙神赐福的讲道扎根圣父的预定。解经讲道既是艺术，也是科学。但愿你能学到别具一格的讲道艺术，但绝对不要改动讲道的科学——那些固定不变的解经讲道原理。它要求我们宣扬（καταγγελω）以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为中心的神的奥秘。愿神以天风吹动你的船帆。愿祂鞭策你，推动你效法这种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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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已新] 神以祂的话语施行创造和救赎，而神看重并选择了将祂的话语以文字的方式记录和保存下来。这些文字，绝不仅仅在个人阅读中发挥作用，更是在教会公开的宣读与讲解中发挥作用，整个圣约群体因着听到这些话而悔改、信靠和顺服，因此读这些文字是我们经历神话语大能的必要途径。以上所讨论的对象，虽然主要是那特别的文字——神所默示的圣经，以及对这文字的阅读及宣讲，但也会帮助我们思考对于能够帮助我们更明白圣经的那些文字的阅读，就是对于古往今来优秀的属灵作品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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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昕] 对于基督徒的生命成长和服事来说，属灵阅读非常重要。建立群体共读与讨论的读书会，可以帮助读者在属灵阅读的道路上坚持读下去，逐渐培养出适合自己的良好的读书习惯。在读书会的分享和讨论中，参与者彼此激发，互相补足，拓展了看待问题的视角，并引发更多、更深入的思考。本文是一位资深读书会带领人的经验分享，其中提到了读书会的定义和特点，读书会的益处，以及读书会的具体实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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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部] 读百余年前中西信徒的信仰之旅，让我反思我们今天的属灵生命。阅读历史能增加我们属灵生命的深度，因为平常我们都只能横向比较，而读史料使我们能够跨越时空，比较之后就会有反思。而整理这些文献，更让我看到文字事工“千秋万代”的价值。“当时只道是平常”的汇报、码字、编辑、排版、审校，到了一百年后，都成为珍贵的史料。文字事奉，无论哪种形式都是非常孤独的。但看到这些一百多年前的文字，今天仍然有人翻译和阅读，就会提醒我文字事工“无远弗届”的特别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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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霍顿] 很多年轻人想找到与神之间深刻的、而非庸俗或肤浅的关系，他们被东正教的超越性与奥秘吸引。然而回到宗教改革神学与东正教对话，我们会重新发现我们自己的“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就在我们眼前。从创世的角度来看，东正教的神学尚且正确，但是到了堕落就出了问题。我们认为大多数东正教的资料没有足够严肃地对待罪的毁坏性的特征。教会装在瓦器里的宝贝是福音——神已经在基督里为我们做了我们自己就算有祂的帮助也不能做的。若没有它，我们的古老传承与习俗、仪式与敬拜、教会职分与权柄都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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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顿]美国福音派从来没有就应当拥抱还是抵制巴特达成共识。其中一些人或许跟随了范泰尔的批评（却没有同时接受范泰尔更细致入微的评论），他们认为巴特比更正教自由主义者好不了多少，甚至是披着正统术语外衣的自由主义。但无论巴特自己的圣经论有怎样的缺陷，他的神学工程至少用彻底的“上帝中心主义”对抗新更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然而，巴特和他的继承者们代表的仍是一种倒退，而不是伟大的宗教改革遗产的更新。巴特既不能被轻视，也不能被不加批判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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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 W. 考恩（Christopher W. Cowan）]根据“救恩手段观”的观点，希伯来书的作者警戒信徒（而不是假信徒）要避免背道和相应的永恒咒诅的责罚。然而这一观点仍然主张，这种警戒不意味着信徒可能或将会背道。圣经中的警戒是“神用来拯救和保守祂子民到底的手段”， 真信徒会留心听从这些警戒，并且坚忍到底。那些脱离圣约共同体的人，表明他们从来就不是内心已经转变的真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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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部]牧者的进修当然是需要的。现实中，不是所有的牧师都读过神学，很多做牧师的人与他应该具备的神学知识，本来就有一定距离。而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主要是获取知识，不见得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即使是形成了观点，也没有想过这个观点怎样应用、实践和教导。我们还需要将已形成的对相关问题的立场，放在复杂的环境中加以检验。神学进修和教牧现场的经验交互，会不断地磨锐我们的神学思考，使我们更好地做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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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菲德]司铎制度影响到个人的实际救恩的实质。根据该体制，上帝真的渴望拯救所有人，并在教会及其圣礼系统中为他们的救恩做了充足的预备；但祂将教会及其圣礼体系的实际工作托付给第二因的运作中，通过教会及其圣礼体系，恩典的实施才是有效的。由于这种第二因的系统属于祂对世界管理的一般规定，因此，这种上帝通过教会和圣礼实际分配恩典。对于那些因获得圣礼而得救的人，以及那些因错过圣礼而失丧的人，无论得救或失丧，都不是由于上帝的命定，而是由于第二因的自然工作。这并不符合祂仁慈的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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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文]中国教会史是华人神学培训中比较被轻视的一门课。过去学习中国教会史，只是了解一些通史性的知识。而《亿万华民》刊物中的史料会为中国教会史的研究提供许多能“丰富血肉”的细节和故事。并且，当今天中国教会思考、探索、参与、投身跨文化宣教的使命时，这些史料又起到了另一种“教学作用”，成为一份“案例教材”。西方宣教士在中国禾场，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参考，哪些失败的教训需要吸取，我们都可以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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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吉耶斯（Ronald L. Giese, Jr.）] 纯粹的“线上教会”真的是教会吗？本文提出，尽管教会也会利用技术，很多的事工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但并不存在所谓的“线上教会”。保罗对教会的主要隐喻之一是上帝的圣殿，而这个词在圣经中通常都是指一个地方。今天，随着技术的进步，通过互联网将身处各地的个体连在一起敬拜，可以看为上帝临在于这一间地方教会吗？另外，教会中的团契相交和彼此的服事可以不通过身体进行吗？本文通过审慎的考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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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拉尔德·比尔克斯（Gerald M. Bilkes）] 以前曾有先知到来，教导人们有关将要到来的君王及其国度的很多事情。现在，基督自己亲自登上了历史舞台，以暗语在讲述天国的信息。事实上，这位君王隐藏了自己的身份，以血肉之躯来到地上，宣告和讲解祂那独一无二的天国信息。当这些比喻以暗语讲述天国的信息时，就令上帝的国度以荣耀且奥秘的方式进到人们心里。借着这些比喻，基督扩张了祂的国度，得着许多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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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师] 神非常看重事奉祂、传讲祂话语的仆人，立他们做全群的监督，牧养祂的教会（参徒20:28）。作为领袖，首先你要知道，你是在服事一位圣洁的神，你是站在圣洁的讲台上，依靠圣灵，向着神的圣民，传讲祂的圣言。其次，你必须要触动、影响、改变会众的心灵，带来真正生命的翻转。而这仅靠传讲圣经是不够的，你要成为敬虔的榜样，在这个充满谎言、私生活堕落的黑暗世代中，做一个可信赖的、个人生活显出美好见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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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霍顿] 西方已失去了它的宗教，但它的灵性却一如既往——被前人视作“异教崇拜”的信仰、假设和实操，正在晚期现代的荒漠中欣欣向荣。我们所发现的与其说是前现代和现代（更不用说后现代）思考方式之间的断层，不如说是结合了自然哲学（“科学”的旧名）和泛神论式或万有在神论式的活力论的长久历史，而后者反对或至少偏离了传统的神论框架。其结果就是艾布拉姆斯所说的“自然的超自然主义”。甚至在我们“已启蒙 ”的时代，世俗化的潮流在西方依然没有平息，对于传统神论的不信并没有带来彻底的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而是与对神秘学日益增长的兴趣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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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亦文] 庚子教难虽然给山西教会带来刻骨铭心的创痛，但也极深地将福音烙刻于这片土地之上，无论是重建失足的信徒，还是宽恕仇敌、放弃赔偿，无不比和平时期更多彰显了与基督的联合。殉道的中西信徒，皆成为后来事奉者的榜样。好几位宣教同工的报告中都提到了殉道者事工的果效，在身后仍然发挥作用。殉道者的榜样、当地信徒的期盼和中国禾场的巨大需要，以及在苦难中更深认识基督的福音，是当年这些宣教同工们多重的激励，岂非也是我们今天奔走天路的驱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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