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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成为那不配成为的形像——雅各书1:1-4讲道

[文/哈该] 神的确有时会救祂的儿女脱离苦境,但圣经让我们看到,基督徒不会因为信主豁免苦难。甚至,敬虔不但不会让我们远离苦难,反而会让我们经历更多苦难。在本段经文中,雅各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面对苦难时应该有的态度,但他不是在劝勉基督徒要为一种可能遇到的境遇做好心理准备,而是在对一种必定会遇到的境遇作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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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元福音倍进布道中建立得救确据的商榷

[文/古道] 在布道时,有些“渔夫”为决志认信者建立得救确据。这种做法引起了争议:对于一个刚刚听到福音、刚刚决志祷告的“慕道友”,能不能立即为他建立得救确据?以及,一个再一次听闻福音、口里相信的“基督徒”,能不能立即为他建立得救确据?对于福音对象、“渔夫”、教会的认信及牧养实践来说,这个问题都应该被认真面对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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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的教会,爱的团契

[文/周功和、周一心] 若信徒不认识高升的基督,只认识一位卑微、受苦的基督,他们的事奉就会缺乏能力。教会的“群羊”应该自己有判断力,知道如何作伦理抉择。这样的信徒与那些在膜拜团体中思考能力退化的会员完全相反。在教会中作领袖的,要相信每一位信徒都有圣灵直接教导;要知道自己的责任包括造就圣徒,让他们能“不再作小孩子”(参弗4:13-15);他也要知道自己会犯错,所以不可变成教会的独裁者,乃是谦卑地作众人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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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人性

[文/卢克·斯坦普斯(Luke Stamps)] 位于基督教信仰核心的一个惊人宣告就是,永恒的圣子成为了人。作为真正的人,即末后的亚当,祂通过我们共同的人性,作为我们的代表与代赎者,活出了对神的顺服:藉着祂的降生、受死与复活,祂为所有凭信心与祂联合的人赢得了救赎;作为人,祂也是我们的榜样,为人类树立了真正顺服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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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事中国教会的路上遇见爱德华滋 ——访谈庆君弟兄

[文/本刊编辑部] 在我小时候流行一个词:高分低能。分数和能力是两个维度,构成四个象限:高分高能,低分低能,高分低能,低分高能。人们有时会说,因为高分所以低能。其实这并不必然。敬虔和教义有类似的地方。在改革宗传统内,我们看到过不少充满战斗激情、读了很多神学,但却不爱基督、不爱教会的基督徒。但我们也见到,清教徒传统中展现出严谨的理性和教义的同时,也迸发出对基督和祂百姓的爱,爱德华滋正是这个传统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并且,爱德华滋的人论本身也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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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心意中的正义——利未记19:15-37 讲道

[文/彭强] 正义不只是你追求的方向,正义是你要生活在其中的一个生活样式。这是一个与圣洁生活有关的样式。活在上帝面前的正义不是要你去追求什么英雄壮举,而是让你学习怎么在上帝和人面前尽本分。这些本分无论是与我们的职分相关的,还是仅与我们上帝子民的身份相关的,其实都是跟具体的服事连在一起的——在具体的关系当中服事具体的人,做一些具体的事,一点都不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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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训练不是为少数人的领袖训练

[文//陆尊恩] 门训绝对不会只适合少数人,只有适合所有人的才叫门训。保罗对提摩太的训练不是门徒训练,而是领袖训练。这是只有少数被拣选、有呼召的人才参加、接受的训练。门徒训练的精神是必须纳入所有信主的人,包含信心软弱的、学习有障碍的、信仰比较浅的。如果你要推动门徒训练的话,你要有一种文化性的思考:“我是在塑造一个门徒的社群、一个门训的教会,我考虑的是整个社群的价值观和生命形态的改变,不是少数人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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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重搭架轻培枝——训练“使万民作耶稣门徒”的门徒

[文/科林·马休(Colin Marshall)、东尼·潘恩(Tony Payne)] 在很多教会中,维护支架的工作确实取代了修护枝子的工作。我们开会、维护教堂、参加委员会、委派工作人员、处理各项事务、筹集款项,做带领者希望我们去做的事情。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对枝子工作越来越觉得疲惫,也就更倾向于做这些支架工作。然而就如支架不会成长为枝子,架构不会成长为基督徒成长型事工。因此,大部分的教会需要作一个明确的调整——不要继续把重点投放在设立更多架构或维持架构的工作上,而要把精力投放在,使人成为“使万民作耶稣门徒”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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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事工需要神学人论

[文/约翰·麦克莱恩(John McClean)] 我们作为受造物的身份在于为神所创造,并被神所认识。然而,我们的文化压制了自我的真正来源,并抹除了人获得可靠身份的许多传统来源。把人理解为不敬拜神、不爱神、悖逆神的被造物,就是从神学角度分析人。牧师要和处在各个人生阶段的人打交道,与他们复杂的背景和关系、欢乐和喜庆、冲突和恐惧互动。作为一名传道人,史蒂文带给人与神的和好和安全。神学人论为他的整个事工提供了框架,并帮助他智慧地处理各样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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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士” —— 基督教入华过程中与中国知识界的互动

[文/亦文]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起伏,很多时候与其洋教的身份有关:武宗灭佛,景教受池鱼之殃,一年之后便一蹶不振;天主教因与罗马教宗的关系而被禁一个世纪;基督教在清末进入中国内地,引发诸多民教冲突,又因与西方文明息息相关而在全面西化的民国初年大受欢迎,不多久又因与帝国主义同源而再度遭到排斥,最终宣教士们被彻底驱逐出境。福音若要本土化,势必离不开中国知识阶层的消化和传播。主内学人应为福音深入中华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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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救赎的大喜乐——路加福音15:11-32讲道

[文/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两种罪人。一种是挥霍无度、放荡不羁、公然犯罪、不道德、不虔诚的罪人;另一种是外表虔诚、假冒为善的罪人。我们还看到,有一位父亲,对这两人都苦苦哀求,要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给他们。故事里这位的父亲,代表的是神。那么,神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当一个罪人悔改,祂会大大地欢喜快乐,所有圣天使和得荣耀的圣徒都与祂一道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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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一篇呈现基督的讲章

[文/埃德蒙·克罗尼(Edmund P. Clowney)] 沉闷的解经和字词研究仿佛一座不毛之山,对我们这些想要攀登“变像山”山顶的人而言,它们更像是沿途障碍而非登山路阶。但既然我们关注的是呈现耶稣,带着敬虔的态度去认真默想主的话语,仍然是在敬拜中进入主同在的关键。我们指望的不是,我们传讲神的话语时,突然产生一股力量;我们渴求的是,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的位格时,祂就与我们的讲道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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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关于真道宣讲的教义及其对当今的意义

[文/约翰·H·利思(John H. Leith)] 加尔文认为,讲道是神实际临在于我们中间的主要途径,也是神在个人生活和共同体中施行作为的主要方式。作为一名牧师,加尔文通过讲道营造出一种敬虔的公共思想氛围,并以之为教会生活中的恩典途径。对加尔文来说,在改变或强化教会生活方面,讲道比纪律更重要。如果说加尔文创造了“新文明”或“新人”,那么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讲道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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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富勒何以意义重大

[ 文/迈克尔·海金(Michael A. G. Haykin)] 安德鲁·富勒是18世纪末、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浸信会神学家。富勒的神学(今天有人称之为“福音派加尔文主义”),是他的好友威廉·克理的神学,也是他后来的崇敬者司布真的神学。这种神学能够将两点结合起来:一是对罪人的得救抱有强烈的热心,二是抱着对上帝主权的极大信心,以传道拓展上帝的国度。富勒作为牧师—神学家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聚焦十字架的典型的福音派敬虔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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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之约”及其应许

[文/庆君] 改革宗神学中,“行为之约”(covenant of works)的教义历来遭到诸多批评,这些批评来自不同批评者对宗教改革后的改革宗正统时期的评估,也因其各自的神学系统模型和解经原则等方面的差异。本文旨在考察行为之约的圣经依据(着重分析具有颇多争议的何西阿书6:7),以及论证:若亚当在行为之约中顺服,应许给他的乃是永恒生命。行为之约的教义并非是对圣经没有清晰启示之事的臆想和窥探。它关涉的是如何理解末后的亚当所成就的替代性救赎,尤其是祂的主动和被动顺服。这个教义也构成改革宗理解律法和福音关系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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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 ——提摩太·凯勒牧师带给我们的影响

[希伯、圣山] 5月19日,凯勒牧师离世归主。凯勒的生命、书籍、讲章及事工,都深深地影响着家庭教会,他的一生不断地将主耶稣基督指给我们看。许多牧者的生命因福音神学被更新,他们也会因福音神学、城市异象而反思、拓展自己的服事。盼望凯勒牧师给纽约救赎主教会弟兄姐妹的最后一个忠告——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也成为我们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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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的轮转 ——创世记8:22讲道

[司布真] 我在我们必死的生命中看到冬夏的更替,看到顺境和逆境的轮转。至于属灵和思想方面的经历,在我看来,只要地还存留,我们里面就有“我”的起起伏伏,“我”的兴起和消沉。无论你是播种还是收割,都要赞美和颂扬主。夏天的时候要说:“赏赐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冬天的时候要说:“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让祂做祂看为美的事,但对你来说,总要把赞美看为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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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需要圣经辅导(中篇) ——圣经辅导的知识谱系

[苏民] 圣经辅导绝不只是一套危机干预的方法,而是有其内在机理,有其整体性的教牧价值的。若要探究其机理,建立圣经辅导的知识谱系,需要由圣经辅导“向外探寻”——了解圣经辅导与圣经、神学的关系,也要“向内探寻”——了解圣经辅导学科内部的子科目,了解子科内及子科间的逻辑。笔者对圣经辅导的知识谱系加以梳理;其中的“圣辅原理”、“圣辅方法论”都有各自完整的知识架构,因而笔者着重分享对这两部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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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构成要素”座谈会

[本刊编辑部] 在当代牧养现场,涉及人论中“人的构成要素”的部分,传道人努力打的“两场仗”是:第一,怎样真正看重灵魂的价值,而不是高举物质主义,沉湎于身体的享受。第二,在看重灵魂价值的同时,如何避免反智主义、神秘主义。为此,我们需要梳理改革宗信仰中关于“人的构成要素”的教义。从神学上反思,反智主义的成因,不在于对“灵、魂、体”的区分和对三者秩序的界定,而是认识论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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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机会” ——1900年内地会年会上的一篇致辞

[亦文] 无论是内地会,还是伦敦会,在1900年中的聚会上,都没有撤离中国的计划。宣教士们并非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书呆子,或者是把头埋进沙堆的鸵鸟,而是始终戴着属天的眼镜,在万事中都能看到中国福音化的大契机。五口通商以来,中外关系一直在风雨飘摇的动荡中,宣教士要是等到海清河晏再进入禾场,恐怕永远不会踏足中国,正是因为他们视抢救灵魂的机会胜过一切的动乱和危难,福音才有可能在中国最荒蛮、最排外的地方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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