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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中国教会的复兴简况

文/边云波

 

编 者 按

本文摘选自边云波前辈所出新书《残年忆史:中国教会现代史片段剪辑》,该书内容包括边云波前辈对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大陆教会史的回忆,其繁体版已在海外出版,简体版可点击http://blog.sina.com.cn/u/5545830347浏览,也可以直接点击下方原文链接浏览。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0年代末那段时期,当中国大陆教会将面临大苦难、大试炼的时候,神使中国教会有一个较大的复兴,这真是神的恩典。当年的复兴情况,有人说是中国教会历史上少有的,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过分。我们对神的作为,除了谢恩,就应当知恩、感恩、报恩。

山东等地的复兴祷告蒙神悦纳

早在抗日战争(1937年)之前,复兴的烈火就燃遍了山东,也带来了其他地区的复兴。当年山东的复兴祷告聚会,既不像现在某些教会不冷不热地作文章似的祷告;也不像某些教会高声歌唱大声祷告,甚至手舞足蹈,外表上喜气洋洋,却看不出他们在世人当中的见证。当年山东的复兴祷告聚会,是先彻底认罪,即便很小的罪都在神面前承认出来,若必要也在人面前认罪。这些弟兄姊妹们先在神面前求主的宝血洁净自己、被神看为圣洁,然后他们的祷告又很恳挚迫切,许多人为了将要丧亡的灵魂,常是情不自禁地流泪祷告。这些人的祷告,无形中先复兴了自己,而神必会将手洁心清的祷告的人和祷告的事一同悦纳。因此那样的祷告不仅带来了山东的复兴,也带来了全国各地的复兴。

知识分子的火热奉献影响全国

1945年,我休学一年到陕西洋县去传道。那年夏天,两位西北圣经学院的学生在暑假期间出来到各处传道实习,路过洋县,我们便短期在一起同工。这两位弟兄看到那里的学生聚会后说:“我们总是听说学生福音事工复兴了,却没有见到。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么小的一个县城里,一般的信徒只有二十几个,另外竟能亲眼看见好几十个学生在聚会。”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神所做的工作,不分地方大小,不分地域,在大城市小城镇里都看见了他的作为。

掀起了去往边疆传道的热潮

1940年代末期,有些人不仅奉献、响应主的呼召要以祈祷传道为业,还要往边疆去传道,往艰苦的地方、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去传扬福音;所以,就有往边疆传道的一个热潮兴起来了。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晚上跪下来,拿着一本代祷名册为这些往边疆传道的弟兄姊妹们祷告。

出现许多感人的诗歌

从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在当时面对或经历苦难的岁月中,是神自己感动了一些人,写出了一些鼓舞人、激励人的诗歌。这些诗歌有《起来,我们走吧!》《主啊,我心爱你!》《举目向西展望》《靠吗哪度旷野生涯》《神家忠仆》《狱中思家》《西北之灵工》《漫漫十架归去路》《今日我心》《十架归路》《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等等。

面对苦难,多人作了献身的准备

那时候中国大陆存在着不少“吃饼得饱”的传道人,他们在社会上找不到合适的职业,混不下去了,就在西方传道人面前表示热心殷勤。西方的传道人不明真相,就帮助他们去上神学。上神学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有吃、有住、有零用钱,毕业后不但有职业、有薪酬,还有受人尊敬的牧师名衔,真是有益无害、有得无失。但是这样的传道人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提前6:5)”,“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腓3:19)”。这样的人怎么能传福音?怎么会爱护羊群?怎么会走十字架的道路?当时不信主的人都能看出他们的实质,称呼他们是“吃教的人”。由于这些假信徒、假传道的混淆,甚至一度连真信徒也被人称为“吃教”的。就我所知,当年有些献身的弟兄姊妹们,已经预感到只要政局一变,真正忠心向主的人不仅要面对执政者的重压,可能还要面对一些吃教的“该亚法”般的人物,他们为了保全自己,就可能伤害他人。所以在1948年问世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一诗中,就有两句诗词提醒献身事主的人,要充分准备“不顾希律的逼迫,不顾祭司们的杀害”。事实证明,后来在1950年代,成立“基督教三自会”前后,那些冲在前面逼迫信徒、伤害教会的,正是这些吃教的人。

但是当年那些献身的人,明知有苦难,却甘向苦路行。因为这条十字架的窄路,即或再苦,我们的主却为我们的缘故早已在这条路上走过了!当年许多年轻的信徒,甘愿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把各样的东西:荣誉、前途、家产、不信主的恋人……全都放下,甚至于把自己的性命都摆在祭坛上,置生死于不顾。我个人觉得,这一方面是因为主救恩的激励,就如同圣经所教导的: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就应当为主活着;另外,像神的老仆人,例如王明道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把性命都能摆上,确实是对多人的激励。当时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就想:如果王明道先生把性命都能摆上,我们还有什么不能献上呢?在今天的世代,也还是这样,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属灵的争战一点也没有止息。一方面,神用他的恩召呼唤我们,主耶稣基督用他舍命的救恩、流血的大爱激励我们为主而活;另一方面,撒但的引诱、搅扰和化装的欺骗,一时也没有停息,千方百计地拦阻我们与神亲近。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属灵的眼睛明亮起来,看到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就应当为主活着,正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但愿感动前一代人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们这一代的弟兄姊妹,像主耶稣被卖的那天夜里所说的话:“起来,我们走吧!”(约14:31)

下面就列举一些在当年的复兴盛况中摆上自己甘走窄路的弟兄姊妹的事迹,不是为要荣耀人,而是见证神的恩典,也愿能激励现在为主而活的弟兄姊妹们。

 

1、有人破产传道

耶稣家庭的敬奠瀛先生和他的同工董恒新、左顺真、陈碧玺等人以及绝大部分加入“家庭”的人,都是甘心破产传道的。此外,还有些人虽然不是明显的“破产”,但是他们也都是把自己所有的完全献给神。例如文沐灵姊妹,她是清朝贵族的后代,但是却撇下一切,在1949年初,陪同自己的丈夫赵西门由南京出发到新疆去传道。那时由于战乱,火车断断续续,最远只能通到兰州,他们有车就坐车,没有车就步行,最后一直到了中国最西部的喀什。类似这样的传道者,真是不胜枚举。

 

2、有人放弃前程

(1)王载先生:他早期在国民政府部门有一份很优厚的工作,后来蒙召传道,竟把工作辞掉,凭着信心过艰辛的生活,甚至有一段时间就在街上摇着铃传道。他一面摇着铃,一面唱赞美诗歌,有些小孩子就跟着他走,到了一个宽阔、合适的地方,他就停下来,小孩子们跟着他学唱诗,他教一句,孩子们学一句。渐渐地,有些过路的人会围过来观看,这时候王载先生就把握机会,向那些围观的路人们传讲福音。

(2)陈恪三先生(即陈若天):他是我尊敬的一位长者,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已经是国民政府的一名旅长,并且还兼任一个城市的公安局长。后来,他被主的爱激励,回应了神的呼召,放弃了人看为年轻有为的职业,成为一位被人轻视的传道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曾经两次被捕入狱,但他的脚踪却留下了美好的见证。

(3)刘淑媛、张美英姊妹:大约1946年冬天的时候,我曾经在南京泰东神学院听过她们作见证。她们是西北灵工团的成员,从山东出来,前往新疆去传道。当时她们的一身装束完全和农民一样,别人还以为她们是从山东逃难出来的难民。后来我才知道,她们一位是齐鲁大学的毕业生,一位是护士。

(4)翁则富弟兄:毕业于中央大学英语系,在大学时代就很爱主,本来有出国留学的机会,但是却宁愿留在国内,在灵修神学院学习,后来专职传道。

 

3、有人抛开荣誉

(1)赵西门弟兄:他原名赵海震,本是一个报社的编辑,而且还曾经编写过电影剧本,也是一个作家。后来他听到神的呼召,要他出来祈祷传道,他想到彼得原来的名字是西门,就改名叫赵西门,后来就到边疆传道去了。

(2)杨心斐姊妹:她曾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成绩非常优秀,毕业的时候名列第一。她本可以在世上有很好的成就,但是这位姊妹就是要祈祷传道,并因为传道的缘故被囚禁了多年。

 

4、有人割舍爱情

在中国的新政府成立前后,因为时局的急剧变化,很多人的思想也在迅速变化。这样原来已经建立了爱情关系的青年信徒,也有些人面临着对信仰和爱情的取舍问题。有些人随着世俗滑下去了,但是更有些弟兄姊妹却宁愿割舍爱情而坚持传道。例如:

(1)焦源濂弟兄:焦弟兄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团契里有一个他认为很可爱的姊妹,两个人已经建立了爱情的关系。但是到了1948年,焦源濂牧师清楚主的呼召,已上了神学院,他的女朋友却被当时的社会潮流所影响,走上了追求世界通达的道路,离主越来越远,甚至于要放弃信仰。那时,焦源濂牧师很难过,本来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很好,而现在却很难走在一起。他们甚至流着泪地彼此劝告,流着泪地提醒对方应当如何考虑各自的前途和归宿,但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焦源濂牧师决定向对方提出最后的决断:如果她愿意回到神的面前,那么马上就可以在主的道上重新和好;如果她不肯回头,他们的关系就只好从此“一刀两断”。“一刀两断”这四个字是焦源濂牧师曾经在讲台上讲过的原话。焦牧师为了忠于神的事工,甘心和女朋友断绝关系而坚持传道。后来,焦牧师成了一位被神使用的神的仆人。

(2)还有一位弟兄,在没信主以前,有位彼此敬爱的女同学。这位弟兄信主以后,也一度和这位不信主的女朋友疏远了来往。后来,这位弟兄奉献传道了,有一段时间肺结核病情很重,生活贫困,以致过去的同学好友们对他多有不解,甚至还轻视、讥笑。就在这种贫病交加、众叛亲离的时候,想不到他过去的那位女朋友,忽然从兰州给他来了一封信说:听说你病情较重,生活较难,对你非常惦念。很希望你到我这里来养病。这里牛奶便宜,有益你的营养,气候宜人,有益你的病情。近在我身边,也好随时照顾你。只是希望你不要再热心地传道了,免得病情加重,也免得有人讥笑你。当这位弟兄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心里确实争战十分激烈。一方面,这位女朋友竟然甘冒一生陪伴一个肺结核病人的艰辛处境,对他如此示爱,他觉得实在是难得的幸事,甚至深感欣慰;但是,跟着他就想到,自己已经是被主的宝血买赎来的人,而且又蒙主呼召终生去传扬主的救恩,绝不能因为这样的感情就离开服侍主的道路,也不能犹疑不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更不能含糊其辞使自己敬重的人怀有悬念。因此他经过祷告,就坚定而诚恳地谢绝了那位女朋友的邀请,他们的关系也就这样断开了。但是,这个弟兄后来不仅蒙主赐给他一个爱主的配偶,身体也多蒙主的保守,竟能侍奉神直到老年。

像这样的事例很多,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应当放下一切应当放下的,也应当追求我们所应当追求的。让我们也像古代、现代的见证人一样,能够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5、有人甘走窄路

还有一些人,是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宁愿在十架窄路上奔走的。例如:

(1)赵君影牧师:赵君影牧师大学毕业以后,放弃了个人前途,宁肯在贫困中传道。那时他不要教会的薪金,完全凭着信心仰望神的供给,不求人的帮助,仅只接受信徒们甘心自愿的奉献、馈赠,但他从来不向人诉苦。赵君影牧师的子女很多,他的儿子说,他们全家有段时间一日三餐都是喝稀饭,这样生活度日。还不仅是如此,由于当年一般世人都看不起传道人,所以他的父亲对于赵牧师传道,觉得是给他丢了脸,有极大的反感。他曾经向赵牧师下“最后通牒”说:“你若再传道,就断绝父子关系!”但是赵牧师忍着伤痛,仍是继续传道。

(2)张谷泉弟兄:他本来是华北神学院的教师,1940年代中期和他的学生李道生等弟兄参加了山东潍县的乐道院。不久乐道院改为灵修院,张谷泉弟兄被大家推举为灵修院的负责人。如果他们安于现状,当年也可清闲一时,但是他们被主的爱所激励,逐渐心有所感,要到新疆,甚至是新疆以西的阿拉伯地区去传扬福音。他们的领受就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大约是1946年底,或者是1947年初,我在南京听过他一次见证性的讲道。高高的身材,简朴的服装,通俗的语言,却感人很深。我到如今还记得他当年的身影,也记得有一两次,他是含着泪谈到去往中国西部,甚至是去往中国以西的地方传道的。

我和张谷泉弟兄只见过这一面,但是和别人谈起他的时候,总是不自主地称呼他张大哥。他和他的同工们没有一个人“劝”过我到边疆去传道,但是他们的脚踪却成了无声的召唤,催促着我,加入到无名传道者的行列之中。

张谷泉弟兄曾经写过一些诗歌,语言朴实无华,却感人很深。后来他和许多同工陆续步行到了新疆的哈密,建立了西北灵工团。西北灵工团的弟兄姊妹们,连同他们的子女,大约一百多人,后来又传扬福音,散布在新疆各地,终生安家在西部边疆。

此外,还有些人全家西迁,例如聚会处的王之肖,他们一家迁往当年新疆的迪化(现今的乌鲁木齐),几十年来一直住在那里。

还有许多青年在大有可为的时候,把如花似锦的前程放下,将自己完全献上传道,大大地为主所用。例如,于力工牧师、滕近辉牧师、王永信牧师、陈终道弟兄、王长新弟兄、陆敏如姊妹、俞崇恩弟兄、林三纲弟兄、胡恩德弟兄、王国显弟兄、李天恩弟兄、张志江弟兄、曾约安弟兄、黄存信弟兄、卞巂年姊妹,赵约翰(王英)弟兄、史瑾姊妹等。他们的事迹,在他们的证道和写作或有关的见证中多有讲述,愿神、人和天使都记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