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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的集体记忆

文/郭暮云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这样描述他的时代: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晦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目睹了一切,我们对一切熟视无睹;我们都在直奔天堂,我们都在直奔地狱。

这咸丰年间的话,用来形容本朝其实也恰如其分,或者很可以再加上几句:这是一个百姓们还着房贷车贷还要追捧苹果六代的小时代;这是一个大人们下管裤带上管声带中间还要管你口袋的大时代;这是一个既仇视又崇拜官二代富二代的旧时代;这是一个时不我待不敢懈怠要不就得die的新时代。

我们那计划经济的上一代,未富先老;我们那计划生育的下一代,未开先败;而我们这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一代,则似乎未老先衰,因为崔健早就说过: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许多的七八零后,虽然正当盛年,却已经开始怀旧,怀得迫不及待。

当然,虽说这个怀旧的节奏可以商榷,但怀旧本身却从来都不坏,因为它指向童年。所以无论怀旧者的形象与样式有多么too young too simple,甚至sometimes naive,都能证明老男孩们虽曾梦想过华美的未来,却在未来真的活活来到后,又只想着能变回此间的少年。

童年,对几乎每个人来说,都是黄金时代。并且这个黄金时代常常会跟某些特定的地方有关:一座山,一条河,一片草地……或者,一个花园。

我们都应该记得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是如此写他童年的花园: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小时候读这文字时,虽不至于像现在只知周杰伦不知周树人的少年们一般大呼不懂,但说实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不明白何以要专写这些寻常可见、家家都有的东西。然而二十年后再读这文字,几遍下来,竟然几乎要落泪。从儿童长大成人,我们固然得到了很多,但我们失去的恐怕更多,以至于耶稣基督会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太 18:3)”然而时光毕竟已将少年变成了大叔,玩耍任天堂的孩子现在已经认不得天堂,无论怎样,我们是断然不能下个水管便回到黄金时代了。

前些天上映了一部电影,名字正是《黄金时代》,演的是鲁迅的得意门生、民国第一女作家萧红的故事。萧红最后、最好的作品是《呼兰河传》。这部散文体诗歌范儿的小说,写的是她老家,黑龙江呼兰县的故事。这小说没有主人公,而是以三个明显的地点串联全书,其中最重要的一处便是:花园。

萧红在逝世前一年,也就是三十岁时,在极南极暖的香港,写她极北极冷的故乡。生命将要终结时,她忆起的,不是爱她最多所以伤她最重的萧军,不是让她声名鹊起然后扫地的文坛,而是她那童年的乐园。她这样写: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可是童年毕竟过去了,乐园毕竟失去了。毕竟所谓悲剧,就是把那美好的,毁给你看。如果你能体会这患得患失的悲欣交集,你就开始能懂得:其实一切人间乐园,都是失乐园之后用以怀念人类童年的天堂碎片。

《圣经·创世记》的前两章,就是一切集体记忆的源头,是一切黄金时代的本体。这两章记下了罪没有进入世间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美好事物:

自然。皂荚,桑椹,鸣蝉,黄蜂,云雀,油蛉,蟋蟀,蜈蚣,斑蝥,木莲,何首乌,覆盆子;蝴蝶,蜻蜓,蚂蚱,蜜蜂,樱桃,李子,蚯蚓,蝙蝠,倭瓜,黄瓜……鲁迅萧红所描述的,显然伊甸园中都有,并且更美更多。

科学。人要观察日月,“定节令、日子、年岁(创1:14)”;要给动物命名、分类;要了解植物习性,好能修理看守。

艺术。上帝让树木长出,“可以悦人的眼目”(创2:9),使人生发对美学的爱好。亚当初见夏娃之时,更是直接作了一首诗:“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创 2:23)

婚姻。亚当与夏娃的结合,在未堕落前的光阴里,是一切婚姻和爱情的最高典范。他们彼此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虽然赤身露体,也并无羞耻之意。

因此,如果说堕落后的我们,似乎有时仍能在自然中感受到愉悦,在科学中感受到真理,在艺术中感受到美,在婚姻中感受到爱,那么这都是因为,这些事物本就是美好与神圣的,是未有罪恶之先,便已经存在的事。

这种对黄金时代的集体记忆,往往在感觉最敏锐的文学家那里,才得到最细致详尽的刻画。被逐出乐园,流浪于大地的人类,虽然偶尔也会逞强般地说“我们要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但他灵魂深处忘不了也不可能忘记的,只有那回不去的故乡。于是对失乐园的回想,成了所有伟大作品的基调与共识,所有那些带着能力的文字,写的其实都是乐园的变形记。就是在不看圣经的文学家那里也是如此。因为上帝的普遍启示如阳光雨露,无差别地赐给那些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

比如我们的“四大名著”,便都有着若隐若现的“乐园”这个要素。水浒的中心是梁山,三国的起点是桃园。虽然这两部书都是写纯粹的男人故事,但男人们的光荣与梦想,真情与实意,与那仿佛乐园的所在始终密不可分。西游记就更加明显:其实花果山才是真正的极乐世界。至于红楼梦,干脆就是围绕着一个人间仙境般的“大观园”来叙事。

红楼梦有着显然的三层结构。“大观园”是那样美好,怡红快绿,泻玉沁芳。而“贾府”就要让人皱眉,尽是些国贼禄蠹,死鱼眼睛。至于贾府之外的“人间”,则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人人英莲,个个冯渊。

这一“三重门”式结构,恐怕被萧红借用了。她童年的“花园”,是一切美好的象征,那里还有总是与她同在的慈爱祖父。而自家的“庭院”,是人间的写照。家道中落后,家人不得不把空闲的房屋租给各色人等,有养猪的,有拉磨的,还有漏粉条的。这些人的生活,可就不像花园那般美妙了。而出了那荒凉院落,萧红则花了很大篇幅,特特写了东二道街上的一个大“泥坑”:

而且东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个,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吃它的苦头,冲了人家里满满是泥,等坑水一落了去,天一晴了,被太阳一晒,出来很多蚊子飞到附近的人家去。同时那泥坑也就越晒越纯净,好像在提炼什么似的,好像要从那泥坑里边提炼出点什么来似的。若是一个月以上不下雨,那大泥坑的质度更纯了,水分完全被蒸发走了,那里边的泥,又粘又黑,比粥锅糊,比浆糊还粘。好像炼胶的大锅似的,黑糊糊的,油亮亮的,哪怕苍蝇蚊子从那里一飞也要粘住的。

她描述这泥坑如何陷死无数猪狗鸡鸭,甚至于马,却从来没有人想个什么办法来把这个大坑给填上。我想,那个时代虽然没有蓝翔技校强大的挖掘机专业,但是大家一起填上个坑恐怕也不是什么为难的事。因此我只能假设,这是萧红以她天才的技法,特意写出的一个充满无限寓意的:无底坑。

论到诞生文学天才的环境,其实无非便是:给她孤独,给她爱;给她痛苦,给她书。当然,在孤独与痛苦中沉默着死去的是大多数,因此也就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然而若是天才,她就一定不甘于在苦痛和寂寞中沉默地死去,而要呼喊出一些天上的东西。没有证据表明萧红读过还是没读过圣经,但她显然能清楚地观察这罪恶的人间,又敏锐地把握天上的灵感。于是她那些天成的文章(一定包括《呼兰河传》,一定不包括《生死场》),自然便会与天启的圣经有所呼应。这一部《呼兰河传》,有乐园的影子,就是作者童年的花园;有人间的状景,就是众人寄居的庭院;有地狱的具象,就是罪人要去的泥坑。这三个标志性地点:花园,庭院,泥坑——几乎完全对上了圣经启示的历史顺序:乐园,人间,地狱。

只是,你在萧红的作品中,虽然看得到地狱,却看不到天堂。看得到罪恶,却看不到救赎。在她的书中看不到,在她的人生中更看不到。萧红的一生,正如《圣经·路加福音》中那个浪子一样,是在不断地反抗、挣扎、痛苦、困窘中度过的。她反抗家庭,跑去哈尔滨和北平读书,却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委身于并不相爱的男子。怀上那人的孩子后却又被抛弃,困顿之中挺着肚子与一面之缘同样困顿的萧军结合。后来她与萧军一同在文坛闪亮登场,却又要不断忍受出名后的萧军不断的出轨。伤痛之下避走东京,却不能停止爱他。最终怀着萧军的孩子,却终于不愿和他一起成为延安的孩子,于是嫁给了端木蕻良,跑去香港。最后在日军大兵压境之下她身染重疾,临死前孤独凄凉,连丈夫都不在身旁。

乐园毕竟已经失去了。那些伊甸园中就有的美好事物,并不能救人。童年花园中烂漫的草木不能救她。上帝所赐卓越的文学才华不能救她。乔装成真理化身的左翼运动也不能救她。而她那生死以之的爱情,不但不能救她,反倒将她一步步推向了死亡。

因为还有一样在未堕落前就有,甚至未有世界之先就有的事,是萧红,以及与萧红一样的世人们所不知道的:

就如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弗1:4-6)

萧红们不知道这救赎的恩典。

浪子般的萧红,在她短暂的一生中不断反抗传统与道德。这种反抗为她带来混乱之极的私生活。这种混乱显然不能让她得救。相比而言,她所反抗的那个家庭中的女性——比如她的祖母——虽然因循守旧,貌似反倒比萧红过的好一些,但她们既然自以为义,所以也同样不得不走向那泥坑所预表的地方去。如果说萧红像耶稣比喻中的那个浪荡在外的小儿子,那么祖母们就正像那个外表在服事内心却远离父亲的大儿子。因为反道德与守道德都不能让你得拯救,反传统与守传统都不能带你去天堂。这无非是两种不同的死法。鹤顶红还是一丈红?萧红左右为难。中国人在鹤顶红与一丈红中纠缠了几千年,始终不能突破出一个向天的、救赎的维度——于是又迎来了东方红。然而东方红显然没能当好大救星,这正说明人心深处那被救赎的需要一直都存在,从未被满足。

惟有耶稣基督那在未有世界之先就预备的救赎恩典,才是能让人得救的唯一方法。其余的方法,因受维度限制,因此或正或反,或破或立,都不能让人得救。梁山或者招安都不能让人得救。桃园或者天下都不能让人得救。花果山或者雷音寺都不能让人得救。大观园或者荣国府都不能让人得救。左翼或者右派都不能让人得救。公知或者五毛都不能让人得救。民主或者专制都不能让人得救。美国或者中国都不能让人得救。

并且那些伊甸园中就有的美好事物也不能让人得救:

自然不能让人得救,自然只能让一部分人感悟上帝的存在。

科学不能让人得救,科学只能让一部分人晓得创造的奥秘。

艺术不能让人得救,艺术只能让一部分人欣赏上帝的荣美。

爱情,更不能让你得救,因为没有上帝的所谓爱情,只能让你清楚地了解罪恶(和罪人)残酷的真相;没有救赎的婚姻,只能让你痛苦地预尝一次(或几次)地狱的滋味。

有三件事阻止人回到——或者说进入——真正的黄金时代:苦难,罪孽,死亡。萧红的一生正是这三件事的写照。各种苦难一而再再而三地加诸其身,而她又一直活在罪恶之中无法挣脱,最终三十一岁便香消玉殒。

能解决这三件事的,只有耶稣。耶稣以十架解释了苦难,以宝血洗净了罪孽,以复活战胜了死亡。因此,信他的人不再惧怕苦难,因为苦难已有意义;不再活在罪中,因为罪孽已被赦免;不再囿于死亡,因为已经得了永生。

曾经的黄金时代已经随着伊甸园的消逝而远去,未来的黄金时代还要在天父命定的时刻由主耶稣带来。而当下的我们,正处于《双城记》开篇所说的那样,一个具有反合性的时代:这是圣约已然却未全然实现的时代;这是天国已然却未全然降临的时代;这是上帝已然却未全然悦纳的时代;这是福音已然却未全然广传的时代。

1936年7月18日,听闻恩师鲁迅去世,身在东京,身心崩溃的萧红给萧军写下这样一封信: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尔后把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确认这是自己的手,尔后再看到那单细的窗棂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我们这时代的人,大多与萧红有着类似的感受。这是极度丰富又极度贫瘠,极度充满又极度空虚,极度自由又极度捆绑,极度安稳又极度危险的时代。然而对耶稣的门徒而言,这却是一个: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参林后4:8-9)的时代。愿这个时代的人,都能被主耶稣的恩典释放,从自以为是的黄金时代梦中醒来。愿人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中低头认罪,在左右为难的死结中抬头望天。愿我们的苦难都有意义,罪孽都被赦免,死后都有永生。愿这个“黄金时代”早日过去,愿那个黄金时代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