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期刊 2022年6月号(总第90期) 宣道会甘藏边区简史(上)

宣道会甘藏边区简史(上)

文/Little Paul

 

引言

 

宣道会由宣信弟兄(Dr. Albert Benjamin Simpson)[1]创立。宣信原是长老会的牧师,先后在加拿大、美国牧养教会,后于1881年辞去牧职,开始一个跨宗派的聚会,投身于对平民阶层,特别是贫穷的新移民和弱势群体的服事。为了践行大使命,宣信在1882年创刊《圣言、圣工、世界》(《宣道会周刊》的前身),宣传普世宣教事工;1883年,创办“宣教训练学院”(乃役学院的前身),训练宣教士;1887年,成立“基督徒联会”(the Christian Alliance),旨在联合各个宗派中信仰纯正的信徒,共同为真理作见证;同年又成立“福音宣道联会”(后更名为“国际宣道联会”,即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Alliance),专责海外宣教工作。1897年,两会合并为“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简称:C&MA)。宣道会向亚州的中国、日本、印度、泰国、印尼、巴勒斯坦,非洲的苏丹、刚果,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都派有宣教士。截至2021年,宣道会系统有2万余间教会,会众人数超过630万,分布于美国、加拿大、中国香港等80余个国家和地区。

 

在秉持大公教会的正统信仰的基础上,宣信特别强调耶稣的四重身份,即“拯救之主”、“成圣之主”、“医治之主”和“再来之王”。这一教导也被称作四重福音(Fourfold Gospel),成为宣道会的核心教义。宣信坚信耶稣是医治之主,缘于其身体状况曾一度恶化,但经历神的医治后又奇迹般的恢复健康。[2]在圣灵的恩赐方面,宣道会持“恩赐持续论”。[3]

 

宣信早在1876年便有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心志。虽然上帝没有开路让他成为一名宣教士,但在他建立了宣道会后,便很快派遣宣教士到中国来。

 

宣道会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是贾锡德医生(Dr. William Cassidy)。他于1887年11月从旧金山乘船首航中国,不幸在途中染上天花,翌年死在日本横滨,至终没有踏足目的地。他的妻子伊丽莎白(Mrs. Elizabeth Cassidy)不但没有因此心怀怨忿,反而矢志继承他的遗愿。她与另外两位女传教士于1888年末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安徽芜湖开辟了宣道会在华的第一间宣教站。

 

宣道会一直秉持“将福音传给未得之地”(Regions beyond)的宗旨。因此,已有其他差会进入的工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大城市,一直不是宣道会事工的重点。宣道会首先在安徽芜湖建立华中区总部,作为交通中转枢纽与语言培训基地,源源不断地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宣教士输送到内陆地区。1910年,又将总部溯长江而西上,从芜湖迁至更深入内陆的武昌,更靠近宣道会的宣教重点——内陆的禾场。

 

因为致力于将福音传至未得之地,宣道会的宣教士们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在激烈排外反教的湖南、长城以北的蒙古高原、民众笃信佛教的藏东北、地处西南边陲的广西,以及地势险峻、盗匪出没的川鄂湘黔交界地带等“宣教艰困地区”,建立起一连串的宣教站,组成华中区、华北区、华西区(因所负责的宣教站多处于甘肃的汉区与藏区边界,又称为“甘藏边区”,英文:Kansu-Tibetan Border Mission)、华南区和川黔区等五个宣教区,结出累累硕果。

 

甘藏边区的建立,肇始于1895年宣道会差遣第一批宣教士来到甘肃,向甘藏边界的汉族、藏族和回族民众布道。此后,七十余位宣道会宣教士先后前来,用整整两代人的时间,以损失11名宣教士、8名宣教士子女的巨大代价,在西起青海贵德,东至甘肃陇西,北起甘肃临洮,南至四川阿坝,纵横千余里的广袤地域,先后在临潭、岷县、临洮、卓尼、录巴寺、陇西、临夏、会川、康乐、保安、贵德、合作、拉卜楞、郎木寺、迭部、循化和松藩等地建立起宣教站。如果考虑到起初在宣道会甘藏边区成长,后来又转至其他差会的宣教士所做的工作,这一串长长的宣教站名单还要再加上湟源、漳县、舟曲、宕昌和文县。

 

1949年,宣道会的宣教士在解放前夕才撤离甘肃。新中国成立后,宣道会当年在甘藏边区所建立的教会历经“反右”、“文革”等多次政治运动和逼迫,顽强地生存下来,并继续生根建造,直至今日。

 

艾名世(Robert B. Ekvall)[4]在其著作《通向西藏的门户》(Gateway to Tibet)中,将宣道会甘藏边区在1895年至1936年波澜壮阔的宣教史划分为以下八个阶段:起始(Beginning,1895-1900)、“扩展和结实”(Expansion and Fruitage,1900–1909)、增长(Growth,1909–1912)、危机(Crisis,1912–1914)、命悬一线(Danger,1914–1915)、“丰收与前进”(Harvest and Advance,1915–1927)、“纷乱与重整”(Chaos and Readjustment,1927–1932)、更新成长(Growth Anew,1932–1936)。

 

笔者拟对甘藏边区1895年至1950年之间的历史进行考察,分“上”、“中”、“下”三篇文章加以记述。本文为“甘藏边区简史”的上篇,在简述宣道会藏区事工的缘起后,按“开端”(1895–1900)、“扩展、结实和增长”(1900–1912)、“危机”(1912–1914)、“命悬一线,转危为安”(1914–1915)等四个阶段,对甘藏边区1895年至1915年的历史做一梳理。

 

宣道会藏区事工的缘起

 

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差会,宣道会自然谈不上有什么宣教管理的经验,特别是其定意要遣送传教士到最困难的地区工作,风险便更大了。在中国的多数地区,宣道会的宣教士最初都只是本着传福音的热诚而来,并没有特别周详的部署。[5]

 

然而,甘藏边区的建立却并非出于一时的冲动。

 

早在1886年的夏天——宣道会成立一年之前,宣信和他的同工们就已经认识到向藏区宣教的重要性。那一年夏天,一位富有的基督徒商人布莱克斯通(William E. Blackstone)出席了在缅因州古果园(Old Orchard, Maine)举办的营会。“耶稣基督必要快来”的真理和教会所未完成的工作像巨石一样压在布莱克斯通的心头。故此,他请求会议主席宣信给他一个分享的机会。随后,他被安排在星期一上午做一小时的发言。

 

布莱克斯通以“世界的迫切需要和教会的使命”为题,情辞迫切地做了一次布道。他用耶稣的话挑战会众:“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他将世界的各个国家视为正待属灵收割的“禾场”,将万民当作可以收在神国“谷仓”里的麦子。他生动地描述世间争夺人心的各种力量,同时重申耶稣的命令:“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16:15)之后他说:“上帝似乎保留那个小地方(藏区)作为耶稣再来之前的最后一块禾场。

 

布莱克斯通的信息直接促成1887年的一场宣教运动——宣道会的创建。“向藏民布道”也由此成为宣道会早期的首要目标之一。[6]在那一时期的宣道会周刊(Alliance Weekly)中,常有这样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宣道会就是为了把福音传给藏区而成立的。”(Let us not forget that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was organized for the express purpose of carrying the Gospel to Tibet.)[7]

图一:藏区的传统划分:卫藏(红)、安多(蓝)、康巴(绿)

 

宣信在纽约开办了一间圣经学院,吸引了很多有意进一步学习圣经、参与宣教事奉的信徒前来就读。这间学院起初称为“宣教学院”(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后更名为“乃役学院”(Nyack College)。在最初的十年里,三百名学生从这所学校走向四个大洲的15个国家。不久之后,就连质疑宣信工作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宣教学院的学生在熟悉圣经和爱人如己这两方面确实出类拔萃。

 

1892年2月,宣信做了一个祷告——“求主呼召两名(宣教学院的)学生去藏区”,并将他所求的写在日记中。很快,就有两名年轻的弟兄主动提出愿去藏区宣教,其中一位是来自苏格兰的克省悟(Mr. William Christie),另一位则是美国田纳西州的席儒珍(Mr. William Wallace Simpson,后更名为“新普送”)。

 

甘藏边区事工的开端(1895-1900

 

1892年3月,克省悟、席儒珍从宣教学院毕业后旋即起程。4月5日,二人登上驶往中国的汽船,5月3日即抵达上海。稍事休息后,他们去拜访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转交了宣信至戴德生的亲笔信,还就藏区福音事工征求他的意见。

 

席儒珍如此记录了这次会面:

 

戴德生先生与我们谈了十到十五分钟。他的讲话很有属灵洞察力,就像使徒行传中保罗的讲道一般。……他说,此时进入藏区,就好比一个小男孩冒险进入狮子坑中。越过边境线之前,我们必须通晓汉语和中国习俗,熟知中国官府的礼仪,还要熟练掌握藏文。他提醒我们:除了付出大量的辛劳外,每走一步都要面对在这块异教土地上掌权的仇敌——它在这里所施展的可怕的力量,十倍于我们在家乡所见过的,它会使用各种阴险、诡诈的伎俩,持续不断地拦阻我们,耗尽我们的体力和灵力。他也鼓励我们:尽管魔鬼的力量很可怕,但基督更有能力——在祂里面我们总是得胜有余,只要我们被圣灵充满,撒但的诡计就全无用处。最后,戴德生先生庄严地闭上眼睛,举目望天,藉着祷告将我们交托给上帝,又握住我们的手与我们告别,充满慈爱地为我们祝福。[8]

 

之后,克省悟、席儒珍抵达宣道会华中区总部所在地芜湖,与其他几位年轻宣教士一起学习中文。经过17个月的汉语学习之后,两人又前往北京,用近一年的时间在一间藏传佛教寺庙中学习藏语。

图二:宣信与宣道会宣教士合影(1893年,芜湖)[9]

中排左一:克省悟,左二:席儒珍,左四:宣信

 

1895年1月,两位弟兄向青藏高原挺进。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甘藏边界的洮州(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区临潭县)[10]

 

1、建立洮州宣教站

 

洮州是甘藏边界的最后一座汉族城镇,也是重要的汉藏贸易中心。城中的商辅一般由汉族或回族经营,但临近村庄的藏族农民,遥远高原的藏族牧民,穿长袍的活佛,戴黄帽的格鲁派僧人和戴红帽的宁玛派僧人都来这里购买或交换货物。

 

同年4月,他们终于抵达洮州旧城(今临潭县城关镇)。二人从沿海向内陆走过2250英里,而最后1700英里的路程上只有10座宣教站。

 

在一位汉族士绅周贡生[11]的帮助下,席儒珍和克省悟以低廉的价格租到一座大宅子,内有礼拜间、卧室、客厅、书房、餐厅、厨房,甚至是马厩。

 

可是,宽敞的房屋还没来及粉刷修葺,乙未河湟事变[12]的战火便蔓延至洮州。那位人脉很广的朋友周贡生虽然是儒家学者,却安排这些基督教宣教士前往洮州附近的藏传佛教寺庙录巴寺(位于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区卓尼县喀尔钦乡录巴寺村)避难。克省悟和席儒珍一直把洮州看作一扇门户,常常思虑怎样从此地进入藏族人中间(among the Tibetans)。现在,那位掌管万有的上帝,借着人的手,霎时间便推搡着他们挤过门进入藏区了!

 

在录巴寺,一位有学问的藏族僧人做他们的语言老师,其他一些僧人则服事照顾他们。走出寺庙,眼目所及尽是藏族农庄。再向远处,则是遍布在广袤青藏高原上的草场,那里只有住黑色帐篷的藏族游牧部落。

 

克省悟、席儒珍在录巴寺居住了9个月的时间,得以进一步学习藏语,他们也与寺中的活佛和僧人成为好友。这段经历为他们在藏族人中的服事打下稳固的根基。

 

乱定之后,克省悟返回洮州的宣教站,席儒珍也带着新婚的妻子奥蒂利娅(Mrs. Otilia Ekvall Simpson)回来了。他们聘请了录巴寺的藏族僧人阿古僧格(英文转写:Akku Senge,藏文:ཨ་ཁུ་སེང་གེ།)[13]做藏语老师和管家,开始在客房里接待来来往往的藏族客人。

 

在洮州城里,藏人带来木材、麝香、毛皮和羊毛,换取盐巴、辣椒、铜器、药品和酒水。完成交易之后,许多人都会去宣教站看“长相奇特的白人”。克省悟和席儒珍热情地出来招呼这些客人,款留他们住宿。这样,许多藏人在洮州的宣教站听到一位外国上帝的奇事:这位上帝跟他们所信的佛陀一样都取了肉身,奇怪的是,他要先死去才能成为救主。

 

根据藏族的习俗,如果主人接待客人在家中过夜,客人就成为主人终生的朋友,并有责任在需要的时候出手相助。藉着接待客旅的工作,宣教士们与一些藏人结成朋友,得以拜访附近的藏族乡村,甚至是远处的牧民。

 

这样,甘藏边区的第一个嵌入藏区的宣教站成功建立了。

 

2、建立岷州宣教站

 

宣道会近十年前所订立的“传福音给藏人”之目标终付实践,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从武昌宣教站到洮州最快也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补给和支援的问题如何解决?

 

早在武昌宣教站创设之初,宣道会就计划在武昌和甘肃之间增设一个中转基地。艾克仁(Mr. Martin Eric Ekvall)、艾自新(Mr. David Paul Ekvall)这对亲兄弟承担起建立中转站的任务。此时,他们的姐妹奥蒂利娅已与席儒珍成婚,正驻扎在洮州。

 

艾克仁、奥蒂利娅和艾自新三兄妹生于瑞典,1882年随父母移民美国。他们的母亲艾克瓦尔夫人(Mrs. Ekvall)是一位敬虔的姐妹,常祈求主使用她的孩子拓展神的国度。后来,艾克仁、奥蒂利娅和艾自新陆续来到中国,成为甘藏边区早期的中坚力量。

 

1896年1月,艾克仁兄弟二人从汉口启程,乘帆船逆汉江而上,一路向西行进,将设立中转站的地点交托在主的手中。上帝的引领从来不会出错——他们在旅行中偶遇内地会宣教士巴格道(Mr. George Parker)。巴格道是基督教新教最早进入甘肃的两位宣教士之一,当时已在中国西北服事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正是从这位前辈口中,艾克仁和艾自新第一次听到“岷州”(今甘肃省定西地区岷县)这个地方。他们也从巴格道那里了解到:甘肃这个位于西北边陲的省份在基督的福音上比陕西更贫穷,更需要传福音的使者。此时,兄弟二人心中明白过来,原来上帝要带领他们进入岷州。

图三:艾克仁兄弟二人从武汉到岷州的路线图

 

1896年6月,艾克仁、艾自新远远地望见岷州城。他们克服当地人的巨大敌意,在岷州建立了甘藏边区的第一个汉区宣教站。自此,席儒珍、克省悟在洮州,艾家兄弟驻岷州,互为掎角之势,在甘藏边界拓展上帝的国度。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设立岷州宣教站的初衷是支持藏区事工,但艾克仁很快意识到周围区域巨大的福音需要。他在写给宣道周刊的稿件中如此说:“以岷州为原点,向北最近的宣教站是170英里以外的兰州,向东是180英里外的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向东南是350英里外的武昌,向南则是326英里外的广元(今四川省广元市)。在这样广袤的地域中有16个城市,但没有一间宣教站。……这就是中国西北的现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尽上自己的一份力,把福音传到地极吧!”[14]后来,岷州果然成为甘藏边区之汉区事工的发轫地,属灵的福气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

 

在1897年4月下旬,艾自新与新婚的妻子海伦(Mrs. Helen Galbraith Ekvall),从上海出发,历经四个月的艰苦跋涉回到岷州。艾自新夫人也成为第二位加入甘藏边区的女宣教士(第一位是艾自新的姐姐奥蒂利娅)。

 

岷州距洮州不远,两地的宣教士时常相互探望。在1897年和1898年,席儒珍夫妇和艾自新夫妇各得了一个孩子,给这一小群孤悬西北的福音勇士增添了许多快乐。

 

除了在岷州汉族人中间的工作之外,艾自新对藏族人归主也有强烈负担。当洮州宣教站出现人手不足的问题时,艾自新几次陪同克省悟、席儒珍前往藏区的拉卜楞寺布道。

 

3、保安教案

 

1897年7月,僖德生弟兄(Mr. George G. Shields)到达甘藏边区,加入对藏民的布道工作。9月,他与克省悟一起来到保安(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保安镇)。保安又名“保安堡”,是清朝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军事据点,也是汉、回、撒拉等族群的民众与居住在隆务河流域[15]的藏、土等民族进行贸易的商业集镇。

 

宣教士们在保安城内租到住宅,又在城外建起一间会堂。保安宣教站由此成为第二间嵌入藏区的宣教站。

 

克省悟和僖德生以保安为中心,在周边的藏区布道。他们甚至来到有一千名僧人的隆务寺,拜访寺主夏日仓活佛,并向他宣讲福音。一些人出于好奇心走进宣教站,也因此听到福音,有两位年轻人生命改变,进而申请受洗。

 

可好景不长。保安周边被称为“热贡十二族”的藏族民众在隆务昂索(“昂索”是官职名称,为隆务地区世袭的部族首领)的挑唆下,对宣教士的敌意渐渐增长。自1899年5月起,僖德生夫妇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四次遇险,其中两次命悬一线”。一天夜晚,许多藏民在院外聚集大吼,僖德生极其惊惧,胸口都因心跳加速而隐隐作痛。

 

1899年6月30日,数百名藏民袭击保安宣教站,酿成“保安教案”。僖德生夫妇在保安营士兵的保护下侥幸逃生,但所住的房屋被推倒,室内财物被洗劫一空。清政府虽然向肇事藏民追讨回部分被抢物品,但因地方形势太过凶险,僖德生夫妇终究未能重返保安,此地的福音工作因此中止。

 

4、拉卜楞布道的尝试

 

这个时期,宣教士们还多次来拉卜楞(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拉卜楞镇)布道。拉卜楞是安多藏区的宗教和商业中心,有超过四千名藏传佛教僧侣在拉卜楞寺居住。

 

1896年夏,克省悟、艾自新和阿古僧格三人从洮州出发,在拉卜楞寺举行一年一度的法会时到达那里。宣教士们走在街头和集市广场的人群之中,每个上午都出去传讲福音,分发藏文福音单张和圣经书卷的单行本(scripture portions)。但这里的藏民与他们之前所熟悉的汉人截然不同,他们往往很难友好地接受福音书籍,有人甚至威胁烧掉宣教士带来的书。后来,群众的敌意忽然升级成了赤裸裸的暴力——在口头威胁之后,人们就向他们抛掷土块和石头。艾自新的头被石块砸中,更大的麻烦似乎也迫在眉睫。最后,因着寺庙官员的介入,克省悟等三人才脱离危险。[16]

 

1897年8月,克省悟、僖德生陪同来甘藏边区视察的宣道会中国区负责人李佐之(Mr. D. W. Le Lacheur)[17]再次访问拉卜楞。这一次,他们幸运地从拉卜楞的一个客栈租到一间客房,准备建立宣教站。但没过多长时间,那位“胆敢”将房子租给外国人的客栈老板就被逐出此地了。

 

寺院发布告示,禁止任何人接待宣教士——哪怕留宿一晚也不行。之前散发的福音书籍和单张统统被收缴、烧毁。如果有人敢私藏一页福音资料,将面临被砍掉右手的惩罚。宣教士们在1898年8月到访时,僧人们甚至把福音书籍扔到他们脸上,声称“我们不需要耶稣”。

 

1899年3月4日,克省悟等一行由保安到达拉卜楞寺附近,先是住店被阻,“所住之店离寺约一二里之遥,甫歇店时,有多不许住者”。幸而有回族官员引导他们一同到一间回族人开的旅店安歇。次日,克省悟带领吕成章、德文华前往拉卜楞寺外参观时又遭到当地百姓围攻:“番徒围绕,有以石击者,有以马粪击者。若非有旧相识之番徒,鲜不立遭困毙,等回至店中,番徒又来催赶,共有三次,甚至将店主撕打。”[18]

 

这样,保安和拉卜楞都向宣教士关闭了。这片禁地似乎上了两道锁,再进入藏区已绝无可能。在1905年卓尼宣教站建立之前,宣道会只能在汉区的几个城镇立足,设法影响个别藏族人。

 

5、初熟的果子

 

从1897年秋开始,一个名为“王七十八”的年轻木匠经常到福音堂与艾自新交谈,也参加主日聚会。渐渐地,王七十八的生命开始发生改变。他工作认真,生意很好,但一到主日便停工歇业。在他的婚礼上,王七十八不但拒绝迷信仪式,还坚定的不在宴席中上白酒。1899年秋,艾克仁、艾自新在岷州的洮河中为王七十八施洗。席儒珍夫妇和克省悟也专程赶来,一同见证了甘藏边区第一个基督徒归入主的名下。

 

这一时期,在岷州信主的还有周太平一家。周家是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市)的汉族人,乙未河湟事变爆发后,为躲避战火逃到岷州。1898年初,这户人家为维持生计而受雇于福音堂。周太平是一个性格刚毅的汉子,曾明确地说:“虽然我在这里做工,但你休想让我信你们洋人的‘神’。”可是,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一天,“上帝的儿子为罪人死”的故事深深地打动周太太的心,一家人自此陆续信主。

 

1900年初,在艾自新夫妇回国休假之前,周太平夫妇和长女在岷州受洗。周太平感慨地说道:“我们遭此大难,背井离乡,失去了自认为好的一切。可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祂命定这事发生,为要让我们可以听到福音,得着最好的福气!”[19]其实,上帝让周家流落岷州,不只是为他们一家人得救,更是要叫河州一地的汉族和回族都蒙受祝福。后来,周家果然把福音带回了河州。

 

6、庚子拳乱与宣教士的撤离

 

1897年至1899年之间,单明道弟兄(Mr. William A. Shantz)、吕成章弟兄(Mr. William Neff Ruhl)、德文华弟兄(Mr. Calvin N. Snyder)、僖德生夫人(Mrs. Rose Clinch Shileds)和杰西·麦克佩斯姐妹(Mrs. Jessie MacBeth,即后来的克省悟夫人)等宣教士也先后到达,支援保安、洮州等地的工作。

 

1900年(庚子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甘肃因地处偏远的西北,所受波及不大,没有发生严重的排外事件。1899年末至1900年初,甘藏边区的多数宣教士,如新普送夫妇、艾自新夫妇、克省悟和艾克仁,均已返美述职。留守在甘肃的宣教士只剩下单明道、吕成章、德文华和杰西·麦克佩斯。

 

1900年8月,在美国驻华领事馆的再三催促之下,单明道等四人决定取道四川,沿长江水道,撤退至上海。他们先在岷州汇合,在本地基督徒和朋友们的帮助下,打点行李,封存宣教站的家具和物资。

 

午夜时分,4位宣教士和4位本地信徒举行分别之前的最后一次聚会。他们坐在宣教站客厅的地面上(桌椅板凳已被锁在内屋),同领主的晚餐。

 

之后,周家趁着夜色离开岷州,返回河州的家乡。王七十八孤身一人留在岷州,也找地方藏了起来。当地人此前早已放出话:中国人改信“洋教”触怒了神明,使天不降雨,所以要把他们赶尽杀绝。

 

在宣道会甘藏边区,这是外国宣教士第一次因时局变化而全体撤离。在这个刚刚建立5年的宣教区,不再有宣教士,区区4名中国基督徒亦已星散。这些属灵的婴孩能够持守信仰吗?甘藏边区会被连根拔起吗?

 

扩展、结实与增长(1900-1912

 

神保守了祂自己的工作,也会推动祂的国度在甘藏边界继续扩展。庚子之乱过后,宣教士们在第一时间返回甘肃。

 

1902年1月,结束休假的席儒珍夫妇带着三名年幼的儿女从美国启行,乘船驶往中国。他们先在宣道会华中区稍事停留,然后便在时局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与吕成章、德文华一起返回洮州宣教站。

 

1904年5月,克省悟夫妇、艾克仁夫妇两家,连同郭尚质姑娘(Miss. Effie Gregg)、弗洛伦斯·代顿姑娘(Miss. Florence Dayton,即后来的吕成章夫人)和叶淑贞姑娘(Miss. Grace Caroline Agar),一行10人(包括3名儿童)也安全抵达甘肃。

 

1、藏区事工的扩展:建立卓尼、录巴寺宣教站

 

1904年,宣道会甘藏边区第一次年会作出决议,要在卓尼(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一个管辖48个藏族部落的土司政权驻地,也是一个纯藏族城镇——开辟新的宣教站。会议结束次月,克省悟就在吕成章的陪伴下去卓尼考察。

 

卓尼宣教站的建立经历了许多的艰难。尽管卓尼土司杨积庆起初显得非常友好,但他仍和当地的喇嘛暗中竭力阻止宣教士在城内落脚。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克省悟才有机会向藏人购买一栋已空置多年的大房子。在清扫房屋时,克省悟夫妇发现屋内的箱子里有一具骷髅。原来,这是当地人不敢居住的“凶宅”!此外,卓尼的喇嘛和密咒师还专门建造了一座魇镇塔,用以咒诅宣教士。

 

然而,屡试不爽的“法术”这次失灵了。那些行法术的人显然没有把宣教士们的上帝考虑在内——克省悟夫妇平安地在这座“凶宅”中住了三四年,却没有一次遇见“鬼魂”,也没有遭遇什么灾祸。相反,他们在此地继续蒙受上帝的赐福:1906年,克省悟家的第三个儿子在卓尼出生;1908年,安多藏区第一位藏族信徒阿古僧格在卓尼公开受洗。此前,这位从小出家的藏族僧人虽已“心里相信”,还勇敢地向藏族同胞传福音,但心中一直被从前发的“誓愿”所捆绑,惧怕受洗后“受报”。宣教士们恒切地为阿古僧格祷告。终于有一天,他忽然说:“我希望在洮河里受洗,我想让卓尼人亲眼看到我归信耶稣!”

 

1904年至1906年期间,宣道会的弟兄姐妹们在藏族民众中间做了许多福音工作。在当时的藏区,任何人若要公开认信基督,就会遭遇被殴打、家业被抢夺,甚至被杀害等各样的逼迫。有一些藏族同胞愿意接受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但因环境制约而踌躇不前。为帮助这些藏族朋友,席儒珍、克省悟等人开始筹划在藏区买一处田产,供他们在其中生活。

 

1907年,神为弟兄们开了一条道路:录巴寺被出售给宣道会。录巴寺是距洮州旧城5英里远的一个小寺庙,也是一个藏族村庄。当时,录巴寺庙的活佛远行到蒙古筹措资金。许久之后,活佛仍未返回,人们估计他死在途中。代管的人无力维持,就主动提出将寺庙卖给克省悟。12月,原属录巴寺的房屋、田地、森林和牧场都成为宣道会的财产。相应的,这座寺庙也变成一个福音宣教站。

 

1908年4月末,在洮州新城服事的郭尚质姐妹从一名参加主日聚会的妇女那里感染了天花。此前,郭尚质刚刚参加完一系列的布道聚会,承担了繁重的工作,体力早已耗尽。在医疗条件十分落后的洮州,没有合格的医生,没有适用的药物,只有宣教同工们舍身忘我、全心全力的陪护。5月11日,郭尚质的病情忽然恶化,永远地在基督里安睡。昼夜陪护郭尚质的路得姐妹(Ruth Lindberg)也不幸被传染,于6天之后病逝。两人的灵柩被护送到录巴寺,弟兄们在山坡下选了一块可以俯瞰洮河河谷的土地,作为她们的墓园。

 

此后的几十年中,又有十几位宣教士或宣教士子女在甘南藏区息了自己的劳苦,被埋葬在这里。这一块小小的墓地承载着甘藏边区弟兄姐妹太多的哀伤与思念,也由此被称为“上帝的田畂”(God’s Acre)。

 

2、汉区事工的扩展之一:建立狄道宣教站、狄道圣经学院及各项教育事工

 

这一时期,甘藏边区的汉区布道工作也取得很大的进展。

 

1904年5月,洮州宣教站迎来了首位受洗归入耶稣的信徒——出身当地望族的汉族知识分子周肇南。这位周肇南弟兄的父亲就是曾在席儒珍、克省悟初抵洮州时热心提供帮助的“周家老太爷”。周肇南信主后不再参加祭拜偶像的活动,也拒绝向祖宗的牌位下跪。被激怒的老太爷激烈地反对儿子信主,取消了他的继承权。但周肇南没有软弱退后,反倒将自己的田地奉献给主,取名为“福音园”,专门收留因信仰遭受逼迫的弟兄姐妹。

 

1905年,艾自新夫妇到达狄道(今甘肃省定西地区临洮县),在县署东边的石桥街租民房居住。狄道人重视文教,读书人很多。宗族中等级森严,人们循规蹈矩,恪守古旧的儒家传统。艾自新在当地不被接纳,但他却“日以传道为专务,夜以祈祷为天职,对各样的毁谤也从不介意”。

 

终于,转机出现了:一个名叫苟乐天的秀才向艾自新购买了一本圣经。他原是希望通过阅读圣经了解基督教,从而向乡邻揭露“洋教”的错谬,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买圣经的人不但没有成为圣经的“主人”,反倒让圣经成为他的“主人”。当苟乐天来教会请求受洗时,连艾自新也十分惊谔。经过谨慎的查验之后,艾自新公开为苟乐天施洗。这件事使狄道全城受到震动。此后,先是几个受雇修筑福音堂的木匠,后是一位乡下的农夫,都归到主的名下。这些人在信主后精神面貌改换一新,从只关注今生蝇头小利的市井之徒,转变为仰望永生赏赐的天路客。于是,三教九流的人纷纷归信,教会被建立起来。

 

这一时期,中国信徒开始热心传道。例如,苟乐天归信后,带领67位亲属归向基督,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母亲。艾自新夫人曾回忆说,这位亲爱的苟奶奶目不识丁,但她把尚未归信之人的姓名记在指尖上,再按十指的顺序来为这些失丧的灵魂祷告,直到他们全部得救。宣信听到这个见证后,曾感叹:“我们可以与苟奶奶这样的圣徒有亲密的交通,真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20]

 

1908年,艾自新创设“甘肃狄道圣经学院”,从洮州、岷州和狄道等地教会招收灵命长进,且具备一定文化素质的年轻信徒。他亲任教师,还负责翻译、编写神学教材,成功地造就一班传道人才,分任将福音传于其他县之责。

图四:艾自新与中国本地传道人(神学生)[21]

 

狄道圣经学院的设立极具前瞻性,于宣道会甘藏边区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在1946年甘宁青基督教联合会灵修院[22]成立之前,狄道圣经学院一直是甘肃全省惟一一所培训本土传道人的神学院。圣经学院的毕业生,如苟乐天、苟希天、魏镇魔、孟名世、冯自新和常重生等人,大多成为甘藏边区各教会的第一批中国传道人。苟乐天在1912年接受按立,是甘肃省第一位华人牧师。

 

1909年,席儒珍在洮州旧城建立了一所宣教士子弟学校(Foreign School)。席儒珍、叶淑贞出任教师,席儒珍夫人则负责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这间学校对宣教士子女的属灵品格建造与学业长进大有裨益。许多孩子在成年后又回到中国,用幼年时即已熟练掌握的汉语、藏语服事中国人,成为第二代的宣教士。

 

此后,甘藏边区的女校和男校也相继建立。第一批新信徒归主之后,子女的教育问题也随之而来。在旧式私塾或书院的“祭孔”典礼中,学生们需要向“先圣”的牌位磕头。任何拒绝这类带有偶像崇拜色彩仪式的学生都不能留在学校里。中国人在传统上非常重视教育,所以宣教士就必须与所牧养的信徒一同面对这个问题。宣教士给中国信徒的子女讲授圣经、算术、音乐、基础英语等课程,还聘请中国读书人开设中文课程。学校规定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主日礼拜。藉此,许多年轻的灵魂被得着了。除了学生的属灵光景较好之外,学校的办学质量也很高。许多不信主的家庭都希望把子女送来学习。

 

1910年,宣道会女子寄宿学校(Girl’s Boarding School)率先在洮州旧城成立。周肇南奉献办学的款项,席儒珍夫人则负责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事宜。学校开设圣经、文化基础和家政技能等科目。这间女校开甘南、定西地区女子教育之先河,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是所在区域惟一的女子学校。除洮州本地人之外,狄道、岷州等地的中国信徒也把家中的女孩送到这里学习。到1913年,女子学堂已经有18名女学生,都清楚认识救恩。一些学生后来成为妇女传道员(Bible woman)或女校教师。

 

女校建立后,男子学校(Boy’s School)也在狄道建立。学校设置整全的圣经、文化和科学课程体系。完成全部课程的学生可去小学任教,也可以随父母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圣经课程一直是学校教学的重中之重,从未被忽略或减少。因此,在毕业之后,无论学生从事什么职业,他们年轻的生命已经受过合宜的教训,也经历了主的塑造。毕业生中也有人领受了主的呼召,进入圣经学院学习,成为传道人。

 

3、汉区事工的扩展之二:建立洮州新城、河州、巩昌等宣教站

 

1906年至1910年期间,谭振邦弟兄(Mr. William Stemmerich)、弗兰克·熊弟兄(Mr. Frank A. Baer)、路得·尤金妮娅·林德伯格姑娘(Miss. Ruth Eugenie Lindberg)、甘维雅姑娘(Miss. Anna Gailbraith)、路易丝·斯文森姑娘(Miss. Lousie Swenson)、德文华夫人(Mrs. Phoebe Brenneman Snyder,又名“德碧斐”)、柏立美弟兄(Mr. Victor G. Plymire)、高福明弟兄(Mr. Ivan Kauffman,又名“郜文昭”、“郜馥蒙”)等宣教士相继加入甘藏边区。

 

随着宣教士力量的加强和本土传道人的成长,洮州新城(今临潭县新城镇)、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巩昌(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等三处宣教站也先后建立。

 

洮州新城在旧城以东70里处,席儒珍、克省悟居旧城时,常来此地布道,渐渐有一些人信主。初信之人主要是男性,多数人的妻子还没有听过福音。1906年,郭尚质、叶淑贞两位姐妹转至洮州新城,负责当地的妇女事工。她们的工作很有果效,以至洮州新城宣教站一度被称作“姐妹宣教站”(ladies’ station)。正是由于郭尚质和叶淑贞的服事,新城宣教站得以正式建立。郭尚质1908年病逝之后,谭振邦又来此地接续她的工作,狄道圣经学院的神学生常重生、胥志仁也前来协助。此后多年,新城教会一直是甘藏边区最为兴旺的教会之一。

 

河州距狄道以西180里,不仅幅员广阔,更是甘肃回族的聚居地和宗教中心,有“小麦加”之称。1900年,在岷州信主的周太平父子即已迁回河州的家乡。艾自新来狄道建立宣教站后,每年都要赴河州看望、坚固他们。周家的小儿子和女婿,也相继受洗。周家的女婿曾随董福祥麾下的甘军赴北京与八国联军作战,攻打过教堂,威胁基督徒的性命。这样的人归入主的名下,真是神极大的恩典!

 

后来,艾自新又赴河州城,向汉族和回族传讲福音。愤怒的回族人威吓艾自新,但他却不为所动。第二天,艾自新前往河州县衙拜访地方官,解释来此布道的缘由,请求保护。结果,位高权重的回族官员马安良[23]亲自将艾自新送至衙门门口,在回族百姓的面前与他作揖道别。自此,河州再也没有人威胁过宣教士。过了一段时间,一位在县衙任职的“吴老爷”与其他几个人一同走进湍急的夏河中受洗,公开见证他们的信仰。1908年,艾自新在河州城的北大街租到铺面二间,以作讲道之用。随后,苟乐天来售书布道,居住数月,始得悬挂“福音堂”的牌匾。圣经学院的神学生冯自新、幸保罗等又轮流来河州布道,信主人数就慢慢增多了。

 

巩昌位于狄道以东约两百里处,自古为通往西域的必经要道,城墙与鼓楼建筑高大,人口稠密。巩昌城内、城郊庙宇林立,佛教和道教都很兴盛。1908年,谭振邦赴巩昌巡回布道,每天吸引大批民众来听福音。稍后,艾自新差派神学生来协助,始有数人信主。1910年9月,有6人受洗,自此教会才立于巩昌城中。1913年,冯自新又在巩昌布道三年有余,信徒增长至二三十人。

 

在创设初期,巩昌教会面对的逼迫很大。与周围的地区相比,迷信在巩昌更为盛行,人民也普遍热衷于偶像崇拜。多数人对福音的反应极为冷淡,鲜有愿意离弃假神、归信上帝的。除此之外,更有乩壇社以邪术诱惑人,反对教会。当地人恒具排外之心理,且民智未开,乩壇社常以“某神降乩笔,或言如此,或言如彼”纠合人心,反对之势益大。然而,宣教士与中国传道人前赴后继地来巩昌,在集市布道,又坚固初信的弟兄姐妹。属灵的争战在持续、激烈地进行中。

 

危机(1912-1914

 

1、疾病、死亡与减员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忠于清政府的甘肃军队与已占领西安的陕西革命军进入对峙状态。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使甘藏边区与外界隔绝达数月之久。在这段时期,汇款无法按时寄达,宣教士们甚至要向当地的朋友们借贷。更致命的是,当时的甘肃自然条件恶劣、医疗条件落后,生命异常脆弱,而患病的宣教士却无法从外界获得任何帮助。

 

11月8日、9日,甘藏边区的宣教士们接连失去了两个孩子:先是席儒珍5岁的小女儿在感染猩红热7天后病逝;仅在一天之后,艾克仁6岁的女儿也因猩红热夭折。在早些时候,艾克仁的另外两个孩子也同样染上猩红热,经过日以继夜的看护才脱离危险。

 

因为之前受过哥老会匪徒的惊吓,加之战火逼近岷州的传言不断,艾克仁夫人的神经本已相当脆弱。爱女早夭、儿女病重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在这种情况下,艾克仁只得带妻儿回美国休养。

 

1912年春季,狄道圣经学院的首届学生毕业了。艾自新连续三年带领这些年轻人学习神学、见习布道,已经灯尽油干。有从前线返回的士兵途经狄道,艾自新从他们感染了斑疹伤寒。5月,即神学生毕业一个月之后,他不幸病逝。

 

至此,宣道会甘藏边区进入了自成立以来最艰难的时期。1912年初,甘藏边区拥有14位宣教士。但在一年之内,7人因疾病、休假等原因回国,1人病故。到了年底,宣教士人数锐减到6人。更加严峻的是,丧偶的艾自新夫人即将离开甘肃,而有生力量的到来似乎遥遥无期。由于辛亥革命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使领馆禁止美国公民进入陕西和甘肃。

 

那一年,席儒珍夫妇已连续在中国工作了10个年头,早已超过了宣教士们“七年休假一次”的常例。席儒珍耗尽体力,很快病倒了。宣教士们一度认为他会像艾自新一样死在甘肃,但神竟然奇迹般地使他康复过来。克省悟在1912年9月写给宣道会总部的信件中,如此说:“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主仁慈地为我们保全了席儒珍弟兄的性命。他已经脱离危险,但仍非常虚弱……”[24]

 

2、“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留守的几位勇士虽然内外交困,却没有灰心,反而在盼望中坚守、劳力。他们的工作大有果效,许多灵魂得蒙拯救,巨大的祝福接连倾倒在甘藏边区。

 

洮州新城的中国信徒不再倚赖宣教士的帮助,自己出钱、出力建成一座教堂。他们还积极向周边的乡亲布道,使整家整家的人归入主的名下。在狄道和岷州,内地会宣教士陆义全(Mr. Albert Lutley)受邀主领奋兴会。本地信徒和大批当地民众都来参加聚会,超过福音堂所能容纳的。宣教士、中国信徒,甚至是前来看热闹的人,都被圣灵的大能折服,流泪悔改,祈求主的赦免和拯救。信而归主的人很多。

 

在藏区,寥寥数名宣教士孤独地在录巴寺聚集,举行甘藏边区1912年年会。他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经历上帝的同在,属灵的福气也临到了当地藏族和汉藏混居的村落。病人得医治,恶鬼遭赶出,房屋被洁净——救恩就这样流入了录巴寺的村庄。人们烧掉偶像,还把护身符和祖传的神龛扔进洮河。公开认信的人则在洮河中受洗。按常人的理解,救恩是在“最不能”的时候越过了边境。

 

在困难重重的1912年,甘藏边区得着了数倍于往年的收成:92人受洗归入教会,会友人数从1911年的94人增加到186人;近90人决志信主,正等待受洗;教会小学在读学生25人,女子学校在读学生16人;5名神学生从圣经学院毕业;本地中国同工人数达到16人,其中包含2位牧师,3位教师,5位传道,6位派书传道员(colporteurs)。

 

1913年至1914年初,吕成章夫妇和德文华夫妇先后返回甘藏边区。同时,宣教士新兵麦约翰夫妇(Mr. and Mrs. John McGillivray)、邸理斯夫妇(Mr. and Mrs. James A. Diehl)、饶约翰弟兄(Mr. Jens P. Rommen)、美爱仁姑娘(Miss. Katherine MacKinnon,即后来的饶约翰夫人)、何佩道姑娘(Miss. Anna Haupberg)也先后到来。甘藏边区人手不足的问题得到缓解。

 

3、“内争分裂了祂身”

 

正当甘藏边区的宣教士以为可以稍得喘息之时,更大的危机来临了。

 

1906年,威廉·西摩(William J. Seymour)在洛杉矶的亚苏萨街布道所(Azusa Street Mission)兴起了方言运动。自此,追求“圣灵的洗”和“说方言”的五旬节浪潮席卷世界,宣道会在各地的教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席儒珍阅读过介绍五旬节运动的书籍,与五旬节派的宣教士有密切的交往[25]。他曾目睹一个目不识丁的中国基督徒“说方言”,自己也有过“被圣灵充满后说方言”的亲身经历。[26]从1912年起,席儒珍开始热切地在甘藏边区分享“灵洗”的教义。甘藏边区的宣教士普遍承认“说方言”是圣灵的恩赐之一,也尊重相关宣教士、中国传道人的个人经历。但是,当席儒珍坚持“灵洗或圣灵充满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要伴随说方言”时,分歧出现了。

 

随着张力的扩大,时任宣道会外事部部长(Foreign Secretary)的高乐弼(Dr. R. H. Glover)带着宣信的亲笔信访问甘藏边区。信中说明,宣道会对于五旬节派的弟兄们追求圣灵的恩赐持相当开放的态度,只是强调“说方言不是圣灵充满的唯一证明”,也要求人不要把自己的属灵经历强加给其他的弟兄。

 

席儒珍不认可宣信的观点,也拒绝在声明上签字。1914年5月,他与妻子一同退出宣道会,离开同心事奉二十余年的宣教团队。[27]

 

席儒珍夫妇的离开,不仅使甘藏边区失去了两位最有经验、最为忠心的宣教士,更是给当地教会造成巨大的撕裂。在之后的年日中,这一事件导致教会分裂,其影响在多年之后才得以弥合。

 

命悬一线,转危为安(1914-1915

 

1、“白狼”的突袭[28]

 

艾克仁夫妇于1912年因病离开后,岷州宣教站一直没有常驻的宣教士。1914年3月,克省悟一家迁至岷州服事。正当他们准备在当地开展布道工作之时,从河南起事的白朗军为逃避北洋政府军的追击,经陕西进入甘肃。

 

白朗军在入甘初期,尚能约束军队,也颇有一些侠义之风。然而,在多次入川尝试均告失败、前景黯淡的处境下,加之其进入岷州遭遇一些抵抗,白朗军士兵的凶残本性被激发出来。1914年5月21日,白朗军攻破岷州,随后在城内纵火抢掠,屠杀平民,强奸妇女。仅在四天中,就有一千余人被杀,数百名年轻妇女被掳走。

 

这场浩劫也殃及岷州宣教站。匪徒们先是爬过宣教站的院墙,警告性地齐射一通,然后跳进院内,打开大门。之后,从下午三点到晚上九点,有八伙匪徒先后冲进院子,轮番洗劫宣教站。

 

宣教站的中国传道人苟约翰早先已将三位女宣教士——克省悟夫人、何佩道姑娘和美爱仁姑娘——锁在楼上的衣柜中。中国传道人和女基督徒则藏在宣教站院墙外的菜地里。

 

作为唯一的男性宣教士,克省悟在每一波强盗冲进来时都要出面交涉。他端上茶和食物,机智与匪徒们进行周旋。起初,克省悟按匪徒们的要求提供马匹、手表等物。但是,天黑之后闯进来的人要他“把女人交出来”。

 

当时的情形异常危险。醉醺醺的白朗军士兵拿枪顶着克省悟的胸膛,威逼他说出姐妹们的藏身之处。这些人早已变成嗜血成性的杀人狂,又因醉酒和淫欲失去理智。但是,克省悟拒绝了匪徒们的要求,冷静、坚定地注视着他们。与此同时,女宣教士们和中国女基督徒在迫切地祷告。

 

匪徒们在院内的呵斥声、辱骂声越来越大。正当克省悟命悬一线之时,一位中国女基督徒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走到墙边,大声喊道“我在这里”,就赶紧逃跑了。穷凶极恶的强盗们听到她的喊声,急忙追了出去了。千钧一发之际,正因着这位女基督徒的舍命相救[29],克省悟才侥幸逃生。

 

夜深之后,宣教士们和中国信徒逃出城外。他们经一位本地传道人的带领,在黑夜中向藏区蹒跚前进:“匍匐二三十里,暂避林中以全性命,饥肠辘辘,无所充肠,寒气森森,无所障身,其苦似有不忍言、不能言之慨。”[30]

 

白朗军在岷州的暴行很快传到洮州,宣教士们为洮州宣道会女子学校的21名女生满心挂虑。5月22日,就是白朗军逼近洮州的前两天,宣教士们先把女宣教士、中国女基督徒和女学生转移到距洮州旧城12里外的录巴寺。5月24日,在白朗军进抵洮州旧城外30里处时,剩余宣教士也全部撤离。

 

在“白朗之乱”中,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蒙神特别看顾,没有人员伤亡,但“洮岷两处值一万五千金之物产焚掠一空”。岷州宣教站和其中图书、财物被烧成一片焦土。洮州旧城的宣教站因建在城外而幸运地免于毁坏,但女子学校被焚毁,宣教士的住宅受损严重,财物亦被洗劫一空。

 

2、迭部藏人的攻击

 

白朗军撤离甘肃之后,洮州旧城已变成一片废墟,城内到处都是烧焦的尸首。在岷州,宣教站被火烧毁,克省悟等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只能靠当地基督徒接济。鉴于洮州、岷州暂时不适合居住,甘藏边区所有宣教士和中国传道人都转移到位于藏区的录巴寺,借住在宣教站中。

 

惊魂甫定的宣教士们在录巴寺获得了难得的歇息与休整。接下来,他们必须殷勤筹划,以重建被损坏的房屋,恢复在各处的工作。但在着手做工之前,新的危险又临到了。

 

6月,即白朗军袭岷后的一个月,一百七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藏民,从迭部(藏文:ཐེ་བོ།,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出发,翻过高耸的群山,准备袭击录巴寺,捣毁宣教站。迭部的藏民向来以狂野和剽悍著称,经常劫持过路的旅客,也抢掠邻近的村庄。

 

这一次,迭部人袭击宣教士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劫掠财物。有传言说:“外国人躲避白朗军时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带到这间小寺庙。”此外,他们还受到喇嘛和密咒师挑唆,希望通过这次袭击一举消灭宣道会甘藏边区的宣教士们。

 

如果不是出于上帝奇妙的护理,这一诡计很可能会轻易得逞。时任甘藏边区主席的克省悟考虑到时局的动荡,深感配备一些枪支的必要。他前往洮州,请求驻扎在城内的官军统领提供枪支弹药。经过再三的恳求,克省悟和德文华从官军统领那里拿到四支步枪和几百发子弹。

 

当两人将枪支和子弹带回录巴寺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他们正在用餐时,院墙大门处传来敲门声:原来是一些藏族朋友前来报信。他们说,从大山那边的迭部来了一伙凶狠的藏人,个个都带着枪支、长矛或刀,准备进攻录巴寺。之后,藏族朋友就匆匆离开,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克省悟听到迭部人即将进犯的消息后,便锁上寺院的大门,插上门闩。午夜后约一个小时,从南面传来狗吠声。克省悟发现院内闯进几名藏人,就组织全体宣教士和中国同工进行防御。妇女们带着孩子去寺庙楼顶祷告,男性宣教士和中国传道人则部署在各个关键的位置。

 

没过多久,第一批侵入寺庙的人拧开挂锁,打开院墙的大门,大声吼叫着冲了进来,寺院的围墙外也传来枪声。宣教士们开始还击,寺庙建于山坡之上,子弹从入侵者头顶飞过。

 

交火不到20分钟,迭部人便转身逃跑。他们在人数、装备占优的情况下竟然落荒而逃,实在有悖常理。究其原因,可能是他们发现宣教站已经有所防备后便陷入混乱。宣教士们相信,更重要的原因是上帝在敌人心中放下恐惧。

 

那一带的人都承认,这是一场正义得胜的战斗。事后,一个藏族朋友告诉宣教士们:“这场胜利是你们的耶稣赐给你们的。”[31]

 

3、洮州的“福音堂医院”

 

白朗军在洮州旧城遭遇了激烈的抵抗,但还是在5月26日拂晓攻入城内。旧城百姓七千余人惨遭杀戮,城内十分之九的房屋被焚毁。在侥幸生还的人中,许多人受了严重的刀伤、枪伤,还有一些人因惊吓和营养不良而重病缠身。

 

德文华不禁感叹道:“可怜的洮州,可怜的人民。这里简直是人间地狱。”甘藏边区的宣教士们很快就投入到抢救伤员、病人的工作中去。

 

他们把洮州旧城的福音堂改装为一间应急医院。吕成章粗通医理,平时就一直充当外国和中国朋友们的牙医,他的小药房也在此时派上了大用场。克省悟的妻子杰西接受过护理学装备,懂得急救技术。克省悟、德文华、饶约翰和年轻的姐妹们则充当他们的助手。

 

大量伤病员被送到福音堂。宣教士们对前来就医者分文不取,对于特别困难的人还供给饮食、施舍银元,得其恩惠者甚众。弟兄姐妹们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抢救伤员、照顾病人,也安慰那些在痛苦和惊惧中的人。在简易的帆布床和草垫上,他们充分利用宣教站的每一寸空间,前后收治了三百余名病人。

 

宣教站医药物资匮乏,医疗器械简陋,宣教士的医学知识也十分有限,但是他们却凭着无限的信心和勇气,大胆地施行手术。藉着上帝的赐福,许多人被从死亡线上救回。正是在这个时期,克省悟夫人写下了那句著名的属灵格言:“上帝为首,中国人第二,宣教同袍第三,自己居末。”[32]

 

除此之外,宣教士们还在洮州制定公共卫生条例,并负责监督实施,有效地预防了瘟疫的流行。

 

“好撒玛利亚人”的工作为宣教士们赢得崇高的社会声望。事后,洮州上下,从官员到百姓,从汉族到回族,无不感恩戴德,一起向福音堂赠送“福缘善庆”的匾额。更为可贵的是,一些病人在治疗期间得听福音,痊愈后成为忠心的基督徒。

 

时任洮州知事(县长)的康敷鎔向甘肃都督(省长)张广建汇报此事,盛赞克省悟等人“医治受伤兵民,活人无算”,“婆心救人,有功不伐,殊堪钦佩”,并请示“可否援照前案转请给予奖章”。最后,经北洋政府总理徐世昌批示,克省悟、吕成章和德文华等3人获颁“二等银色奖章”。[33]

 

4、深远的祝福

 

宣教士们无私、舍己的服事赢得了汉区官员和民众的友谊与信任。

 

1915年,甘藏边区收到由甘肃政府拨付的款项,用以赔偿其在“白朗之乱”中所受的损失。虽然这笔钱无法完全弥补在战乱中被烧毁的建筑、被抢掠的财物,但至少显出当地官员的善意。克省悟心怀感恩地收下赔偿金,正式了结此事。

 

此外,甘肃都督张广建命令洮州振武军统领姚秉义和卓尼土司杨积庆率领军队,进剿袭击录巴寺的迭部藏族部落[34]。肇事的藏民十分惧怕,携家带口地躲进深山之中。宣教士们带着基督徒的宽恕,为迭部人求情,又居间协调。迭部人向政府军投诚、认罪,承诺不再袭击邻近的区域。自此之后,在洮河下游地区的旅行变得更安全了。宣教士们也因着在自卫时的勇气、对待敌人的仁慈而赢得了藏民的尊重。

 

在两次危机之中,甘藏边区的宣教士和中国信徒亲身经历主大能的护理,对上帝的爱和对拯救灵魂的热心都如火挑旺起来。在诸般的危难中,中国信徒都显出对主的忠诚,与宣教士同甘共苦,甚至在生死关头舍命相救。度过这些劫难后,宣教士和中国传道人达成更深的合一,相爱之情深逾手足。

 

1915年,甘藏边区的属灵气氛空前高涨,各项事工都取得长足的进步。在那一年的宣道会年报中,可以看到一派兴盛繁荣的景象:

 

甘藏边区蜿蜒400英里,覆盖了12座县城(county towns)、60个集镇(market towns)以及数不清的乡村,数量巨大的汉人和穆斯林人口,以及幅员辽阔的安多藏区。我们已经在10个城镇设立了宣教站或布道所,其中4个(卓尼、洮州旧城、岷州、狄道)由宣教士驻守,6个(录巴寺、洮州新城、河州、陇西、官堡、宕昌)由本地传道人负责。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向在区域内的未得之地布道,几乎所有的城镇都被走遍了。

 

克省悟弟兄举行了一系列的布道会,仅在一个月内就有49人决志信主,其中有13人受洗。岷州的汉族官员也来参加聚会,几位汉族知识分子也被吸引。两位佛教徒受洗,另外三位继续慕道。

 

截至目前,狄道圣经学院已有11位传道人毕业。洮州的女子寄宿学校(boarding school)现有33名学生。狄道的走读学校(day school)有20名学生,他们大多来自基督徒家庭,许多人已经得救。两年制的妇女传道员(Bible Women)课程正在筹备之中。

 

甘藏边区已正式成立8间教会(organized church),4个中心宣教站,6个布道所。现有18名外国宣教士,22个本地工人,321名受餐信徒(communicant)——其中有71人是在本年受洗的——比上一年增长了近30%。圣经学校现有12名在读的学生。从甘藏边区建立至今,总计有400人受洗。[35]

 

这样,从几经临到的灾祸中,流淌出深远而美好的属灵祝福。甘藏边区也由此进入后面十余年的“黄金时期”。(未完待续)

 

 

 

 

主要参考资料

 

英文书目

 

David Paul Ekvall. Outposts or Tibetan Border Sketches. New York: Alliance Press Co., 1907.

 

Robert B. Ekvall, Harry M. Shuman, etc. After Fifty Years: A Record of God’s Working through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Harrisburg, PA: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37.

 

Robert B. Ekvall. Gateway to Tibet. Harrisburg, PA: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38.

 

William D. Carlsen. Tibet: In Search of a Miracle. Harrisburg, PA: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85.

 

Howard Van Dyck. William Christie: Apostle to Tibet. Harrisburg, PA: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56.

 

John William Weiss. Americana in Northwest China. Cold Spring Harbor, NY: Rosalie Ink Publications, 2011.

 

David P. Jones. Only Tibet. Newark, DE: PWO Publications, 2020.

 

David P. Jones. A. B. Simpson, The Unlikely Founder of a Global Movement. Colorado Springs, CO: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2019.

 

期刊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New York: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892-1915.

 

中文书目

 

梁家麟。《华人宣道会百年史》。宣道出版社,1998。

 

罗腓力。《宣道与中华:宣道会早期在华宣教史略》。宣道出版社,1997。

 

苟希天、任清若。<甘肃宣道会传道史>,于《金陵神学志》(中华基督教历史特号乙编)。1925。

 

江守道、陈福中。《宣信小传》。基督徒出版社。

 

黄光域。《基督教传行中国纪年(1807—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附录:18951915年宣道会甘藏边区宣教士名录

 

(按照到达甘藏边区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克省悟(William Christie,1870–1955),男,苏格兰人,1892年初进入宣道会的宣教学院学习,在仅仅接受了3个月的正式装备后,便于1892年3月28日启程前往中国。抵达中国后,先后在安徽芜湖和北京学习汉语和藏语。1895年4月6日,抵达甘肃洮州,开始向当地藏族人和汉族人传福音。1924年11月,返回美国。后历任宣道会外事委员会委员,宣道会司库、副会长等职务。

 

席儒珍(William Wallace Simpson,又名“新普送”,1869–1961),男,美国人,1891年10月进入宣道会的宣教学院学习,翌年前往中国。1895年4月,与克省悟一同抵达甘肃洮州,建立宣教站。1914年,因在“圣灵恩赐”方面的立场与宣道会出现严重分歧而退出甘藏边区的服事。1918年,作为神召会差派的宣教士重返甘藏边界,改名“新普送”。其后期的工作虽然引发地方教会的分裂,但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他建立了神召会西北教区,栽培了许多中国本土传道人。1949年5月,他以80岁的高龄离开甘肃。

 

奥蒂利娅(Otilia Ekvall,1869–1917),女,瑞典裔美国人,1892年10月与哥哥艾克仁一同抵华,最初在华中区服事,1895年12月与席儒珍结婚,随后前往甘藏边区。1915年,因病返回美国。1917年10月,死于癌症。

 

艾克仁(Martin Eric Ekvall,1866–1939),男,瑞典裔美国人,1892年10月抵华,先在华中区服事,于1893年创建宣道会武昌宣教站。1896年6月,与弟弟艾自新抵达岷州,一同创建岷州宣教站。1912年,因妻子病重,被迫带全家返美休养。1915年,与身体康复的妻子来到华中区服事。1939年,在武汉病逝。

 

艾自新(David Paul Ekvall,1870–1912),男,瑞典裔美国人,1894年来华,1896年与艾克仁一同建立岷州宣教站。1905年,建立狄道宣教站,后又以此为根基创建圣经学院,自任教师,栽培中国信徒。宣道会早期的中国传道人大多从这间圣经学院毕业。1912年5月,因感染斑疹伤寒,病逝于狄道。

 

海伦·加尔布雷斯(Helen A. Galbraith,1869–1933),女,美国人,1894年来华。先在安徽芜湖学习语言,后在华中区传道。1897年与艾自新结婚,婚后赴甘藏边区服事。1912年5月,艾自新病逝于狄道,同年年底,艾自新夫人携儿子艾名世、女儿爱丽丝返美。此后,在惠顿学院担任舍监,并在全美各处教会宣传藏区的福音需要,激励多位年轻人加入甘藏边区的事奉。1933年,艾自新夫人去世。离世之时,儿子艾名世尚在远方的藏区。

 

僖德生(George G. Shields),男,加拿大人,1896年1月接受按立,2月启程赴华,是宣道会最早从加拿大向中国差派的几位宣教士之一。抵达中国后,先在安徽芜湖学习语言一年。1897年7月到达甘肃洮州,9月与克省悟一起建立保安宣教站。1899年6月30日,保安宣教站被捣毁,僖德生夫妇仅以身免,随后在保安营士兵的保护下撤离。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爆发,撤出中国。1902年,与妻子一起退出宣道会。

 

单明道(William Albert Shantz,1866–1936),男,加拿大人,1895年作为加拿大安大略省门诺派教会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士赴华。先在安徽芜湖学习汉语,后于1898年与吕成章、德文华同批到达甘藏边界,在洮州宣教站服事。1900年庚子教难,与甘藏边区其他宣教士一同撤出。此后,一直在宣道会华中区服事,直至1934年因病退休。

 

吕成章(William Neff Ruhl,1874–1943),字文光,男,美国人,1897年11月与德文华同批赴华。先在安徽芜湖学习汉语,再于1898年到达甘藏边界。在青海保安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转至甘肃洮州、岷州等地服事,总计在甘藏边区工作了45年。1943年7月19日,病逝于岷州。

 

德文华(Calvin Franklin Snyder,1871–1963),男,美国人,1897年11月赴华。先后在青海保安、贵德,甘肃洮州、狄道等地服事。1916年,出于对穆斯林的负担,德文华转至河州事奉,直至1937年退休。1939年,德文华夫妇以退休宣教士的身份返回中国,在北平的大学生中服事了一年多的时间。随着日美关系日趋恶化,加之德文华夫人病重,他们在1940年末返回美国。德文华曾先后服事藏族、汉族和回族三个族群,藏语和汉语都十分娴熟,是甘藏边区第一代宣教士中的代表人物。

 

杰西·考尔德·麦克佩斯(Jessie Calder MacBeth,1865–1955),女,苏格兰人,19世纪90年代初到达美国,在“希望之门”中心救助未婚先孕的失足少女,同时学习护理技术。1898年3月,作为医疗宣教士来华,先在安徽芜湖学习汉语,再于1899年初到达甘藏边界。1901年6月,与克省悟在上海结婚,此后继续在甘肃扎根服事。1920年,结束在华工作,返回美国。

 

艾瑞英(Emma Charlotte Eck,1870–1952),女,瑞典人,1891年来华。初为内地会宣教士,在四川保宁府(今四川省阆中市)事奉。1900年,与艾克仁成婚,加入宣道会。后随丈夫在安徽、湖南、甘肃三省服事10年。1912年,因劳累、悲伤过度而精神失常,返美休养。1915年,第三次来华,在武汉服事三十余年,创办武昌盲校、聋哑学校。1948年底,返回美国。

 

郭尚质(Effie Gregg,1872–1908),女,美国人,1896年至1897年在宣道会创会同工辛夫特夫妇(Mr. and Mrs. Frederic H. Senft)的带领下接受门训。之后进入宣教学院,于1899年毕业。1900年,在宾州传道,带来布拉德福德市(Bradford)宣道会的复兴。1902年,抵达中国。1904年,来到甘藏边区,初驻岷州,与艾克仁夫妇配搭工作,后赴洮州,与叶淑贞一同开辟新城宣教站(人称“姐妹宣教站”)。1908年,病逝于洮州新城,是宣道会第一位在甘肃殉道的宣教士。

 

弗洛伦斯·代顿(Florence E. Dayton,1874–1955),女,美国人,出身于著名的代顿家族,祖父和叔祖父都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1896年起,曾与郭尚质一同接受辛夫特夫妇的门训。1902年从宣教学院毕业,同年9月前往中国。1905年,在岷州与吕成章结婚,之后在洮州等地服事。1915年初,随吕成章调至岷州,重建被白朗军损毁的宣教站。此后,夫妻二人在岷州长期服事三十余年。当丈夫在1943年病逝于岷州后,又坚持服事4年,直至1947年才离开甘肃。

 

叶淑贞(Grace Caroline Agar,1877–1966),女,美国人,毕业于加州米尔斯学院(Mills College),来华之前先后在慕迪圣经学院、宣教学院就读。1902年,抵达中国。1904年,来到甘藏边区,初驻洮州,与吕成章夫妇、德文华一起负责藏族布道工作,后于1906年担当开辟新城宣教站的工作,再依次在卓尼、录巴寺等地服事,探访周围村落,向藏族妇女布道。1912年返美休假,因受“五旬节运动”的影响退出宣道会,转至英五旬会(Pentecostal Missionary Union, PMU)云南教区服事。1922年,加入神召会,曾任神召会云南区议会会长(总部驻开远)。1937年,因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撤离中国。叶淑贞著有《轻松学习中国话》(Mandarin Tones Made Easy,1933)一书,是那个时期广泛使用的中文入门书籍。

 

路易丝·斯文森(Lousie Swenson),女,美国人,1903年来华。1906年初,抵达甘藏边区,驻狄道,配搭艾自新夫妇服事。约在1907年离开中国。

 

谭振邦(William A. Stemmerich),男,美国人,1904年秋抵达中国,随即赴宣道会常德宣教站学习汉语,见习传道。1906年12月,与弗兰克·熊一同来到甘藏边区。初驻岷州,与艾克仁夫妇配搭服事。1908年起,开始在巩昌巡回布道。约在1911年,结束在甘藏边区的工作。

 

弗兰克·熊(Frank A. Baer,?–1914),男,美国人,1906年初抵达中国,先在华中学习语言,后于同年12月抵达甘藏边区,在卓尼协助克省悟夫妇。1908年初,与路得·林德伯格结婚。同年5月,路得去世。1909年,赴华中区的武昌出任行政经理一职,负责管理华中与华西等地区之间的来往人员接待,邮件、资金和物资的输送。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中国内陆地区十分落后,连宣教士的眼镜都由华中区代购买。1912年返美休假,1913年再次返回武昌。1914年9月19日,与华中区宣教士玛丽·布雷内曼姑娘(Miss. Mary Breneman,1883–1953)结婚。意想不到的是,他当天即染上伤寒而病倒。10月23日,在武昌病逝。

 

路得·尤金妮娅·林德伯格(Ruth Eugenie Lindberg,1879–1908),女,瑞典裔美国人。1901年起,在郭尚质带领的布拉德福德教会聚会。1902年至1904年,在宣教学院就读。1904年抵达中国,在芜湖学习汉语,在湾址见习传道。1907年与甘维雅一同来到甘藏边区,在洮州新城与郭尚质、叶淑贞配搭作工。1908年初,在与弗兰克·熊结婚后转至卓尼服事。1908年4月30日,郭尚质感染天花,路得前去照顾,也被传染。5月17日,在郭尚质去世六天之后,路得病逝于洮州旧城。

 

甘维雅(Anna Estelle Galbraith),女,美国人,与海伦·加尔布雷斯(艾自新夫人)有亲缘关系。1906年抵达中国。1907年加入甘藏边区,驻狄道,成为艾自新夫妇的得力助手。1912年返美休假。1915年再次返回甘藏边区,在狄道服事,后曾负责甘藏边区女校的工作。1923年左右,结束在中国的服事,返回美国。

 

德碧斐(Phoebe Brenneman,1875–1969),女,美国人,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在家中的十个孩子中排行第九。大学毕业后,曾任当地教会的女传道人。1904年赴华,加入宣道会华南区。1907年赴甘藏边区服事,1908年与德文华成婚。德碧斐在音乐方面很有天分,十分喜爱福音诗歌,这使她在妇女、儿童中的服事增色不少。德文华夫妇育有一个儿子,希望培养他成为一名宣教士,可孩子在年幼时就夭折了。德文华夫妇此后再没有生育,但收养了一位忠心的中国传道同工的女儿。在他们退休之前,养女嫁给一个敬虔的年轻基督徒医生。

 

柏立美(Victor G. Plymire,1881–1956),男,美国人,1908年来华,同年8月与德文华夫妇、高福明一同抵达甘藏边区。先后在卓尼、洮州学习藏语,在藏区骑马巡回布道。1919年与宣教同工哈恩贞(Grace J. Harkness)在岷州结婚,随后返美休假。1920年,脱离宣道会,转隶神召会。1921年携眷至湟源,建立福音堂,开办诊所。1927年冬,儿子、发妻先后染天花病故,葬福音堂墓地。1928年,在北京娶同工白姑娘(Ruth LaBar Weidman)为继配。婚后复回青海湟源。1929年河湟事变中,福音堂倾力救助百姓,深得民心。1948年在神召会西北区区议会年会上被推选为副会长。1949年,被迫离开湟源,经香港回国。

 

高福明(Ivan Souder Kauffman,又名“郜文昭”、“郜馥蒙”,1885–1934),男,加拿大人,1908年来华,8月抵达甘藏边区。初驻卓尼,在德文华的指导下学习藏语。后长驻卓巴寺,专门从事藏族福音事工。1914年底,返美休假。后脱离宣道会,转隶神召会。1924年,受神召会差派赴青岛开拓教会。1934年,病逝于香港。

 

麦约翰(John McGillivray),男,英国人,1910年来华,是英五旬会(Pentecostal Missionary Union, PMU)最早向中国差派的4名男性宣教士之一。初驻山西泽州,在司米德(Stanley P. Smith,剑桥七杰之一)的宣教站学习汉语。1913年,经英五旬会领袖杜西德(Cecil Polhill-Turner,又译作“亚瑟·端纳”、“宝耀庭”,亦为剑桥七杰之一)同意,加入宣道会甘藏边区的服事。起初驻录巴寺,配搭高福明服事藏族。1913年6月赴卓尼,与克省悟夫妇一同参与藏族事工。1914年2月,在克省悟夫妇赴岷州后,长期负责卓尼宣教站的工作。1919年,回国休假。大约在休假时期,退出宣道会。1924年,与妻子返回甘藏边区,在岷县归安里(今迭部洛大一带)创立藏族会(Tibetan Tribes Mission)。1928年,赴舟曲开拓教会。

 

邸理斯(James A. Diehl,1880–1944),男,美国人,1906年归信,次年辞去商界的工作,进入宣教学院学习。1909年毕业后,成为赴甘藏边区的宣教士候选人。1910年,与米妮·亚历山大(Minnie B. Alexander)成婚。1912年11月,夫妻二人带着仅4个月大的女儿前往中国。1913年9月,与吕成章夫妇一同到达洮州。因邸理斯夫人有在美国公立学校任教的经验,所以接管了宣教士子弟学校的工作。1915年初,随吕成章夫妇调至岷州,重建被白朗军损毁的宣教站。1921年,在完成8年忠心且卓有成效的服事后回国。此后,因身体健康和子女接受教育等原因而结束宣教士生涯,留在美国国内牧养教会。

 

米妮·亚历山大(Minnie B. Alexander,1884–1964),女,美国人,出生、成长于一个卫斯理公会背景的家庭。早年在欧柏林学院学习音乐,是一个优秀的风琴演奏者。1910年,与丈夫邸理斯一起进入宣教学院学习,1912年前往甘藏边区。在岷州服事期间,米妮除了协助丈夫管理女子学校外,还负责当地的妇女布道工作。

 

饶约翰(Jens P. Rommen,1886–1923),男,挪威人,早年为参加海外宣教而远赴美国,在宣教学院学习。1913年,受宣道会差派前往中国。1914年初,与美爱仁、何佩道一起抵达甘藏边区,先后在甘藏边界的洮州、录巴寺服事。他的藏语能力出众,为人谦卑,又刚毅果敢,很快成为甘南地区藏族福音工作的主要负责人。1923年6月,返回甘藏边区不久后,病逝于狄道。

 

美爱仁(Katherine MacKinnon,1887–1974),女,美国人,1913年来华,先后在岷州、狄道等地服事。1917年,与饶约翰在狄道成婚。1923年,丈夫去世之后仍坚持在甘藏边区事奉,直至1927年返回美国。

 

何佩道(Anna Haupberg,1883–1976),女,挪威人,1903年随父母移民美国,1913年来华,先后在洮州、陇西、岷州等地服事。1949年8月初,在兰州解放前夕,搭乘倒数第二班飞机离开中国,是甘藏边区最后一批撤离的宣教士。

 

 

 

 

[1] 宣信(Albert Benjamin Simpson, 1843–1919),加拿大籍牧师、神学家、作家,宣道会的创办人。他写了许多圣诗,其中较著名的有《惟有基督是我信息》、《前要的是祝福,今要的是主》等。

[2] 资料来源:https://cmalliance.org/who-we-are/our-family/(2022年1月22日存取)。也参见:https://legacy.cmalliance.org/about/beliefs/healer。

[3] 关于今日的教会是否还会有讲方言、说预言、医病等属灵的恩赐,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持续说” 认为圣灵在今天的教会依然会赐下讲方言、说预言、医病等属灵的恩赐;“终止说”认为这些属灵的恩赐是圣灵专门赐给新约初期教会的,为要在这一救恩历史的特殊阶段为神的话作见证,当圣经最终启示完成后,神的特殊启示已经完备,所以圣灵在今天不会再赐给教会讲方言、说预言、医病等属灵恩赐,但是今天神依然会以自己的主权行神迹。“终止说”是目前改革宗神学家普遍持守的观点。(详参:李明明,<方言,预言,医病等恩赐持续还是终止?>,2022年5月26日存取,http://www.reformedbeginner.net/continuationism-or-cessationism/;罗伯特·罗斯威尔,<灵恩恩赐终止论>,2022年5月26日存取,https://zh.ligonier.org/articles/cessationism/)。——编者注

[4] 艾名世(Robert Brainerd Ekvall,1898-1983),美国人,1898年出生于甘肃岷县,父母都是宣道会甘藏边区的资深传教士,他也在甘藏边区服事近二十年。艾名世是出色的作家和藏学家,其著作《通向西藏的门户》忠实而详尽地记录了甘藏边区的历史。下文中曾在宣道会甘藏边区服事的宣教士,其生平皆在附录中有详细介绍,脚注中不再重复。

[5] 梁家麟,《华人宣道会百年史》(宣道出版社,1998),12。

[6] William D. Carlsen, Tibet: In search of a miracle (Nyack College, 1985), 35–37.

[7] “UP THE HAN RIVER,” in The Alliance Weekly (New York, December 10, 1904), 440.

[8] “Letter from Shanghai, China,” in The Alliance Weekly (New York, July 1, 1892), 13.

[9] 照片来源:David P. Jones. “Only Tibet”, in Newark (DE: PWO Publications, 2020), 7.

[10] 在1892年,内地会的宣教士戴如意姐妹(Annie Royle Taylor)——第一位成功到达卫藏的西方女性——就是从洮州开始她的入藏之旅的。戴如意与宣道会联系紧密,故而克、席二人赴洮州建立宣教站很可能是接受了她的建议。

[11] “贡生”二字是头衔,而非姓名。明清两朝秀才成绩优异者称为贡生,亦有人通过捐纳方式取得贡生资格。周贡生经营药材生意,十分富有。他思想开通,交友广泛,在洮州享有很高的声望,人称“周家老太爷”。

[12] 乙未河湟事变是青海、甘肃回民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即乙未年)发动的反清起义。事变源于同一教派的两大苏菲门派之间的暴力争端,但很快演变为一场民族仇杀,参与暴动的回民屠戮汉族百姓,焚烧城镇和村庄。1896年,叛军被清政府镇压。

[13]在藏文中,“阿古”(ཨ་ཁུ་)是“叔叔”意思,有时相当于汉语的“先生”或英文的“Mr.”,在甘南地区也用作对寺院和尚的尊称,而“僧格”(སེང་གེ་)意为“狮子”。阿古僧格从年幼时就在录巴寺作僧人,后来成为克省悟的藏语老师。

[14] “The Beginning of Work in Mincheo, Kansuh,” in The Alliance Weekly (New York, June 15, 1898), 553.

[15] 隆务河是黄河在青海东部的支流,发源于黄南山地夏德日山,流经青海同仁县,在尖扎县汇入黄河。明清时期,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黄河大拐弯处的隆务河谷地居住着12个藏族部落,称为“热贡十二族”。

[16] “Across the border,” in Alliance Weekly (January 1, 1899), 61.

[17] 李佐之(David Windsor Le Lacheur, 1841-1901),又译为李大卫、黎莱烁,生于加拿大,宣道会早期领袖之一,海外宣教事务负责人。曾于1897年初至1898年4月期间,巡回探视宣道会在中国和日本的各处宣教站,主持聚会,勉励年轻的宣教士。1901年,在苏丹宣教工场考察时去世。

[18] 载于《为查藏民围击教士克省悟事饬拉卜楞寺》,青海省档案馆。参见张蓉著《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兰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21年),第172页。

[19] Robert B. Ekvall, “Gateway to Tibet: the Kansu-Tibetan Border,” in Harrisburg (PA: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38), 33–34.

[20] “The White Field ,” in The Alliance Weekly (New York, October 25, 1913), 53.

[21] 照片来源:The Six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12–1913, 2。

[22] 1945年,甘宁青基督教联合会开会,以决定筹办一个培养传道人才的学校,命名为甘宁青基督教联合会灵修院。1946年6月,河南循理会牧师、西北圣经学院教师霍超然受聘来兰州,就任灵修院院长。灵修院的教员包括:临洮宣道会的苟希天牧师,联合会总干事苏佐扬牧师,内地会女宣教士林德竹(毕业于美国慕迪神学院)、郭景道(毕业于伦敦大学)等人。先后来到灵修院学习的,总计有郑矶法、韦甦西等男女学生70人。20世纪50年代初,“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霍超然牧师受到冲击,灵修院在半年的时间里停止教学和生产,专心搞运动,最后积蓄用尽,师生星散,停止办学。

[23] 马安良(1855—1920),回族,甘肃河州人,马占鳌之子,清末民初甘肃军事将领。1895年,河湟地区爆发回民起义,马安良随董福祥镇压起义,作战立功,准授花翎副将总兵衔。1900年,慈禧太后逃到西安以后,马安良率部前往护驾,再获慈禧的赏识,从而步步升迁,官至提督的高位。

[24]”Extracts from Kansu (China) Letter”, in The Alliance Weekly (New York, September 28, 1912), 417.

[25] 1911年,英五旬会的宣教士特牧师(Frank Trevitt)和韦牧师(Amos William)为学习藏语,曾在洮州旧城与席儒珍同住一段时间。特、韦二人都持“说方言是圣灵充满之明证”的观点,曾与席儒珍一同向其他宣教士传讲这种观点。详见:“The Pentecostal Missionary Union,” in Confidence (June, 1912), 141; Goodwin, L. “The Pentecostal Missionary Union (PMU), a case study exploring the missiological roots of early British Pentecostalism (19091925)”,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ester, UK, 2013), 216。

[26] 1908年1月,席儒珍的家庭厨师——一个未曾受过教育、口音浓重的农民——跪在地上祷告时,先后说出标准的北京官话和“最优雅的文言”,使席儒珍大为震惊。1912年5月,在一次聚会中,席儒珍猛然间看到自己内心的全然败坏,被基督救赎的大爱所彻底折服。他趴倒在地并试图赞美主,却说起方言来。详见:John William Weiss, “Americana in Northwest China,” in Cold Spring Harbor (NY: Rosalie Ink Publications, 2011), 25–26。

[27] David P. Jones, “A. B. Simpson, The Unlikely Founder of a Global Movement”, in Colorado Springs (CO: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2019), 146–47.

[28] “白狼”是白朗的谐音。白朗(1873年-1914年8月3日)是中华民国初年河南地方农民起义军领袖。白朗在清末时是低级军官,因响应局势而反清,靠劫富济贫获得穷人支持,并收编众多绿林匪盗,后又成为积极反抗袁世凯之地方民变领袖。1914年初,白朗率众突破袁军的包围圈,进入安徽,后又离皖入鄂。3月8日,白朗军占领老河口,全军发展到2万余人。在老河口,白朗军打死挪威基督教宣教士费兰德医生,打伤沙麻牧师,酿成“老河口案”。此后,白朗决意西进,3月17日进入陕西,多次击败当地驻军。后经天水、岷县等地进入甘肃南部藏族聚居地区,在当地造成极大的破坏。由于无法在甘肃立足,白朗只得率军返回河南。撤退途中,白朗军受到袁军的截击,损失惨重。不久,白朗本人战死沙场,其军队也被歼灭。

[29] 这个女基督徒是甘藏边区一位中国传道人的妻子。她不幸地被白朗军士兵追上、掳走,直到次日才趁看守昏睡时逃脱。

[30] 苟希天、任清若,《甘肃宣道会传道史》,《神学志特号:中华基督教历史》乙编,1925年,83。

[31] Howard Van Dyck, “William Christie: Apostle to Tibet,” in Harrisburg (PA: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56), 94.

[32] “Mrs. William Christie,” in The Alliance Witness (September 7, 1955), 11.

[33] “将军衔督理甘肃军务张广建呈临潭县英美国敎士克省悟等当上年白匪之变医治受伤兵民甚多可否援案给奖缮单请核示文并批令” ([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四年九月十七日]第一千二百八号)。

[34]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南州志》(民族出版社,1999),65。

[35] The Nine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15–1916, 24–25.

 

作者简介:

Little Paul,中国八零后基督徒,现居西北,业余从事教会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