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期刊 2021年03月号(总第85期) 清教徒的讲道

清教徒的讲道

/钟马田   /梁素雅、王国显      /杨征宇

 

如果大家还搞不清楚现今这个世代基督教会所面对的当前急务,那就请让我引述近代一位教会历史学者查尔斯·史密斯博士(Dr. Charles Smyth)最近在对《宗教改革、信从国教与不从国教》(Reformation, Conformity and Dissent)的书评中的一段话。他说:“17世纪的清教徒被迫要面对的问题,今天我们不幸也要面对。”他说的一点都不错。因此我们该庆幸今天大家能这样聚在一起探讨这些问题。

 

圣公会和清教徒两者思想的差异并不限于表面。这两派之间的歧见,并非只见于一些无关重要的细节,而是与最基本的问题有关。我不止一次提及约翰·纽博士(Dr. John F. H. New)所写的《圣公会和清教徒》(Anglican and Puritan: the Basis of Their Opposition, 1558-1640)这本书。其中所说的虽有不足之处,但也指出了圣公会和清教徒之间的分歧并不是零星的表面上的分歧,而是根本的看法差异。

 

之前我们已经谈到过权柄这个问题,谈过彼此对教会的观念、功能、治理、聚会房子的形式及大小、礼仪的采用等各方面的主张,这一切的探讨,可说都是为讲道这个问题做好准备。在约翰·纽的书里面,只用了两页的篇幅谈到讲道,实在可惜。这本书实在很不错,但他只用了这么少的篇幅谈这个重要的题目,几乎叫人难以相信。我要指出在目前这世代,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题目,这个世代专爱问难,尤其怀疑讲道的价值和目的以及它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蔑视讲道的价值,而偏爱各种形式的唱诗,还要加上不同的乐器伴奏;还有人回头去采用戏剧化朗诵圣经的方式,或索性以戏剧方式去表达圣经,也有人退回去以舞蹈和各种不同方式来崇拜。这一切都影响了讲道的地位和价值,把它贬低了。

 

清教徒看重讲道的重要性

 

大家知道,甚至在清教徒的主张出现以前,宗教改革就已把一切繁文缛节一扫而光了。中世纪那种所谓的“神秘剧”和在教会内一切戏剧性的表演,早已被扫除净尽。而现在一些自称为相当属灵的人,却在开倒车,恢复采用这一类使福音和真理受蒙蔽的方式,真是可悲!如果用模拟表演或戏剧的方式来表达圣经的话,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叫人领会不到圣经话语里的真理。但讲道的功用是把经文里面的真理带出来,下面我就要指出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讲道的重要性,不但因为上述原因,更因为有人主张让更多信徒参与在聚会中的话语职事。工业管理所要求的制度也开始在基督教会范围内出现了。

 

我同意教会内所有肢体都有自己不同的恩赐,应该有机会来让这些恩赐显明出来,但我肯定,不是每个信徒都有讲解圣经的恩赐,也不是每个信徒都蒙召讲道。讲道的恩赐是特殊的,我们必须纠正观念,不能以某种讨论或交通方式,来完全取代一个或两三个蒙召的人站出来讲道的方式。

 

我们所取法的是清教徒式的讲道。他们认为讲道是以属灵的教导为依归,不是随从人的口味,而是说明一个人属灵的领会和对福音的看法。这一点我可以用历史,甚至从宗教改革前的历史来说明。在宗教改革前,在罗马天主教会内,也有一些圣灵的工作。其中有在德国的陶勒(John Tauler),他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讲道大有能力,很受欢迎,众人一窝蜂去听他讲道。在英国有14世纪的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以及追随他的罗拉德派(Lollards)。威克里夫是个满有能力的讲道者,随从他的罗拉德派信徒周游全国传道,甚至在露天空地上讲道。如果你视威克里夫是宗教改革的“晨星”,那你便可以领会,他专心致力于讲道是得着圣灵的结果,这往往是改革与复兴时期的主要特色。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就更无需多论了。马丁·路德、加尔文都是那个时代伟大杰出的讲道者。还有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一提起他,你一定会联想起他出色的讲道。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在听他讲道的时候会全身发抖。她从他的讲道所感受的畏惧,远胜于由英格兰来捉捕她下狱的兵丁的恐吓。瑞士的慈运理也是一样。这些属灵的伟人都是卓越的讲道者。在英国还有休·拉蒂默(Hugh Latimer),他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讲道,吸引了不少听众,他的表现更接近清教徒的讲道者,虽然认真说来,他本人并不是个清教徒。

 

我的用意是要指出,我们对讲道的判断是以属灵的领受为标准。清教徒们,还有所有看重讲道的信徒,都宣称主传讲真理的方式就是讲道。我们的主是一位讲道者,祂的先锋施洗约翰也是传道者。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发现同样的情形:在五旬节那天彼得站起来讲道,以后他就一直专心传道。使徒保罗首先是位讲道者,在雅典他向当地人民宣讲真理。这就是清教徒对讲道的基本主张。

 

圣公会的不同主张及清教徒的应对

 

我接着要指出,对于讲道,圣公会和清教徒各持异见。首先看看圣公会的主张,他们的《公祷书》,没有规定在早祷和晚祷时要有讲道。这一点很重要,充分表明了他们的主张。《公祷书》的作用在于调整规划各样仪文,而里面并没有明文规定在早祷和晚祷时要有讲道,那意义就很明显了。第二点,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和主教们都极力反对所谓“先知讲道”,结果在1576年勒令禁止,这正是圣公会的作风。英女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元首,她的话具有无上的权威,因此有权透过主教们明令制止“先知讲道”。同样,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这位圣公会思想和精神的代表,反对清教徒方式的讲道,只准许信徒在家中和在教会聚会时读经文,也可以读事先已按专题写好的劝勉文,可是无论在性格上或理智上,他都反对讲道。到了17世纪,威廉·劳德(William Laud)大主教,以后还有一位颇受人欢迎的罗伯特·索思(Robert South)牧师,经常拿清教徒们的讲道开玩笑,嘲讽他们。换句话说,圣公会整个心态就是反对清教徒式的讲道。

 

现在来看看清教徒的主张,对他们来说,讲道在聚会里是占中心地位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埃德蒙·格林德尔(Edmund Grindal)大主教——一位值得注意的非凡人物——就十分相信讲道的必要,在血腥玛丽女王时代的大逼迫中,他曾走遍欧洲大陆,他说:“在讲道的时候,从警戒、责备、劝勉所表现的热诚,要比念劝勉文更能感动听道的人。”我同意有些人所说的,他不过是有几分清教徒的气质。他本来是彻头彻尾的清教徒,可是后来慢慢放弃清教徒的主张。但是后来在他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后,他呈文向伊丽莎白女王明确表示,他不反对先知讲道。他说:“论到讲道,圣经明说要传讲福音,要差派更多工人去收主的庄稼。这是传扬救恩的普通途径,听道的人也因而得着教导,明白如何顺服上帝,如何听从官长。读劝勉文虽然也有好处,但比不上讲道,因为讲道的人能按时间、地区及听众的需要,更有功效地传讲真理。劝勉文的用途,只是补救缺少传道人不足之处。依照爱德华六世的法令,如果有讲道的话,就用不着劝勉文。因此企望女王陛下不要反对这么有功用且是上帝所指定的方式。”接着他还指出,女王不应该干预教会的事务,因为她并没有那样的资格。因着这篇陈词率直的呈文,他被降级,不得行使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职权。这篇可敬可佩的文章,特别是因为出自格林德尔的手笔,显得更加重要。

 

清教徒托马斯·卡特赖特(Thomas Cartwright)——英格兰长老会派的真正创立人——说:“上帝的话,只有在借着安慰和劝诫直接摸到听道的人的心灵和良知的时候,才产生活泼的功效。”他还说了下面的话来说明他的意思:“就如火被拨动的时候会发生更多热力,上帝的话语借着讲道被吹动,在听道的人心中激起的火花,比仅仅读出上帝的话更炽烈。”我认为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叫人印象深刻。这句话也凑巧说出了讲道的目的。讲道主要的功用,不在传授知识,而要像卡特赖特所说的,将这些知识加上热、加上生命、加上能力,打入听道的人的心中。站在讲台的传道人,并不仅仅在传授知识给听众,而是要借此激励鼓舞他们,叫他们的生命活泼起来,享受圣灵的荣光。

 

在17世纪初期首先著书论清教精神的威廉·布拉德肖(William Bradshaw),就曾说过下面的话:“清教徒们认为教会牧者最首要的职责,就是借着讲解上帝的话语,把福音严正地向会众公告,并借着劝勉和责备,把福音真理应用出来。”到了1640年代,威斯敏斯特大会所编印的礼拜条文录中,就有这样的说明:“讲解上帝的话语,就是传递上帝使人得救的大能,这也正是福音事奉中最重要、最美善的工作。作工的人应以此为荣,因为这样做,能救自己,又能救听道的人。”

 

这样看来,圣公会成员和清教徒对讲道的重要性的看法显然有相当大的距离。

 

清教徒如何对待讲道及其原因

 

现在看看清教徒如何实践他们与众不同的看法,这一点很有意思。在谈到教会的定义和教会的本质的时候,你往往发现清教徒会提出两个要点,以后他们会改为三个。但不管怎样,第一要点总是讲道,就是认真传讲上帝的话,接下来的要点是圣礼的遵行,第三是属灵的操练。在所列出的这些要点中,讲道往往放在首位,比圣礼的遵行还优先。

 

其次我要谈谈先知讲道。前面我已提及过先知讲道。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从1563年起遭受禁止,至1576年为止,清教徒都颇为重视先知讲道。先知讲道的程序相当特别:有时几个传道人和其他人聚在一起,有时只有传道人在场;又有时聚会是公开的,别人可以旁听。在场的传道人轮流讲解同一段经文,年轻的先开始,各人依序讲解,一次聚会中可能有四五个人发言。形式好像先知学校,让人有机会受训练学讲道。在罗马天主教的影响下,没有人重视讲道,因此很少有讲道的传道人。人所重视的是圣职、圣礼及其他活动,例如宗教戏剧等,结果能讲道的人不多。刚才我已提及:格林德尔提醒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劝勉文的用途只限于没有人讲道的时候让会众听读,只是一种暂代品。清教徒们晓得教会需要传道人讲道,而训练人讲道的方法,就是让一些人在聚会中一同讲解同一段经文,然后大家讨论并提问题。当时他们就是采用了这个方法,而这方法也很管用,但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反对。她无疑对这事有点疑惧,而附从她的主教们既为了讨好她,也为了保持秩序和维护自身地位,同时也感到疑惧,因此至终在1576年同意禁止先知讲道。清教徒们引进这种先知讲道方式,是他们重视讲道的明证。

 

先知讲道的方式遭受禁止以后,他们又引进另一种应变的方式,这方式广受欢迎,就是所谓“讲座”,由有属灵亮光的传道人负责。教区内通常有牧师和一位或多位副牧师,但负责讲座的传道人并没有教会行政职责,他只负责讲解圣经和传道。这些讲者往往不是由教区支持,而是由一些富有的弟兄或地方议会支持。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执政期间,有些贵族大力支持这样的方式。当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莱斯特伯爵就是其中之一,他甚至多次运用权力和他的影响力,保护这些清教徒。当时许多市镇都有这一类“讲师”在教会内讲解圣经。沃尔特·特拉弗斯(Walter Travers)是圣殿教会的“讲师”,但该教会的主任牧师却是胡克。清教徒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维持福音真道的传讲。

 

还有一个证明清教徒强调讲道的现象是,在他们的会堂里,他们将讲坛放在前台中央,这样聚会的人所注意到的就不是圣坛,而是讲坛,上面放着打开的圣经。很可惜,现在有些非英国国教的教会,并没有把圣经放在讲坛上,有时候还把讲坛放在角落!我总觉得这样的摆放有些特殊的意味。清教徒可是把讲坛放在中央,而且上面放着圣经。

 

还有,这些清教徒传道人讲道次数甚多,有人一个星期内每天都讲道,而且主日讲道还不止一次。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往往忘了加尔文首先是个讲道者。有时他天天讲道,并在主日讲道两次。清教徒就是这样把着重讲道的传统持续下来。这些讲道不但是经常性的,而且是系统性的。听道的人长途跋涉赶来听道。这种强调而且爱慕听道的表现,实在是清教徒的特色。还有,这些讲章往往集印成册,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清教徒的神学教导,大部分就是靠这些编印的讲章留存下来的。我要再说一遍:属灵教导的最佳方式,岂不是应该借着讲道讲解上帝的话吗?如果是依据上帝的话语来讲道,就能维持平衡,不会有偏差,而且能提醒信徒实践这些教训。

 

清教徒为什么会如此看重讲道呢?原因有几个。第一,正确的讲道是讲解上帝的话,不是在阐述该教会的信条或教导,这是很重要的特色。罗马天主教的人,如果有讲道的话,就只是讲解他们的教会信条,清教徒绝不会这样做。对他们来说,讲道就是讲解上帝的话语,没有别的掺杂。他们甚至认为在忠心讲解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事实上是上帝自己在说话,因为所讲解的是上帝自己的话语,而不是人的话语,因此他们认为讲道是首要的,我们实在必须好好思想这一点。如果有人问我:一般宗教和基督教之间主要的区别是什么?我会说:宗教往往强调人如何敬拜神、如何讨祂喜悦。世上所有其他的宗教大抵都是这样,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不管他们崇拜的仪式礼节如何,着眼点都是人的努力,献上他所能的,一般宗教都是这样。可是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徒在上帝面前聆听,因为上帝在说话!一般宗教是教导人去寻求上帝,而基督教告诉我们,是上帝在寻找人,将自己向人显明,吸引人到祂那里。我相信清教徒着重在讲道的时候要专讲解圣经的原因,也是在此。

 

清教徒强调讲道远比一切圣礼或仪式重要,他们认为听道也是一种敬拜,就像守圣餐一样,应该在聚会中占较重要的地位。他们认为圣礼不过是印证所讲解的圣经真理,因此是附属于所讲解的,这一点理解相当重要,这是他们对圣礼的看法。我们别忘了他们其中有些人十分看重主的晚餐,尤以加尔文为甚,他不同意慈运理的看法,后者认为圣餐只不过是个纪念性的聚会。加尔文相信在纪念主的晚餐中,主的灵实在同在,不过他也认为“守圣餐的时候,如果没有讲道,就没有意义”。换句话说,清教徒认为圣礼只是印证上帝的话语,并不能把上帝的心意传送。讲道是传讲上帝的话语,圣礼就加上印,向我们证实所听的道,因此讲道的重要性是超过圣礼的。

 

同样,讲道也比规定的崇拜仪式更重要,因为讲道可以教导信徒如何为自己祈求。清教徒认为教会的众肢体是“有君尊的祭司”。假如崇拜仪式太长的话,就没有时间讲道,信徒就得不着造就,也不晓得如何为自己祈求,但是他们应该是可以自己祈求的,因为圣经的教导指明所有的信徒合起来就是普遍的祭司,凡是教会内的肢体,都是这“有君尊的祭司”的一分子,都应该有祷告的职事,因此他们都必须接受教导,懂得如何祈求。而讲道、解经与教导都应该有充分的时间,比任何仪式都更重要。

 

此外,清教徒认为讲道是圣经鼓励人追求圣洁所用的方法,因此他们特别注重讲道。他们看见被胡克等人接纳为基督徒的人的那些可耻行为,就感到震惊,因为这些人主张教会和国家分享同一的界限。照圣公会的主张,所有教区内的人,不但是国家的公民,而且是教会的肢体,可是这些人有不少是过着罪恶的生活。对清教徒来说,这有违新约圣经的教导,因为上帝的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而且教会是“圣洁的国度”。激励信徒追求圣洁的方法,不是叫他们去相信守圣礼的祝福,也不是叫他们向神甫告解,而是用上帝的话语教导他们,并把这些教导深印在他们心中。柯林森(Patrick Collinson)在他那本谈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清教徒思想的著作中,就曾引述这样的话:“讲道是最主要的,但圣公会却把它视为附属品,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讲道,他们仍旧可以聚会。”圣公会以礼拜仪式和圣事为首要,讲道不过是附加进去的。

 

另外一方面,清教徒经常聚会讲解圣经,完全不把圣事或其他仪式包括在内,这就是基本上与圣公会的作风相异的作法。清教徒强调只有借着讲道,才能激励信徒追求圣洁。讲道的时候,是把上帝的话教导人,应用到人身上,正如卡特赖特所说的。

 

清教徒讲道的内容

 

威廉·帕金斯(William Perkins)对讲道有如下的见解:“讲道的果效,是把教会召聚起来,添满被召的人的数目。”这正是教会首要的使命。讲道还有另外一个果效:“把狼从主的羊圈中赶出去。”就是在真理认识上把信徒建立起来,好叫他们能运用上帝的话,把那些引进异端邪说及谬误教训的灵性上的豺狼赶走。讲道的果效是添满被召的人的数目,并且用上帝的话保护他们。

 

在讲道的方法方面,两派之间也有强烈的分歧。一般来说,圣公会的做法,是挑一个题目,或是有关神学的,或是伦理性的,甚至是一些一般性的题目,然后加以发挥并探讨。他们所采用的劝勉文和其他的东西就是这样。另一方面,清教徒却十分注重经文的准确阐释。先选出圣经中的一个词,或一节,或一段,然后把正确的意思找出来。找到以后,就把经文中的教义说出来,这个次序是清教徒讲道的基本原则。他们的目的是把教义阐明,而教义必须从上帝的话语中找出来,绝对不能把教义勉强套上上帝的话。不是先有了教义,然后去找经文支持它,应该先有了上帝的话,然后在上帝的话语中把教义找出来,还要提出理由来支持这个教义,并且提出其他的与这教义相关的经文以供参考。这样,把各处经文作比较来提出证据,支持所要说明的教义,就是从选定的经文中得出的教义。印证了教义以后,还得更进一步提到教义的应用。清教徒往往是这样做的,从来不会只解释一些经文便算数,他们一定会提到如何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而且往往能提出多点实用之处。此外他们还会讨论到一些反方面的意见,然后找出答案等等。这就是他们所坚持的讲道形式。

 

帕金斯在他所著的《先知讲道的艺术》(The Art of Prophesying)(这是他有关讲道的早期著述中的一本)一书中,提到有四点讲道者须依遵的大原则,这四点原则如下:

 

(1)清楚读出所引用的圣经中的经文。

(2)根据圣经本身把经文的意思说出来。(换句话说,解经必须根据圣经,必须把经文和其他经文作出比较。)

(3)照着经文的原意,总结出几点叫人得造就的教义。

(4)(如果讲道者有这个恩赐,)把正确总结出来的教义,用简单浅白的话语应用到人的生活和行为上去。

 

以上这四点,不但把清教徒式的讲道恰切地形容出来,也说明了正确的讲道的模式。我们所讲的,并不是要在某一个题目上发表宏论。有些人讲道,把经文读出来以后,就把圣经合上,放在一旁,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讲章读出来,这并不是个好现象。讲道者所传讲的,应该从开始到末了都是出自上帝的话语。要紧的不是讲道的人或他的主张,而是上帝的话,因为只有上帝的话是传道人话语权柄的根据。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见圣公会和清教徒间的分歧。

 

清教徒讲道的风格

 

再谈谈另一方面更显明的分歧,就是在讲道的作风上。在这一点上,两派之间的迥异是显然可见的。老实说,在17世纪初期,也曾出现过一些非常伟大的圣公会传道人。安德鲁斯主教(Bishop Andrewes)无疑是其中之一,圣保罗教堂教长约翰·多恩(John Donne)和杰里米·泰勒主教(Bishop Jeremy Taylor)也是其中的典范。我这样称许他们,并不是依清教徒的标准,而是像维多利亚时期我们的先辈们所惯常用的评审标准,所谓“讲坛上卓越的讲员”或“大受欢迎的传道人”。多恩是伦敦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讲道家,他实在不凡。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悔改信主、离弃世界的追求的时候,已经是四十多岁了。他也是个颇负盛名的诗人,但他悔改信主的经历很特别。他天生有口才,言语流利、讲章动人,常常谈到死亡的事。受吸引去听他讲道的人很多,主要原因是他讲道的风格,不是讲道的内容。他爱运用华丽的词藻和巧妙的雄辩,也喜欢引经据典,所引用出自拉丁文或希腊文书籍的语句,相当冗长,这种引用经典的作风,当时的人都公认是讲章所不可少的。换句话说,这种讲道俨然是一项表演。还有,讲道者一般都是诵读讲章,不是照章诵读,就是照记忆背诵出来,就如一些戏剧性的朗诵。当时的人去参加政治性的集会,目的是去听一场政治性的演讲;照样,人去参加聚会,目的是去听一篇措辞美丽、口齿伶俐、音调抑扬顿挫而且引用动人比喻的讲章。

 

圣公会的卡洛林教士们(Anglican Caroline divines)的讲道就是这样。巴克斯特有一回听安德鲁斯讲道以后,说:“当我读到像安德鲁斯所写的这类的文章,或者听到这一类的讲章,我感觉到里面全无生气,我认为他们不过是在属灵的事上舞文弄墨。”这句话简直是一针见血,他们讲道等于在表演。17世纪,法国也有些出色的传道人。雅克·波舒哀(Jacques Bossuet)无疑是当时最伟大的,他是罗马天主教徒,演说口才十分动人,此外有马西隆(Massillon)和费奈隆大主教(Archbishop Fénélon)都很长于讲道,这些人称为“演说家”的传道人的讲道,就如一场演说、表演一般,真理居次要地位。他们不是否认真理,但外表的修饰把真理掩盖了。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批评杰里米·泰勒的讲章,形容他就像一具“大理石的幽灵”,缥缈虚幻,并且像大理石一般冰冷。这是只注重讲章的体裁和词藻,把真理撇在一旁的结果。

 

回头来看看清教徒的作风,我们就不得不提古德温(Thomas Goodwin)这位最出色的传道人。他年轻的时候,非常羡慕一位在剑桥的森豪斯博士(Dr. Senhouse)的讲道,但后来他发现这位博士的讲道出色之处,“不外是那在表面的修辞,而不是在真理的清楚说明”,他又说那些“文学性的字句也很出色”,“讲章流畅通俗,却非叫人得益处的福音性讲章”。古德温还将“严肃认真的讲道”和这些“华丽的讲章”“华而不实的雄辩”作出对照。可怜的古德温!他本人天生有口才,但早期的时候却偏爱这批在剑桥的演说动人的讲道者。他起初决心效法他们,好叫自己也能讲道动人。但他后来说:他一生中最厉害的争战就是要胜过这个“主要欲望”。他这个“主要欲望”并不是属肉身或道德性的,而是要得着讲道口才出众的名声。有一个故事是和他这个争战有关的:有一回他被邀在剑桥大学讲道,他准备好了一篇词藻绚丽流畅的讲章,深信必会大受赞赏。可是圣灵突然在他良知里提醒他,叫他看见他的用心不对,里面起了极大的争战,就像治死了他的理智一般,他马上把所有堆砌华美的词藻全部删去。他看重属灵的事的心志,使他决心要令听众中最卑微的人都能听懂他的讲道。

 

清教徒们一直指责圣公会的讲道作风,也避免自己的讲道染上这种陋习。不但在当年是这样,就是后来如蒂洛森(Tillotson)、斯蒂林弗利特(Stillingfleet)和索思等,还有其他后世跟随他们脚踪的人,他们的作风也是如此。直到这个世纪,他们还是主张“浅白、坦率、实用和能使人得救的讲道作风”,认为讲道应该是“简易明白、诚恳忠实”的,因为他们是蒙召在恩典中借着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去讲道。

 

可是大家不要以为清教徒既然反对堆砌华丽词藻的演讲方式,他们的讲道就一定会乏味或沉闷。不少人确实是这样嘲讽他们的,但事实上他们其中不乏有识之士,只是他们坚持必须把人的智慧隐藏起来,因为讲道的人是在传讲从上帝而来的信息,而不是说出自己的话。帕金斯说得一点都不错,他说:“传道人必须明白他可以——甚至他必须——在预备讲章的时候,私下参考各种艺术及哲学的书籍。”他可以在准备的时候参考各类书籍,而且他必须是个学识丰富的人,他阅读的范围越广,越能使讲道有更大的效用。不要以为清教徒既然反对讲究修辞的讲章,就是反对知识,反对学问修养。帕金斯的意思并不是这样。他是说,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可以广泛参考各种有关书籍,但在讲道的时候,就要把这些参考资料隐藏起来,不作任何炫耀。

 

帕金斯这句话提醒我们:博览群书是有益处的,可充实传道人的知识。传道人可以自由运用知识,但绝对不能加以标榜或炫耀。那些引用一大堆别人的见解的讲章,不过是炫耀讲道者的学问,事实上往往还是不学无术的假货!帕金斯相信学问可以帮助人,但讲道的人却要隐藏自己的学问和知识。艺术的精华在于把艺术隐藏起来。要充实,但不要炫耀自己的学问。

 

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是17世纪的一位教会历史学者和文笔优美的作家,他曾经说过下面这段有关帕金斯的话:

 

论到帕金斯先生,我可以这样说:就如医生注射的药剂里都已混合了一切要素,将所有药物的精华都浓缩在里面,而把一切的固体块片都滤出来不见了。同样,他(传道人,亦指帕金斯)会把所有丰富的学问注入他的讲道里面,可是听众却不会有特殊的感觉,所听见的字句也只是一些本来就熟悉的。简单来说,在他那由大学内和市镇中的信徒组成的教会里面(在剑桥),学者们能听到隐含满腹经纶的讲章,而市民也能听到再浅易不过的道理。

 

这位学富五车的伟人,就像药剂师一般,把精华都注进讲章里面,所有的效用都灌注在内。药剂师把药物调制后,就把草药丢掉,草药的精华却留在药液里。传道人也该是这样,只把他的学问精华拿出来。我们讲道的标准也该是如此。有学问修养的人来听道,会有所领受,也会感觉到讲者的学识与自己不相上下。可是同时,若有目不识丁的人来听道,他也会感到得着益处。传道人的讲道,如果只适合前者,或只适合后者,他就不适宜做传道人。

 

清教徒虽然对讲道有这样的要求,但不表示他们的讲道都是沉闷乏味的。事实上他们都是满有生气的传道人,其中有一些甚至在讲道的时候用相当激动的手势。加尔文的讲道就充满活力。他们运用比喻来讲解,而不只是以比喻来点缀内容。如果讲道时所用的比喻只吸引到人去注意比喻的本身,那就把讲道玷污了,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讲道。清教徒的讲道叫人感到亲切、坦率、清楚、迫切。有些人甚至批评他们大叫大嚷,因此他们的讲道绝对不是单调乏味的。胡克、索思和其他的人批评清教徒的讲道的时候,往往取笑他们在讲台上所用的动作和手势。

 

一般来说,清教徒不会事先写好讲章来照读,他们甚至往往不用笔录提示。加尔文就从来没有事先写好讲章、聚会时就捧着照读的习惯,他最多只写下一些提示,甚至临时即席就讲,因此他的讲道十分生动。最近我发现一些现象,是我以前没有留意到的,我现在提出来希望将来有机会探讨一下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英国早期的浸信会信徒,有一些不但反对读讲章,而且习惯在讲道的时候,选读经文以后就把圣经合上,然后就讲道。他们认为讲道是一种劝勉式的教导,类似哥林多前书14章所说的“先知讲道”。托马斯·赫尔韦斯(Thomas Helwys)是英国早期一位浸信会信徒。他在比较他自己的讲道方式和约翰逊(Johnson)的方式的时候(约翰逊是当时独立派教会的信徒,不是浸信会的),说了这些话:

 

他们聚会崇拜的方式,是把讲道用的经文和翻译出来的诗篇,读出来就行了。我们却在祷告以后,作先知讲道,颂唱诗篇,把译文放在一旁。我们认为这样做,可以证明在聚会崇拜的时候无须用任何书本,甚至原稿也用不着,但我们仍保留在教会敬拜聚会的时候读圣经和讲解圣经的方式,这是为了辩明真理,分辨是非,建立信心与信仰的基础。

 

这番话的意思是指,他们在聚会的时候,读经文以后就会逐节简略解说一下,但到了讲道的时候,他们会把圣经放在一旁,开始作先知讲道性质的讲道。后来在威尔士的循道宗创始人特雷菲卡(Trefeca)的哈里斯(Howell Harris),也是这样的作风,他在讲道的时候甚少引用圣经,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他直接向会众说一些劝勉告诫的话,就算是讲道。他本人熟读圣经,浸淫在其中,并且不断默想其中的话,因此就能从圣经中带出信息,但他并不用讲解圣经的方式,而是直截了当地把信息带出来。他这样的方式,与一般清教徒讲道的作风迥异。有些浸信会信徒显然也这样做,还有一些其他的分离派信徒,远在那些浸信会信徒以前也已经这样做了。换句话说,他们的先知讲道的方式,我们一些人也许不会赞同。但不管如何,我想我们也应该反省一下:我们的讲道是否也该多包含一些先知讲道的成分呢?

 

把清教徒的讲道遗产传承下去

 

你们有没有想过:早期的基督徒的讲道方式是如何的呢?使徒们和初期的传道人的讲道是怎样的呢?我们倒确实知道,他们的讲道方式不会是现今我们惯有的作风。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保罗的讲道显示,他脑子里已装备了整本旧约的信息,因此当讲道的时候,就能运用自如,应用到主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一点可以从他在雅典和在安提阿所讲的得到证明。我们却往往忘了这一点,一味注意解经阐释,满以为把经文解说清楚了,就是实实在在地讲了道。但是,真正的讲道应该重在信息,而这样的信息不一定根据某些经文的解释。我是在论及清教徒的讲道是如何自由释放、充满热情的这一点特色,顺带提到上面的话。

 

这里我要引用巴克斯特的名言:“我讲道,就好像那是我最后一次讲道,以后不再有机会,也像一个快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人,向一些垂危的人说话一般。”这句话把清教徒讲道特色的精粹总结出来了。从古德温的传记中,我们晓得他在真正悔改得救以后,开始从“他内心充满着的丰满”来讲道。“他讲话诚恳迫切,所论及的那丰满白白的救恩,正是他本人所享有的生命和喜乐。他讲道是根据他的经历,他所感受和享用的美善的生命之道。他最大的愿望,是能使罪人悔改归向基督。他不在乎别人的称许,也不再计较以前他所看重的名声或荣誉。除了耶稣基督和祂的被钉十字架以外,他不知道别的,上帝亲自为祂恩惠的话语作见证。”

在总结时,让我引用17世纪末期与18世纪初期继承清教徒传统的以撒·华滋(Isaac Watts)所说的话。他劝勉传道人说:

 

你们要尽上本分,把那由早期清教徒讲道所开始的平实作风持守下去,也学效现代的不信奉英国国教者的讲道作风,虽然被人轻视,却是大有功效,盼望我们不致把这个优良的榜样失落。

 

这些话实在是对我们的当头棒喝。愿我们能确保这种平实的讲道方式而不致失去。巴克斯特也同样提醒我们:

 

愿我们时刻想到这个可怕而严重的事实:人可以因我们的讲道得拯救,也可能因我们的疏忽而失落,至终下到阴间灭亡。愿我们永志不忘这个可怕而至关重要的可能性。

 

末了我要引用这位在传道人当中的大师,最伟大的讲道者、教师和建造教会的传道人——使徒保罗的话:

 

感谢上帝!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藉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上帝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上帝,在上帝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林后2:14-17)

 

清教徒都是能体会上帝心意的人,也常活在上帝的面前,他们不要讨人的喜悦。套用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话:他们无论做什么,都像“是做在我那位伟大的主眼前”一般,因为晓得有一天必要为这些工作交账。我们所得的地位是站在上帝与人之间,不是作“活的香气叫人活”,就是“作死的香气叫人死”。何等严肃的任务!每次当我们踏上讲坛的时候,愿上帝提醒我们:我们是在祂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也是为了祂而讲道!让我们向这些早期的清教徒学习,就像以撒·华滋所说的。让我们记着:今天这个世代最大的需要,就是凭着圣灵所宣告的上帝之道。

 

[1] 本章传讲于1977年的威斯敏斯特会议,该年度特会主题是“圣公会和清教徒的思想”(Anglican and Puritan Thinking)。——译者注。本文转载自《清教徒的脚踪》第十二章,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本刊转载时略有编辑,小标题为本刊编者所加。承蒙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