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山河
作为一位山西籍的跨文化宣教士，当我读到亦文老师的新作《立于磐石——庚子教难前后的晋南教会》（以下简称《立于磐石》），许多回忆与联想便如潮水般涌来。
一、读《立于磐石》唤起的感恩回忆
我祖籍晋北高原，却与晋南教会有着极深的渊源。书中提到的那些地点、人物与故事，于我而言都显得格外亲切，仿佛让我回到了家乡，与亲人一起团契、一起事奉，一起面对苦难，也一起享受恩主的同在与同工。
1、少年时期亲闻宣教士逃亡史
1984年，我正读高二那年的暑假，陪同受晋南教会邀请的母亲一起，前往临汾参加培灵会服事。我们暂住在临汾的王教授家中。王教授向我讲述了他儿时在庚子教难中的亲身经历：当时他还是个孩子，曾协助父亲掩藏并保护避难的宣教士，又一路护送他们离开晋南。那段惊心动魄的故事令笔者至今难忘。
2、受益于丁良才牧师的属灵遗产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教会，包括山西教会属灵书籍匮乏。在为数不多、甚为宝贵的书籍中，就有经历庚子之乱重返山西，并在山西服事超过45年的丁良才牧师（Frederick C. H. Dreyer）的两本巨著《耶稣圣迹合参注释》与《经题模范》[1]。这两本书作为当时中国教会传道同工牧养教会的主要参考书，是西方宣教士留给中国教会的宝贵属灵财富。当年我也是常常浸润在这两本著作中仔细研究，受益颇多。
3、感动至今的晋南宣教遗迹寻访
2007年初夏，我曾深入晋南各市县，实地考察、访问长辈、收集资料、拍照录像，寻觅西方宣教士留下的遗址、教堂、墓碑与文献。每到一处，心中甚是感动，至今想起仍是如此：
我在临汾教会席胜魔旧址与建堂碑前驻足感恩追忆；
两度来到运城教会旧址，默默祷告；
在洪洞那座由宣教士亲手建立、至今仍在使用的教堂里与弟兄姊妹交通；
于汾城虽已残破却依旧巍峨的百年教堂钟楼下静静默想；
在大宁县殉道宣教士墓碑前俯身感恩祷告；
走进晋城阳城“八福客栈”旧址，仿佛仍看见艾伟德女士（Gladys Aylward）当年殷勤服事的身影；
站在晋城教会司米德（Stanley P. Smith）亲手栽种、如今已繁茂如盖的凌霄花旁，好像还能嗅到宣教士们散发的馨香之气；
在忻州被破坏的宣教士墓地残垣断碑间，读到那句令人备受鼓舞的经文：“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祂的脚踪行。”（彼前2:21）
漫步山西农业大学（太谷）与山西大学堂（太原）的老建筑之间，仿佛仍能感受到一代代宣教士授课的热忱；
踏着大同柴市角东堂吱吱作响的木地板，脑海中便浮现他们日常清扫、烹饪、起居等平凡的圣洁生活；
登上右玉东门老城楼，眼前仿佛浮现当年为主殉道的那一群宣教士英勇无畏的身影；
每当想起在呼和浩特公墓里找到的宣教士花国香（George W. Clark）[2]墓碑上镌刻的经文：“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这一切，都化作我毕生宣教事奉之动力。
……
每每想起庚子教难中为主殉道的189位宣教士，其中竟有155位在山西牺牲时，我都心痛难忍、惭愧不已。我认为，别的教会、别的省份或许还能找出一点理由不去参与宣教，唯独山西、唯独山西人、唯独山西教会里神的儿女，实在找不出半点理由拒绝参与宣教。因为我们欠了福音的债，欠了西方宣教士以命相爱的债。
山西教会必须还这债，必须铭记先贤，必须奋勇前行！唯愿更多山西教会的弟兄姊妹带着爱踏上普世宣教的禾场，广传福音，迎主再临！
二、读《立于磐石》对现今事工的启发
《立于磐石》虽然主要为亦文老师对于内地会会刊《亿万华民》资料的整理、缕述与呈现，但在每章末尾的“译者感言”，都如画龙点睛，帮助读者在宣教神学、差传策略等重要宣教议题上得着许多启发。
1、注重差会的检讨与反省
全书共十章，其中八章以内地会历年年会的发言为主干，另外两章也多为宣教士的代祷书信与事工报告。这些内容是差会站在反省、检讨、鼓励与前瞻的高度，所作的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也是讲员与宣教士在生命与事工上的深度分享与挑战性发言。这给当代中国教会本土差会完善差传机制带来提醒与帮助。
2、强调本土本族差传策略
本土本族策略，就是看重本土教会领袖的培养与扶持；以促成本土教会实现自立、自建、自养、自传，并达至可以继续承接宣教使命，广传福音，拓展神国的目标。中国内地会1900年1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山西禾场共有103位宣教士、宣教士夫人和伙伴同工，却有134位中国同工，已然超过了宣教士的数量。可见内地会培养本土传道同工策略与果效，以及教会本土化的发展，中国同工的成熟与担当。
除了自养之经济独立以外，关于教会本土化治理，宣教士也是大大放手。就如亦文老师在“译者感言”中所说：
晋南的宣教士们将种种“非基要真理性的问题”（如“培养良好习惯”，“男女教育均衡”，“早婚”，“婚礼不靡费”）留给中国教牧同工在退修会、同工会等不同层面充分探讨，按照当地民风，作出适宜的建议和教导。各地教会的植堂建堂，组织退修等，都由当地信徒自发而起，宣教士只是受邀见证观礼，协助传道人实际地贯彻本土化策略。[3]
庚子教难后的山西教会，在殉道者的血的浇灌下，结实百倍。1900–1920年短短二十年间：
1）福音支站从22处激增至170处，增长近7倍；
2）信徒从1358人增至5889人，翻了3番；
3）中国教牧同工成倍增长：牧师5人增至9人，传道38人增至139人，教师23人增至131人，女传道12人增至42人。[4]
内地会宣教士在山西践行本土本族差传策略功效卓著！
3、睦谊协约与联合差传
我深以为内地会在普世差传史上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开创了开放、谦卑、联合的“内地会系”差传模式。
戴德生主动敞开大门，欢迎欧洲各地教会与差会加盟。瑞典裔美国布道家范岚生（Rev. Frederik Franson）正是听见他的呼召，才燃起在欧洲推动差会的异象。他奔走各国，最终促成六个北欧及欧陆差会：瑞华盟会、丹麦宣教盟会、瑞士盟会、德国盟会、芬兰盟会、瑞日福音盟会的相继成立。
这些新差会大多在研读内地会《原则与实践》后，主动选择以“伙伴差会”身份加入内地会。范岚生又与瑞典同工鄂教士（Emmanuel Olsson）于1890年在伦敦敲定细节，成立瑞典圣洁会；随后在北美推动成立北美瑞挪会（后改名协同会）。正因戴德生愿意在签证、场地、经验上全力协助，这些新兴差会都乐意成为内地会的同路人，一同配搭、联合差传。
戴德生沿用各宗派间的“睦谊协约”（comity agreement）传统，与所有伙伴差会平等协商、平行推进、互不越界。仅在山西一省，就有内地会、宣道会、瑞典圣洁会、瑞华盟会四个差会同心拓展神国。[5]笔者的外公外婆即是与瑞典圣洁会单身女宣教士Edith Oqvist一起同工服事的。至今，我们还珍藏着这位宣教士和中国同工们的照片。
内地会那种成全他人、成全他国教会与差会的谦卑与胸怀，正是上帝国度的真实彰显，也是联合差传、荣耀独一真神的典范。这也正是今天中国教会若要深度参与普世宣教，真正与普世教会、国际差会同心配搭，最需要虚心学习的功课。
4、女宣教士的重要作用
亦文老师在《立于磐石》中为单身女宣教士挥洒了浓重的笔墨。她写道：“庚子教难的惨剧无形中挑战了内地会宣教策略中一个重要的尝试：招募并差派单身女宣教士进入中国尚未对外开放的腹地。”[6]“20世纪初，三晋大地上散居着无数……默默耕耘的女宣教士。她们飘洋过海、翻山越岭，将青春岁月、锦绣年华献给了这片贫瘠的土地，即便性命受威胁，也在所不惜。她们中很多人终身未婚，仿佛嫁给了山西，也有不少人殷勤服事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埋骨于山西。”[7]笔者根据本书“附录二：庚子教难殉道宣教士之声——内地会系列”统计了宣教同工与子女75人，其中单身女宣教士、师母有36位，女童12位，合计48位，占比64%。[8]足可见，姊妹对宣教的奉献、贡献与牺牲之大。
1905年之际，内地会体系中的女性宣教同工在全部825位宣教同工中占61%；单身女性同工（包括未婚和丧偶者）占35%。同年，内地会体系下199个宣教站中，单身女宣教士驻守其中33个，换言之，有16.6%的宣教站没有男性宣教士主持；驻守这些宣教站的105位单身女宣教士，占宣教士总人数的12.7%。
追昔抚今，这让笔者想起今年中秋时节，一群同工举办的“穆斯林世界中国跨文化单身宣教士关顾与退修营会”。是次营会以80、90后单身宣教士为主，男女比例为1:10。没想到竟有如此多的单身姊妹们，持守在穆斯林世界不同的国家工场上宣教耕耘。她们和本书中内地会的单身女宣教士一样，都是“基督的园丁”（借用：《基督的园丁》（Guardians of the Great Commission）一书之书名），宣教的巾帼英雄和上帝的荣耀。
三、结语
行文至此时，已经接近零时，笔者乘坐的海湾航空飞机从巴林国际机场腾空而起，飞向辽阔的海洋，笔者的心也从近代穆宣事工肇始国巴林，飞向了广大的普世宣教禾场。
是次前往服事的研讨会主题为“在逆境中竭力事奉主”，主题经文：“主啊！我当作什么？”（徒22:10）这也是庚子教难后陆义全教士（Albert Lutley）与索行仁牧师（Alex R. Saunders）在内地会纪念大会上的共同心声，以及对教会的强烈呼吁！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能够铭记前贤，“照着神在我（们）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西1:29）事奉，向主尽忠到底。
[1] 丁良才，《经题模范》（香港：证道出版社，1956）。该书序言称：“丁牧师多年中每于讲道之时，预将所要讲之题目的条段、层次，整齐地写在一张大纸上，或黑板上，悬挂于听众之前，使众人一面听声一面看字。为便于寻查起见，他便将所有的题目依次顺序地列入书本。经题共24卷，依次为：论真神、论基督、论圣灵、论圣经、论世人、论罪恶、论悔改、论信心、论得救、论祷告、论真道、论传道、论事主、论得人、论教会、论圣徒、论德行、论试炼、论家庭、论杂事、论天堂、论魔鬼、比喻题、勉励题。本书的原稿在1941年整理完竣之后，即交由汉口中国基督圣教书会出版。排印工作刚刚开始，便不幸因战事发生而中断，直至1952年原稿再找到后才出版问世。”
[2]参：亦文，《立于磐石》，11。
[3]亦文，《立于磐石》，30。
[4] 参：亦文，《立于磐石》，238–39。
[5] 参：亦文，《立于磐石》，223–24。
[6] 亦文，《立于磐石》，198。
[7] 亦文，《立于磐石》，212。
[8] 参：亦文，《立于磐石》，263–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