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期刊 2012年05月号(总第35期) 一八七五年的中国内地会(三)

一八七五年的中国内地会(三)

文/亦文

 

十一月

 

“你们当信服神。”

——马可福音11:22

 

正确的宣教方法来自对神的启示的正确解读。内地会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她从起初便建立在神的信实和应许,也就是神的话语上。“人需要信条,而且也总是能得到一条”,耶稣在马可福音11:22给了我们一个简洁、明了、扼要的信条[1]。作者引用不同版本的用字向读者阐明,“你们当信服神”,可以读作“你们当抓住神的信实”,若更忠于原文则是“你们当具有神的信实”。[2]在理论上,我们当以神为信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当仰赖神的信实。[3]正如湖面的波光是日光的反射,“人的信实当是神之信实的印记和倒影”[4]

 

然而,撒但的信条是“怀疑神的信实。”他在伊甸园里说的第一句话便是:“神岂是真说……”令人扼腕的是,“有史以来,这类狡辩曾成功地用来拦阻人类对神完全的信靠和完全的奉献。”[5]“啊,亲爱的朋友,如果有一位永生上帝,信实而真实,让我们抓住他的信实吧!”中译本经文说的更明白,“抓住神的信实”便是“信(靠)(顺)服神”。“属神的伟人都曾经是软弱的人,但却因他们信神与他们同在,就为神作了大事。”[6]

 

抓住神的信实,我们就可以“拯救灭亡之人,关爱将死之人,为犯罪的人哀哭,提拔堕落的人”[7];对1875年的内地会来说,抓住神的信实,宣教士们便可进入中国的每一省。

 

用表格形式列出驻华新教宣教士与中国人口的巨大悬殊后,戴德生指出,这正是西方教会不信服神命令的结果,他请每一位基督徒读者自问:“我在为这些沉沦的亿万之众作什么?我是否于他们的血无涉?难道这真的不是主的旨意等着使用我,要我把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奉献给他,为那些失丧之人投身于舍己却蒙福的事奉中去?啊,也许你会从这些悲哀的数据中听到他的声音,因而迫不及待地求问:‘主,你要我作什么?’”[8]

 

广东 直隶 浙江 福建 江苏 山东 湖北 江西 安徽
全省人口 19,500,000 28,000,000 28,000,000 15,000,000 34,000,000 29,000,000 24,500,000 24,000,000 20,000,000
常驻宣教士人数 55 41 38 37 36 27 18 9 1

 

戴亨利的河南之行

 

因着信服神,戴亨利成了“九省第一”。经过13天的奔波,到达汝宁府的戴亨利和张传道决定稍事休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惊疑,他们选择住在城外的客栈。无需后人作任何增饰,这133年前的宣教日记真实地展现了晚清中国人的属灵光景,以及两位福音使者富有创意的“破冰法”:

 

4月17日——我们决定造访周边的一些县城……出发没多久,天开始下雨,我们只能到一座神庙里躲雨。住持对我们非常客气,因此我们也想尽力引领他认识神的羔羊;但糟糕的是,他不仅不识字,也极度地愚笨,所以理解不了我们所说的。临走时,我们送给他一本福音书,他答应去找一个读书人来解说……[9]

 

4月22日——经过(遂平)县衙大门时,我们发现墙上贴了一张新告示。因此,我们站在告示旁,高举一本新约圣经,提高喉咙说:“大君王已经下了一道极要紧的圣旨,大家快来听宣。”这样一来,不仅把周遭的行人都吸引过来,而且也使他们对我们所宣称的“另一位叫耶稣的王”的公义产生了好奇……[10]

 

4月25日——因为下雨我们被困在(西平县)客栈里,但是有几个人找上门来买书,其中两个是药铺老板。……于是我们告诉他们,有一种人人都得的常见病,很多人求医多年仍不得治。其中一人非常认真地追问病名。“一颗败坏的心”,我们如此回答,并问他店里有没有解药出售。当他告诉我们此病无药可治后,两人很认真地聆听我们的“处方”……[11]

 

雨天虽然不便出门撒种,神却赐给他们河南之行初熟的果子——

 

没过多久,一个老人走进来,我们请他坐下,向他传福音。我从未遇见过象他这样容易领会福音的人。他非常清楚地复述我们告诉他的真理……我们一同跪下,求神拯救他的灵魂。接着我们问他,是否真地相信福音。他非常真诚地回答:“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这好消息?”他认为若有人不相信,反倒奇怪。他是一位读书识字的老人,我们给了他一些书。将来我们故地重游的时候,一定会在神的国度中找到他。[12]

 

戴亨利和他所事奉的主一样“虚己”(倒空自己),他“道成肉身”到一个地步,叫人认不出他是个洋人。有一次,全城的男女老少跑到客栈里来看“夷人”,却对站在他们中间的戴亨利视而不见,过了好久才发现这个作中国装束的人,就是他们所要“参观”的对象。另一次,戴、张二人苦于无法聚集足够的听众,后来才发现,他们之所以不吸引人,是因为来往的路人以为戴亨利只是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13]

 

戴亨利也和他所事奉的主一样谦卑,到达此行的最后一站上蔡时,他们已无书可售,因此连夜赶回汝宁,结束了这次为期十天的巡回布道。原来住的那家客栈客满,他们只能和六、七个推车的苦力们合挤一间屋。但是,把自己和睡在马槽里的救主相比,戴亨利仍为自己能躺在床上而庆幸、感恩。[14]

 

祝名扬的湖南之行

 

与戴亨利的河南之行相比,祝名扬的湖南之行惊险多了。读者应该不会忘记,引发安庆教案的反教揭帖就是来自湖南。湖南人守旧、排外,以至于“湖南揭帖”成为两湘文人的长技,举国抄传。因着信服神,祝名扬虽然了解到湖南首府岳州的当地居民比别处强悍,仍然在中国同工的陪同下,于6月10日自汉口出发——

 

周六(19日)早晨我们抵达府城,穿街走巷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有人说我是洋人,有人说我不是。我们看见一间合适的小房子,但我们在当地不认识任何人可以做我们的中保,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求神打动房东的心……房东太太答应了我们的条件,周一我们便搬了进去……周二,房东太太的外甥告诉我们,因为把房子租给洋人,一些邻居开始来找他麻烦;……如果我们能请府台在门上贴张告示的话,邻居们大概就没话说了。[15]

 

同心祷告之后,我和饶传道觉得可以向府台提这个要求。一开始,他拒绝见我,但是我转告他说,这事非常重要,我会一直等到他方便的时候。过了一会儿,他允许我进去说事。他问我有没有他上司的信函,我说除了护照外,我一无所有。起初他拒绝看我的护照,我问他是否拒绝承认政府的图章,最后,他看了我的护照,然后便以兴奋的姿态从椅子上站起来,猛地举起双臂,威胁地质问我是否知道云南发生的马嘉理事件,是否知道他给杀死了,发生这种事后,我居然有胆子孤身来此!他不知道我绝不孤独,也不担心——我们能清楚感觉到神的同在。[16]

 

谈了很久,他说他要请示上司……但因为来去费时,在这期间,我不可出门惹事。谢过府台,我出衙回家。……约一小时后,他差人叫我去。这次,屋里多了三个官员,早上的对话开始重演,但是他故意说了些煽动门口看热闹之人的话。……与先前的许诺相反,他们说无法请示上司,又说即便贴了安民告示也没用,迟早会出事的。他们也说我的护照没有用,我回答说,如果他们给我笔墨,我将在护照上大书“无用”二字,然后退还领事。于是他们收回了这句话。他们说我们必须立刻离城,我回答说,“如果各位大人命令我们走,我们就走。”“啊!”他们说,“我们不能命令你们走。”“那么我们会留下来。”我答道。……他们显然对饶先生(这个和我在一起的当地人)非常恼火,但他非常勇敢,并告诉官员们,他真希望他们能认识神的恩典。约两小时后,我们退出府衙,就在走出大门前,极可能还在官员们的视线内,他们的话开始起作用了。几个流氓大叫:“府台大人不想保护他——揍这个洋鬼子。”[17]

 

暴民开始对两人拳脚相加,几个相貌凶狠的人把住房门,以死威胁两人不许进屋。但是也有几个人,包括邻居伸手相护。祝名扬当机立断,打发一个苦力去请府台派人护送两人上船。因为替洋人送信,苦力脸上被衙役打了两下。幸好他是个基督徒,甘愿为弟兄受苦。即便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祝名扬仍有属天的平安,抓紧时间向官府差役和围观的人传讲耶稣。差役们很快地“平息了民愤”。船行出5英里后,忽然一艘极小的中国炮艇追上来,名义上是保护,其实是想监视他们是否真的离境。[18]

 

由于祝名扬的智慧、决断与忍让,这一民教冲突事件没有升级为“教案”;然而岳州人却因自己的刚硬,大大延迟了听福音的机会。

 

自缅入滇

 

因着信服神,范明德、索乐道在一位美国宣教士罗斯(Mr. Rose)的陪同下,于9月9日自仰光向缅甸首都曼德勒出发。10月号的《亿万华民》上剪辑了一封当地基督徒侨商的来信,十分发人深省:

 

范、索、罗的起行没有壮观的送别仪式……然而,如此平淡的启程,也许正预言了此行的成功,因为他们的使命并非由夸耀、壮观的仪式为起点,那类仪仗我在仰光已见识了不少,最终以在上八莫的失败告终。很多人都会对他们的计划提出推延的忠告……“很多工作可以在英属的缅甸地区进行嘛。”……“在你们用刀剑开路、驯服那些野蛮人之前,千万不要信任他们。”还有很多其他原因被引证,往往归结到谈之色变的“巨魔”丛林热上,现在又正好是该病肆虐的季节。提到这些事,无非是为了表明范、索、罗三人在仰光所激起的深远影响,对这一影响的回应中也许有着太多的关心,太少的信心。我认为推延此行的理由并不充分,我以前绝没少听到这些说法。这星期是我来到仰光的二十周年,因此我对事物的判断决不该被批评为因缺乏经验而不成熟、不稳重。……[19]

 

一个侨居缅甸的华裔回民(Panthays)问范明德,他前往曼德勒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当被告知是为了使云南西部的汉人成为基督徒时,他脸上露出了怀疑的笑容。但是这里的华裔回民早已在众人中把他当作了自己的朋友。前天,我亲眼看见,一个卡可人(Kakhyen)来问范先生讨药品。如果这些异族人已经感受到了言语的力量,难道他们不会同样感受到心灵的力量?[20]

 

……他们合理使用在这里停留的时间。现在,他们已赢得了极多当地人的同情与赞赏。认识象范先生这样的人真是令人高兴,他可以每天花十小时学习缅甸语,知难而进,不知疲倦。他唯一的娱乐便是学习云南官话,现在他已讲得很好。仰光和毛淡棉的人也将深深怀念索先生的离去。如果他到云南后,把当地语掌握到能象在这里用母语对英语会众讲道那样有感染力,我们一定会听到捷报从云南传来。[21]

 

……我不得不同意,象索先生这样一个英国人、象范先生这样一个苏格兰人、加上罗先生这样一个美国人,在神的手中,且服在神的权柄下,此事必然能够成就。[22]

 

在英属殖民地,外交人员、商人、宣教士是三个利益不尽相同的团体,大部分侨商,其中不乏挂名的基督徒,常以嘲讽宣教士的人品与事工为快事。继马礼逊时代的奥立芬(D. W. C. Olyphant)后,本信的作者是另一个基督徒商人,他的信在133年后成了珍贵的史料,有力地证实了范明德、索乐道等宣教士在异国同胞中做了何等美好的见证。

 

温州奇闻

 

信服神的教会,常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10月号的《亿万华民》中便登了一篇值得载入温州教会史的小故事:

 

在一个修建得很好的典型中国城市里,美景如画,一群人正围着一座小桥。住在该城的那名宣教士(曹雅直)即将开始他的巡回布道,他的仆人把他送上船后,回家时穿过一片他平时不常经过的民房。他注意到了这群人,出于好奇,走上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惊讶地发现,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对这一小群认真的听众传讲福音。他侧身挤到讲道人跟前,等他讲完了,人也散了,他才了解到那人原来经常来教堂听道。他从未对教堂里的人说起过他所领会的,也从未要求——也许也不知道——成为教会团契的成员。但是,好种子已经在他心中发芽,自然而然地结出果子来。后来人们才知道,在他就职的府衙里,三百余人中大概没有几个未曾从他的嘴中听过福音。[23]

 

无独有偶,神使用另一个人带领多人来温州教会慕道:

 

老人年近七十,住在河口,一年多来,几乎每个主日都来聚会。他周六到,自己带饭,周一再回去。他劝说同村的几个人陪他一起来。近三个月前,另一个老人跟他一起来听道,这以后,他们每周都一起来。我敢说这老人几天之内就会受洗。有一两次,搭不到船,他宁可筋疲力尽地走约10英里的路到这里,也不愿留在家里。……现在陪他来的那个人,机灵有趣、识文断字,他追求真道起来,也是兴致盎然的。[24]

 

镇江的女校

 

镇江已有一所男校,童跟福夫人一直希望能办一所女校,但当时,没有人愿意把女儿送到洋人的学堂。因为信服神,童夫人不肯轻易放弃神给她的感动——第一个“学生”不足四个月,第二个“学生”只有一个月大,第三个“学生”是个面黄肌瘦七岁大的女孩,她的父母只肯签五年的约(为了防止被指控拐卖女童,需要与入学者的家长签约),但是童夫人则希望她能留个八、九年。[25]除此之外,主日下午的妇女聚会人数也在不断增多,屋里坐不下,只能坐到阳台或台阶上。“她们为了‘饼和鱼’而来,但是我相信,我们理应用各种正当的方法把穷人吸引到真理的声音之下”。[26]

 

生力军们的行止

 

消息传来,贾美仁、李格尔、花国香乘坐的“福洛堡号”已于9月30日抵达上海。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继“三剑客”之后,巴子成(James F. Broumton)和义士敦(George Easton)两位宣教士,也于10月21号乘法国邮船(French mail)出发了;老将麦卡悌(John McCarthy)带领两位新兵德治安(Joshua J. Turner)、布德(C. Budd)乘11月的法国邮船出发,因为这是最经济最快捷的海上交通工具;除了男士们,还有奈特小姐(Knight)和古德曼小姐(Goodman)也加入了内地会的行列,坐“番红花号”(Crocus)蒸汽船赴华。他们的宣教禾场又将在哪里呢?

 

十二月

 

“看哪,我把大喜的信息传给你们,就是将要给予万民的。”

——路加福音2:10(吕振中版)

 

 

在第六期《亿万华民》上,也是1875年最后一期,戴德生用第一个圣诞午夜天使所宣告的话作为本期的信息,引出本年度的事工汇报。“虽然我们本人不能到万民中‘去’,但是让我们的心、我们的支持与祷告能够‘去’”[27]。作为差会的创始人,戴德生认为内地会在这“自极多的祷告开始,由极多的赞美结束”[28]的一年里蒙了神特别的眷顾。

 

读者应该记得,今年一月,瘫痪中的戴德生在多次祷告会上,求神兴起18位宣教士前往9个福音未及之省份。一年下来,内地会收到60多份申请。三年前的10月4日,即从英国返回中国前四天,戴德生在培兰路6号自己的家中成立了伦敦咨询委员会(London Council);这一年,养病期间的戴德生又租下了同街4号及5号的部分房间,使他得以邀请准宣教士住在委员会的隔壁,借此观察他们是否具备到中国宣教的能力与素质。这一年,约有二三十位弟兄和近十位姊妹,因为接受赴华宣教的培训以及参与伦敦福音事工的缘故,与委员会的成员各有几天到几个月时间不等的相处。其中十位(八位弟兄和两位姐妹)已抵达中国、或正在赴华途中。范明德、索乐道、李格尔、花国香、贾美仁、戴亨利、麦卡悌、金辅仁、巴子成、义士敦、德治安……数算主恩的戴德生蓦然发现,九省的福音事工已框架初备。[29]

 

有些宣教士已为读者所熟悉,另一些则尚未出场。如果说戴亨利的河南之行和祝名扬的湖南之行只是楔子的话,接下来的两年里读者将看到内地拓荒的连台好戏。但是,在我们随着宣教士的脚踪向九省进军之前,先与133年前的戴德生一起回顾当年的年终报告。

 

浙江北部杭州府

 

九年前(1866年)的11月,戴德生和同工们搬入杭州新街弄一号,这座两层高的楼房便成了内地会的第一个总部。翌年7月,按立中国同工王来全,监督杭州府治下杭州、余杭及湖州府治下安吉、递铺等地区的各项事工。到了1875年,杭州府教会已相当成熟,但是聚会场所始终是个问题:杭州原教堂的租约到期,续租无望,为了一劳永逸,内地会购买了一处新会址;杭州教会自发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布道团到余杭开荒,但原来的房东因为租房给教会,险些被族长们除名,传道人们不得不另觅楼房;王牧师8月来信,提到差派两位弟兄到富阳拓荒,期望这次能找到立足之地。[30]

 

浙江东部台州府

 

因为路惠理(William Rudland)返英述职,台州教会由一位姓刘的传道人代理监督,虽然蔡文才因为处州教会发生的问题,近期内无法走访台州一带的福音站,但是神的祝福仍然不断临到。除台州、仙居、黄岩、太平县等地的福音站外,还有两处是寺庙改建的支站,由原房东捐给内地会使用,现在两处房东都成了基督徒。[31]

 

浙江东部绍兴府

 

杭州总部设立前两个月,范明德便在绍兴府城建立了福音站,他转往中国西南事工后,绍兴、淞口浦(Tsong-ko-pu)[32]、仙岩、嵊县、新昌、萧山等地区的事工便由宓道生夫妇接管。在宓道生1875年的报告中,嵊县屡被提名:一位慕道友为守主日而受苦,而一位已受洗的会友则因犯罪而使教会蒙羞。信中提到急需寻找“更宽敞、更有益健康的”礼拜堂,可见虽然教会无需再借用祠堂作礼拜,但现有的福音站一定又小又旧。当说起同工稻惟德(Douthwaite)所主持的诊所,宓道生又提到一位由范明德施洗的嵊县籍信徒,他曾又病又瞎,但现已大好,在向病人谈道和在教会讲道时都是宣教士们极好的帮手。淞口浦教会,也结出了初熟的果子,一名有秀才功名的农夫决定受洗。[33]

 

东梅岭小姐(Miss Turner)也为她所主持的女校献上年终感恩,因为她及时收到了一笔前所未有的大额捐款。几周前,一位杨太太请东梅岭小姐和传道人桑小凤[34]到她娘家所在的村子去传道,因为交通不便,几英里的路,来回却需六小时。当地村民很穷,但却愿意听道。[35]

 

与宓道生详尽的报告相比,奉化教会的汇报极其简略,因为江郎笔夫人和孩子们在过去两年,一直疾病缠身。江夫人的信,真实地告诉我们异国宣教所付的代价:

 

有些事带给我们喜悦,但也有很多事使我们伤心。我的丈夫外出走访各福音站去了,大概还要八到十天才能回家。他和查理是家里仅有的两个健康人;乔治每天都有热度,面如死灰;威廉和我则一直患痢疾,医治无效。我常觉得坟墓离我极近极真;很多年轻力壮的都已进入安息,但是我仍在这里忍受病痛,或者说站立等候耶和华的医治,不轻易回头。[36]

 

浙江南部温州府

 

虽然温州教会的成长比往年都大,1874年上半年还只有温州城一个宣教站,一年半以后已增加了东林(Dong-ling)[37]、平阳、处州三个福音站,但一想到该地区之大、人口之繁,仍不得不为该府目前只有四处祭坛而哀哭。曹雅直的年报留下了当地教会很多感人的历史:

 

6月1号,东林教会给一名优秀的年轻人施行了洗礼,这人去年冬天自费在教会附属的学校里进修,秋后还会再来,现在他的家人也开始慕道。因神将得救的人不断添给东林,在信徒家中敬拜已极其不便,但目前的情况下(大概指处州的局势不明),曹雅直无力帮助东林的信徒。温州教会还接待了一位隐士的造访,此人现已与父母家人居住,他渴慕真道,虽然他的朋友竭力想把他拉回来,但他仍紧跟耶稣。他的邻居中也有几人对福音感兴趣,他们时常在一起读经[38]

 

在叙述了这两个故事后,曹雅直呼吁英国教会能差派更多的宣教士来温州:

 

我希望并祈求神能给我们更多的人在这一带和附近的县城巡回布道。温州府散布着几百个小村镇。几乎每周都有来自这些村镇的人进到福音书店,他们听了一会儿道后会说:“你们说的又对又好,但是我住得这么远,没法来听;我也看不太懂这些书。”我遇见过几百个这样的人。当看到他们如此愿意听道,我多半会问他们几时会再进城。通常的回答是:“很难说”或“明年”。现在,我非常确实地感受到,如果我们有人能跟进这些慕道友的话,将有更大的丰收。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听一两次道,就消失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众人都喜欢听他”,(主在的日子如此),今天仍然如此[39]

 

江苏省

 

江苏省的成绩不如预想的显著,在南京、镇江、扬州、清江浦、泰州北部五个福音站,只有两处增添了人数。如果读者还记得童跟福在南京拓荒的经历,就可想象该地区的事工一开始就颇难入手。“我们觉得很多人其实已经信靠了基督,但仍缺乏道德勇气站出来,公开承认自己属于一个被轻看、被仇视的宗教信仰。这与江苏人的普遍性格颇为吻合,当地人的道德怯弱非常显著”[40]

 

1875年,江苏教会失去了两位宝贵的年轻同工,两人都毕业于杭州的教会学校,两人又都死于肺病。其中一个临终时,迫切地劝说母亲和家人转向救主,将来可在天上重逢;他的母亲自儿子死后开始按时去教会。另一个是扬州传道人的妻子,妻子病危时,这位叫桑少良的传道人给内地会写的一封信,可作为中西同工水乳交融的历史见证:

 

自我上次写信,已有很久,但我绝没有忘记您。愿神快快地赐您健康和力量,使您能成为我们这羊群中的小子们更好的牧人。因着神的眷顾,我非常好,但是我的内人病得很重,请为我们代祷。愿神使我们两人一生一世都做真正的信徒,在这地竭尽心力地事奉他,最后迎接我们进入他的国度——这是我的心愿之一……盼望神差遣更多的工人来中国,使漆黑之地看到光明!请把我的问候转达贵国那些帮助我们事工的朋友。我每天都为那些帮助我们的人祷告,但愿他们所播的种子可以获得主丰盛的赏赐。[41]

 

安徽省

 

安徽省的事工虽然尚在翻土、播种的阶段,却已建立了安庆、池州、大同、太平府、芜湖、广德州、宁国、徽州、庐州、凤阳10个福音站,全省八个府,除了颍州府外都有福音站,是当时内地会支站数目最大的宣教区。宣教士们盼望安徽人更为“男子气的性格”能使他们尽早站出来作基督的见证。然而,读者若还记得1869年的安庆教案,便能理解安徽人的男子气也能给福音事工带来另一种阻碍:这一年,凤阳的中国传道弟兄便被人从所租之屋中赶出来,“退守”庐州教会待命。

 

江西省和湖北省

 

因为高学海返英,鲍康宁代理了两个月的江西监督,鲍氏夫妇转往安徽后,九江和大姑塘的福音站便由长驻湖北的祝名扬间歇走访。湖北武昌早已有宣教士住留,内地会在这里建立福音站,主要是为了向福音未及之九省进军时,能有个水陆两便的发散地。

 

自缅入滇

 

范明德9月29日发信,说他和索乐道、罗斯会见了缅甸国王,国王虽然希望他们能留在曼德勒,以便更好地保护他们,却还是签发了一封给八莫地方官的御函,命令他拨给宣教士们土地,协助购买物品及雇用工人。信中也提到希望T. P. Harvey能加入中国西南的事工。Harvey于1869年赴华,工作三年后,返回英国进修医学课程,到了1875年,他已获得内外科及药剂学证书,并积极投入“八莫宣教医院”的筹划。另一位准备加入范、索之行的宣教士是来自金尼斯(Grattan Guinness)所办的东伦敦宣教士培训学院(East End Training Institute)的Josiah S. Adams,他已在仰光事奉了一段时间,并被内地会接受为成员。[42]

 

戴亨利的河南之行

 

因为读者的反应热烈,12月号的《亿万华民》用整整3页半的空间刊登戴亨利的日记,限于篇幅,不能尽录。其中有一个中国人的身影频频出现在戴亨利的记录中,关于此人,我们只知道他姓穆[43],他第一次出现是——

 

4月29日——出门前,三位读书人来见我们,谈过话,其中一人等别人走后留下来询问了更多的问题。他告诉我们,他从一个天主教朋友那里得知了很多教义。我们尽量用新约圣经向他展示神的生命之道,他很快明白了我们的意思,他的头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预备好了。于是我们问他是否相信神子耶稣,他的回答是:“如果我不信耶稣,还有什么可信的呢?”我们便一同跪下,求神打开他的心,赐他圣灵的同证。站起之后,他问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我们告诉他,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是一心一意信靠耶稣,然后通过祷告在圣经中寻求他的旨意。他问我们教会有什么规矩,我们告诉他洗礼和主的晚餐的意义。他请我们为他施洗,因为他马上要回远处的家乡,也许再也见不到我们了。但是我们建议他等几个月,直到他明白真道之后,并告诉他大约几个月后,我们还会再来。他留下了地址,我们也答应会去找他……[44]

 

晚饭后,穆先生回来了,还带了一位朋友。他请我们写一份祷告辞给他,我们告诉他最好的祷告便是奉耶稣的名、如实告诉神他的需要。看得出他很真诚……[45]

 

4月30日——穆先生今早又来学习真道,帮助过他以后,我们一起跪下祷告。可以确定,他的动机是纯正的……[46]

 

5月1日——……今晚,穆先生又来了,要求我们为他施洗,我们不怀疑他的真诚,但仍觉得谨慎不会带来任何亏损。我们告诉他,是对耶稣的信心、而非洗礼使他成为神的儿女。在受洗之前,最好能进一步理解洗礼的意义……[47]

 

5月2日——穆先生今早又来了。我们给他一些书,告诉他,他已拥有的特权以及他的责任,那便是在生活中和言辞上为耶稣作见证,尤其是前者。我们一起为他心中有神恩典的清楚运行而感谢神……[48]

 

无独有偶,另一位唐先生的故事也值得一读:此人50上下,曾在府台衙门供职,在短短两三天里到客栈里来了好几次。4月30日下午,他又来了,戴教士和张传道问他是否相信神的儿子,他回答说,他相信每一个细节,戴、张二人一起跪下为他祷告,并送他一本福音书和一本教义问答。回去后,唐先生一天祷告三、四次。5月2日下午,唐先生再次来时,戴、张二人对他在短短三天里对真道的认识吃惊不已。当提到有人不要耶稣时,唐先生表示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没有耶稣,我们就没有道理可循,耶稣是一切,他救赎了我们,他从天上下来成就此事,在他以外,我们哪里还有盼头?”[49]

 

汝宁城中,因戴亨利的到来而受益的还有两位:胡先生是一位吃斋老人,寻求真道多年而不得,他明白真道很快,决不是泛泛的客套;与他同来的万先生是位私塾先生,通过与天主教徒的接触对基督教信仰已颇有了解,但两人都是在4月28日造访客栈那天,才第一次看到圣经。与戴、张二人深谈良久后,又各自留下地址,邀请传道人家访。5月2日下午,张传道依约去看胡、万二人。戴亨利记录道:“家里到处放着偶像,和我的弟兄(张传道)说话时,他转过身来,指着它们说:‘我把这些放在这里,是因为我没有更好的神可拜;现在我找到了耶稣,所以我要弃绝它们。我知道这道是真理,我的良心如此告诉我。’他简直不肯放我的弟兄走,当他知道我们几个月后还会回来时,便很高兴地说:‘来这里长住吧,我知道城里有很多人象我们一样,在寻找真道。’啊,我们的心,因着神在这城中给我们的祝福而充满赞美。成果何等丰饶!我们不仅仅在撒种,也是在收割;而且神与我们同在。”[50]

 

穆先生、唐先生、万先生、胡先生,历史留给我们的只有一鳞半爪;即便戴亨利的英文日记中保留了他们全名的罗马拼音,我们也无法精确地还原成汉字;但愿到了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我们能在宝座前见到他们,亲口问个明白。

 

戴、张二人于5月4日离开汝宁,经过上蔡、西平、舞阳、保安等地,八天后抵达南阳府,因为当地天主教徒的影响,民众的反应很冷淡。在盘缠和书册都将告罄的情况下,两人于5月16日搭船南下,28日返回汉口,此行共计56天。

 

特别声明:该文稿曾于2008-2009年间在香港《时代论坛》周报上连载,经作者修订扩充后转载于《教会》,在此特别感谢《时代论坛》报社允许转载。

 

 

[1] 引自China for Christ,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ember 1875, vol. 1875-1876, p.55。

[2] 出处同上,p.55。

[3] 出处同上,p.55。

[4] 出处同上,p.55。

[5] 出处同上,p.55。

[6] 出处同上,p.55。

[7] 原文中似是引用一首诗歌:“rescue the perishing, care for the dying…weep o’er the erring one, lift up the fallen.”出处同上,p.55。

[8] 引自同期Table of protestant missions引言,p.62。

[9] 引自同期Pioneer work in Ho-nan, p.60。

[10] 出处同上,p.60。

[11] 出处同上,p.61。

[12] 出处同上,p.61。

[13] 参十月号日记及本期日记原文。

[14] 引自本期,p.61。

[15] 引自同期Our First Attempt in South-Lake Province, p.52。

[16] 出处同上,p.52。

[17] 出处同上,p.52。

[18] 出处同上,pp.52-53。

[19] 引自同期Western China via Burmah, p.61。

[20] 出处同上,p.61。

[21] 出处同上,p.62。

[22] 出处同上,p.62。

[23] 引自同期Let him that heareth say, come, p.62。

[24] 引自Resume of operations for 1875中曹雅直之信, December, 1875, p.74。

[25] 引自同期News from Mrs. Duncan, p.64。

[26] 引自同期News from Mrs. Duncan, p.64。

[27] 引自“Resume of Operations for 1875”,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December 1875, Vol. 1875-1876, p.69。

[28] 出处同上,p.69。

[29] 出处同上,p.69。

[30] 出处同上,p.70。

[31] 出处同上,p.73。

[32] 此为音译,汉字不详,曹娥江上的小镇,距绍兴东南约45英里。

[33] 出处同上,p.71。

[34] 桑小凤传道的见证参1875年7月文。

[35] 出处同上,pp.71-72。

[36] 出处同上,pp.72-73。

[37] 此为的音译,汉字不详,温州府下的村庄。

[38] 出处同上,p.74。

[39] 出处同上,p.74。

[40] 出处同上,p.75。

[41] 出处同上,p.75。

[42] 引自同期Interview with the King of Burmah, pp.66-67。

[43] 该期China’s Millions中,将此人的姓拼为Ma,但是在1876年8月期“Second Visit to Honan”一文中,戴亨利在脚注中更正说,此人的姓在1875年12号中属误拼,他应该姓Mu(见合订本p.181)。

[44] 引自同期Pioneer work in Honan, p.78。

[45] 出处同上,p.78。

[46] 出处同上,p.78。

[47] 出处同上,p.79。

[48] 出处同上,p.79。

[49] 出处同上,p.79。

[50] 出处同上,pp.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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