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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荒宣教精神与基督徒个人主义——华人教会探源系列之二

文/林慈信        译/诚之

 

一、综论

 

19世纪之来华宣教士,多是30与60年代英、美复兴运动所结的果子。他们愿意牺牲一切,为着福音的缘故,被差遣至福音未传到的国家。他们这种献身精神,带着一种独立的个人主义心态。华人基督徒多从西教士身上学了这种独立生存的“开荒牛”思维方式。踏入20世纪,华人宣教士也为着福音的缘故牺牲了一切,独自去偏僻的地区传扬真道。这种宣教精神在今天“第三世界宣教时代”,正在不断伸延下去。

 

这种开荒精神,值得敬佩的是:教会着重宣教事工及个人与主的活泼灵命。不过,负面的影响是:“开荒牛”往往不善于与其他同工或其它差会合作,宣教事工不知不觉地带上了“地盘主义”的色彩。

 

二、个人主义:西方教会传统?

 

这种个人牺牲精神,与顺服大使命有密切关系。从司提反、使徒保罗,到中世纪的修道士、圣徒,他们把福音带到西欧、北欧及亚洲。现代宣教士都跟随这二千年的传统。

 

16世纪,马丁·路德呼吁罪人直接来到神面前,面对基督十架,接受因信称义的恩典。人到十架面前,罪的重担得脱落,在神面前委身,为主而活,从此以后,凡事荣神益人。宗教改革之后,英国的清教徒运动也呼吁人不断地自省、悔改、为罪忧伤,立志顺服神的律法。不过,清教徒的属灵神学与当代西方个人主义大不相同。清教徒的异象,乃在建立与神立约、守约及彼此立约的教会。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移民至北美洲(1620,1630),在新大陆建立“山上的城”(参太5:14)。清教徒的圣约神学将个人与群体(教会)放在主耶稣的主权下。

 

清教徒属灵神学影响了十八世纪德国的敬虔主义。敬虔主义者看见德国教会死气沉沉的现象,因此组织了查经祷告聚会,重新强调个人与神的关系。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社团。不过,经过了19世纪的凯锡克(Keswick)等运动,敬虔主义传到中国时,多注重个人灵命,少注重团体之建立。

 

三、个人主义:历史(世俗)的影响

 

教会内的个人主义,也受到历史和社会的影响。美国人在1776年革命成功后,纷纷到(当时的)西部开荒。1750至1850年间,卫理公会和浸信会在美国的人数剧增(相对之下,公理会与长老会则增长缓慢),与当时的开荒精神不无关系。卫理公会与浸信会强调个人的属灵经历及自立、自治的教会(或团契)。美国历史学家注意到,美国人有一种个人主义及实用主义的性格,这与他们所居住的“待开发之土地”(the virgin soil)有密切关系。

 

开发者从东岸移居到西部(即今天美国之中西部与南部),建立新的家园、市镇、教会、学校;19世纪,一种温和、亲切的乡土文化被建立起来了。宣教士就是从这个乡土文化被差至19世纪中国的乡土社会去开荒!不幸地,当两种乡土文化相遇时,因着种种的误会而产生冲突。这误会至今仍未完全消除。

 

四、19世纪中国基督徒之个人主义

 

天津条约(1858)、北京条约(1860)之后,基督教的宣教士开始向中国内陆传教。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敌视西方的、狭窄的民族主义心态:当时最反对宣教士的就是士大夫与官绅之辈。宣教士最初所结的果子自然就是与他们接触最频密之人士:他们的佣人、厨子、秘书、翻译员、中文老师等,还有他们医疗或教育(办学)宣教的受惠者。这些人信了基督,很多被家人赶了出来,《暗室之后》的作者蔡苏娟女士就是著名的例子。早期华人信徒被情势所迫,自然成为强烈个人主义的、独立的宣教士。

 

中国的官绅对这批早期信主的基督徒十分蔑视,称他们为“二毛子”,认为他们是“洋鬼子”的走狗。因此第一批的中国牧师与传道人做出了极大的牺牲。

 

感谢神,无论环境多么恶劣,福音总被传开了。20世纪初,华人信徒组织了宣教队,往内地及南洋传福音;30年代的伯特利布道团尤为著名。中国内地福音的需要自然要求宣教士做出极大的牺牲。

 

1950年之后,在西方、现代处境长大的海外华人信徒,学会了新一代的个人主义:第一代信徒多是透过学生工作、基督教学校或青年福音工作接触福音而信主的。现代西方之青年布道法,多注重个人生命的意义,及个人决志信主之重要性。相对之下,全家归主之福音策略不大发达。随着后现代的来临,家庭瓦解,人心破碎,向“个人”传福音之需要日益迫切。群体之建立愈来愈显得困难。

 

五、21世纪之基督徒个人主义

 

今天,华人教会已差派出数百位跨文化的宣教士,在“10/40之窗”开荒、植堂。21世纪的基督徒个人主义又会带上怎样的色彩?

 

我们必须继续牺牲一切,不顾代价地将“X一代”与“Y一代”的后现代人带到基督面前;在未得之地更需如此。今天的宣教士尤需长期作战的毅力,走当走的路,打美好的仗,至死忠心。为主舍己的精神,必须在21世纪传下去!

 

不过,21世纪的宣教士同时要建立团队合作的精神。今天,无论是西方教会或海外华人教会,上一代教会与宣教领袖都已到退休年龄,我们正在渡过一个漫长的领袖转型时期。接班人是谁?他们会活出怎样的团队精神?这是普世教会拭目以待的。

 

中年的华人领袖能作X一代青年领袖的好榜样,活出彼此坦诚、支持、帮助的事工形式吗?

 

我们极需学习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和罪过。我们需学习作“透明人”,承认自己的成圣工夫尚未完全。X一代的青年同工,知道上一代的领袖不是完全无罪的!他们不会再接受“完全领袖”的神话。他们要看见的,是上一代领袖的挣扎、跌倒、再起来,他们要看见神的恩典在软弱人中是够用的;他们要看见上一代不断地长进再长进;事奉再事奉。

 

这种不断的长进是需要别人扶持的──可能是华人、西方或第三世界的主内同工。

 

十多年前,蔡元云医生在《呐喊》杂志中提出了心中的呼喊:“我需要弟兄!”,这不正是21世纪教会主人翁(即今天之青年信徒)的渴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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