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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徒与战士——许春草传

 

著/张圣才  缩写/江登兴

 

他有个理想,就是“正义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滚滚”,畅流无阻在祖国大地之上。他认为只有当人民享受到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无恐惧之自由,不虞匮乏之自由的日子,地面上才有和平,人民才有幸福。而这种自由,是从耶稣基督的福音产生出来的。离开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平、公义、仁爱、宽恕的社会是难以实现的。

 

 

辛亥与讨袁

 

许春草(1874-1960),祖籍安溪,出生于厦门。他原是个泥水工,参加过辛亥革命、讨伐袁世凯、讨伐陈炯明、抗日等等各个近代史上重要的斗争。他的有几句名言:一曰,人民反对暴政不必向政府备案;二曰,有公愤无私仇;三曰,不与魔鬼结盟,不与罪恶击掌;四曰,对付外国侵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钱无力出命,“我出命”。

 

1907年,许春草于孙中山倡立同盟会的第三年参加该会。为厦门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

 

辛亥(1911)年,作者只是一个九岁的小娃娃,光复厦门那天早上,我同我的第二哥哥张明哲,抬着一块糖果(即年糕),要去五崎顶倍文齐印刷店,赠送我的舅父许文岩时,路过石路街看见许春草骑在一头红色马上,手持红旗,率领数百上千人的部队,进攻厦门清廷的政权中心“提台衙”,部队没有遇到抵抗。我和二哥见此情况,心中怦怦,惊喜参半,抬着年糕,疾步而过。当时,在我这小孩子的思想中,存着一种光荣感:“我的姐夫许春草是革命军的头头!”

 

袁世凯称帝后,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声讨袁世凯。许春草和在厦门的许卓然等人被委任为中华革命党的领导。许春草当中华革命党闽南党务主任,两次光复厦门未果。

 

许春草是个建筑工程师,讨袁革命成功之后,他便中止革命活动,在厦门恢复他的建筑行业。

 

 

讨贼军总指挥

 

1921年,许春草应孙中山先生之召,前往广州。中山先生叫他在厦门设立国民党联络站,发展党员,并准备发展武装,以备北伐。经过半年以上的努力,他在厦门、福州各登记党员近千名,准备起义。

 

1922年6月,孙先生避难白鹅潭的永丰舰。那时候,孙先生和许春草的联络同志郑螺生先生,正在鼓浪屿商谈问题,许建议,请孙先生到厦门暂避。孙中山指示郑螺生立即返回厦门,着许春草尽快夺取厦门。并发下委任状,委任许春草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

 

许春草加紧准备夺取厦门,因故挫折,而孙先生已安全撤离白鹅潭,去上海。为从闽西南夹攻陈炯明东江据点,许春草仍一往直前,在福建各地一共成立九路讨贼军。

 

同北伐军许崇智的内部矛盾,使许春草对武装革命,大大失去信心,从1923年起,他就不再参与国民党活动,基本上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回头来他致力于民众运动。日本特务及台湾流氓多次阴谋暗杀,许春草毫无畏惧。他从来没有携带自卫手枪,更没有保卫人员。有一次朋友来告:台湾公会会长陈长福接受任务,非杀许春草不可,劝许谨慎。许春草说:“人的性命在上帝掌中,陈长福无法害我。”

 

 

中国婢女救拔团

 

奴婢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悠久的恶俗。大户人家把穷人的女儿,从七、八岁买进来当牛作马,百般虐待,往往迫害致死。有幸活到一定年龄,不是收留为妾,便是贩卖为娼。婢女命运之惨痛,甚于美国的黑奴。

 

对婢女的不幸遭遇,许春草从幼年时代就有强烈的同情。皈依基督教之后,看见人家虐待婢女,许春草总是按捺不下内心的怒火,经常出面干涉。有一次他被婢女的主妇抢白说:“婢女是我用钱买来的,要打要杀你管不着!”这一句话,触动了他的深思:“用钱买来的人,便可以打杀自由?”这个理由,对他来说,不是味道。因此,他立下志愿,有朝一日,我有了力量,首先就要解放婢女,如同林肯解放黑奴!“中国婢女救拔团,”就是在这种志愿下组织起来的。

 

许春草有个坚强的意志与信心。无论做什么事,经过他深思熟虑,迫切祷告,认为符合上帝旨意,无论碰到多大的阻力,和如何的困难,以及受到何种挫折,绝不退却,绝不屈服。“中国婢女救拔团”的设立也是同样。他考虑到:凡是养得起婢女的人家,都是家庭拥有资产的富豪和有权有势的官僚家庭,虐待婢女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中国婢女救拔团的出现,就站在他们的对立面。面对官僚和富户的双重压力,能撑得住,支持下去吗?当他考虑到这里,过去在社会上听到的婢女被殴打的皮鞭声,悲惨的哀哭声,重新刺进他的耳朵。他认清这是上帝的呼召,他责无旁贷,决心干下去!

 

1929年,许春草在鼓浪屿笔架山观彩石召开一次“群众”大会,倡议成立“中国婢女救拔团”解放婢女。虽然响应号召主动前来参加的不上百人,但许春草严肃而郑重宣布开会。站在讲台上,慷慨激昂,控诉蓄养婢女的罪恶,谴责一切蓄养婢女的人家。他在举例中,涕泪滂沱,听众同声饮泣。他最后一句结束语说:“愿有良心的兄弟姐妹们,跟着我来!天父支持我们!”

 

中国婢女救拔团发表宣言,痛斥蓄婢制度,要求养婢人家,立即解放婢女。并提出几个办法:

 

1)  让婢女进学校读书,以进学校为标准。课余回家,仍可帮理家务;

2)  婢女不堪虐待的可以逃来救拔团,由救拔团收容教育,给以衣服膳食,并保证其生命安全,健康成长;

3)  受到残酷虐打中的婢女,中国婢女救拔团要以武力抢救,不惜牺牲;

4)  中国婢女救拔团设立收容院。婢女进院,改称院生,按年龄程度接受教育,够上中学程度的,保送入中学。达到结婚年龄的任其自由选择配偶,由救拔团主持婚礼。

 

这份宣言,印发五千张,分发厦门、鼓浪屿各界人士,震撼了统治阶级和蓄婢家庭,这么一来,他们不能再养婢女,不能再随心所欲打骂、糟蹋婢女了。有人说:“许春草又在造反了!”

 

被触怒的党政军警及司法当局召开紧急会议,党部提出,按法令,中国婢女救拔团没有履行民众团体登记,是不合法的组织,所有军政法机关,有权加以取缔和镇压。由此,社会上就产生各种议论:法院宣布,婢女救拔团及其领导人犯上刑法破坏家庭罪,应受法律处分。

 

政治压力够重的了,但经济压力更加严重,许春草组织婢女救拔团的时候,正是福建讨贼军收场之后,他典尽卖空自己历年积下来的微薄家当,用来遣散奉孙中山先生命令解散的内地民军,免流落为害地方。

 

由上海中华国民抗毒会总干事黄嘉惠支持,救拔团租用原德国在鼓浪屿旗尾山的领事馆旧址为婢女收容院,解决院址问题,婢女陆续投奔来院多至二百余人。许春草按照救拔团章程,予以教养及择配。

 

按收容院章程,凡婢女不堪虐待,逃进收容院,办理登记之后,负责职员便分头通知许春草和医生,他们通常是先后赶到收容院。由医生检验难女身体,填好表格,并签名负担法律上证人责任。多数难女都是遍体鳞伤,履次使许春草泪下如雨。遇重伤难女,许春草立即送往医院治疗,得到医生护士的特殊照顾。医院当局,还酌情优待医药费。在医生护士的大力支持下,七、八年间,除了一个重伤难女不治身死之外,二百余名院生,没有发生过病情事故。

 

救拔团宣告成立的第三个星期,便有一个厦门海军警备司令部副官王经的婢女,前来请求庇护,许春草照章予以收容。这就引起了一场风波。一个副官,本来算不得什么,但是这个副官却是警备司令林国赓的外甥,气焰比一般豪绅高得多。按照救拔团的章程,婢女前来请求庇护,该团立即发函通知养婢人家,并在报纸上发表新闻,宣告这位婢女已在救拔团受到保护,得到解放。王经接到通知,又于第二天看见新闻报道,大发雷霆,对许春草大有灭此朝食之势。他首先派人前来交涉,要求发还婢女,许春草告诉来人:“我们婢女救拔团没有发还婢女的章程”,拒绝他们的要求。王经便申报他的司令舅舅,要派陆战队来武装夺人,许春草对此早有准备,召集会员数百人(那时候签名志愿参加中国婢女救拔团的群众已以四千余人,其中少壮建筑工人二千人左右),各执棍棒,武力保护婢女收容院,等待抵抗。但是婢女收容院设在鼓浪屿,当时还是租界,海军陆战队未经洋人的许可,不敢进入。只好通过会审公堂照会工部局,控告许春草拐诱王家婢女,囚禁收容院,要求派巡捕起赃。许春草在鼓浪屿基督教有一定的信誉,还有几次较量过洋人,所以工部局对会审公堂说:“这样的一种问题,你们中国人自己去调解为好。”——等于拒绝了厦门的要求。会审公堂出面要求和许春草对话。许春草派了一个团员去见他。会公堂见劝说无效,威吓救拔团代表:如不把婢女从速送还王副官,许春草就别想再过厦门,一到码头,就要逮捕。许春草听后一笑置之,既不放还婢女,也不会“不去厦门”。

 

1930年,日内瓦国际联盟的“反对奴隶制度组织”一个考察团前来远东考察。到上海时,听到中国婢女救拔团的情况,特绕道前来参观,肯定许春草的救拔团符合反对奴隶的宗旨,要求鼓浪屿领事团通知工部局不得干扰,方减少了一些压力。

 

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鼓浪屿,中国婢女救拔团及婢女收容院,被日军解散。

 

 

反对暴政,不必登记

 

许春草从泥水徒工的时代,便结拜了数以百计的兄弟,在此基础上成立建筑公会。1921年,许春草应孙中山电召前往广州汇报厦门情况。孙先生当面指示,改名为“厦门建筑总工会”,和广州建筑总工会同一规格。至1925年,工会正式登记的会友达到三千余人,非正式会友近五千名。

 

改名易帜后,到抗日前近于独裁统治的那些年月,即1928—1937年十年间,厦门建筑总工会反抗当权者的无理斗争不下十余次,有时很激烈。

 

鉴于国民党地方政权的腐败,贪污无能,对人民的事务漠不关心,只知利用职权敲诈、       勒索。许春草拒绝厦门国民党政权对建筑总工会的任何干涉。坚持不向国民党党部和警察局履行人民团体登记手续,也不接受他们的命令,不参加他们的群众活动。坚持得最彻底的是不向他们登记,不让他们派人“指导”。这一点,扫尽了统治者的威风。他们千方百计,以打倒建筑总工会为他们统治厦门的第一目的。

 

厦门国民党结合他们的警备司令部,海军陆战队和公安局武装警察,对建筑总工会软硬兼施。另外组织一个所谓“砖瓦工会”包运建筑材料,禁止建筑工会工友起卸砖瓦及其他建筑材料,派军警守卫码头。许春草动员了近三千多名工友,包围起卸码头,驱逐守卫该码头的军警,保卫工友,起卸砖瓦建材。厦门国民党党部会同海军陆战队,出动全部武装警察及侦缉队,准备镇压。许春草率领三千多工友保卫搬运建材。最后打赢了这场有可能引起大冲突以至大流血的事件。许春草年轻时已经信仰基督耶稣,在这个斗争中,许春草每过一小时,进入密室祈祷一次,力排众议,不达到搬运示威的目的,绝不收兵。这也可以看到他信心的坚定。

 

193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来厦门,厦门国民党领导兢相向林森告状,说许春草抗拒党的领导,以致厦门无法发展党务,要求林森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林森原和许春草相识,派一位华侨老国民党同志叫叶独醒,去请许春草到他的行馆谈谈。许春草问叶独醒先生:“子超(林森)叫我去做什么?”叶老先生说:“大概是为了建筑工会的问题,人们向他告状,子超想和你谈谈这个问题,总是希望建筑工会向党部登记,接受党的领导。”许春草回话说:“独醒兄,你我无话不谈,你回去转告子超,不抵抗者把整个东北断送给日本,你身居政府主席,没听到你说一声正确的话。如今我许春草办一个民众团体,没有向党部登记,你林子超就和我过不去,我决不去见他。至于登记备案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人民反对暴政,没有必要向政府去登记。孙中山先生反对袁世凯,我就没有听说他去向袁世凯备过案。”在这里他实践他那句经常引用的格言:“不与魔鬼结盟,不与罪恶击掌。”

 

 

抗日救国会

 

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国民政府通令全国,抑制人民反日活动。人民道路以目,不敢有所作为。街上偶然发现几张反日传单或标语,基本上是爱国份子组织的秘密活动。对此,许春草另有他的看法。

 

为了抵制政府抑制民情的禁令,许春草从“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便组织反日宣传队,分别到厦门建筑总工会所属七个区会,宣传反日,这个活动几乎每晚都举行。又组织建筑工人纠察队,负担维持秩序,不听军警干涉。

 

许春草决定组织厦门抗日救国会,争取公开活动。他邀请厦门大学教授黄幼恒等十数人,同建筑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一致赞成公开反日,并分头联络各界民众团体及社会活动分子,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厦门抗日救国会”,挂出“厦门抗日救国会”的招牌。

 

厦门抗日救国会成立于1931年十一月初,距离“九一八”事件不到二个月,是全国第一个公开的群众抗日组织,为抗日地下组织提供了一个公开斗争的机会。这个组织从发起到抗战,都在许春草所领导的厦门建筑总工会大力支持下,它的文武各种形式的斗争,都有许春草的血汗。

 

抗战八年,许春草奔走南洋各地宣传抗日,声嘶力竭,席不暇暖。所到之处,受到侨胞热烈欢迎。由于他是个忠实基督徒,在教会中有一定的信誉,所以他对华侨的宣传,解除了各地基督徒的精神顾虑,放心参加抗战。这在抗日运动中可算一种独特的贡献,为一般抗日人士所莫及。南洋沦陷后,许春草返回祖国,祖国大后方各省,亦遍布了他爱国活动的足迹。不论多么危险,即使是在敌机密集轰炸的时刻,他每日清晨必按时刻寻找一个安静地方,或山上,或水边,为祖国祈祷。

 

鼠疫是不治之症,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更是这样。就在这样时期,厦门曾经有二、三年,每年必发生一次严重的疫情。疫情可怕的程度,使得居民出门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地址,写牌挂到自己身上,以防途中患疫倒毙,无人收殓。许春草信主之后,从教会里学到一点卫生常识,知道鼠疫传染的利害。他在教会发起组织一个七人的防疫小组,自己带头,碰到教会会友家患鼠疫,这个防疫组立即驰到病家,先将无病成员迁移到隔离场所,病人即由防疫七人轮流照顾,直至收殓埋葬,不让无病亲人插手,以防感染,这是一种如果没有信心和爱心的人做不出来来的差事。连接两三年,每逢鼠疫流行季节,这个七人的防疫小组,便主动为病家服务,在神的照顾下,这个七人小组,没有一人感染鼠疫和死于鼠疫。

 

 

他的信仰

 

因为父亲被洋人骗卖一去不返,把他的家庭推入艰苦的深渊,少年时许春草对洋人和洋教痛恨入骨。但是他后来却信了基督教。

 

许春草佩服孙中山先生,他第一次听到孙中山伦敦蒙难的情况时深受感动。在孙中山被清廷驻伦敦使馆特务绑票,准备偷运回国报功的极危险时刻,孙中山恳切祈求上帝给予拯救,结果得到各方面的声援而脱险。其中经历处处见到上帝的照顾。孙中山的这个故事,加强了许春草参加革命的决心,使他在爱上帝与爱人的道理上,获得进一步的统一。

 

有一位美国牧师,也可以说是他的好朋友。他从这位牧师得到当时没有地方听到的世界知识,有好几位闻名的美国人,如华盛顿、林肯都成为他为人处世的典范。尤其是林肯的事迹,对他的帮助更大。他非常欣赏林肯的诚实与仁慈。他说:“林肯为解放黑奴,挽救联邦免于分裂,发生内战,实在出于不得已。但是他在内战中,能够做到对个人全无仇恨,对人民满怀热爱,对真理彻底坚持,是极不容易的。”他认为林肯对政治道德的示范,功劳远远大于任何政治家。孙中山先生提出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权,百倍加强他一生追随孙先生的热情,而这个人民政权的精神,是林肯所概括的。

 

许春草信仰基督教,他的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呢?全世界的基督徒数以十亿计,有些人认为上帝的存在是虚构的,耶稣基督是历史上的人物,同托尔斯泰、雨果、孔丘、孟轲一样,他们都为人类的社会说些中肯的话语,也做一些有益于人类的实际事业,但认为耶稣基督和他们一样是人不是神。

 

许春草皈依基督之后,他的信仰内容,同上面这些看法有明显的不同,他深信宇宙中存在一位全能全智全爱的真神,他存在于宇宙之中,却不限于宇宙之内。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又是统管万物的主权者。惟有他至上、至尊、至圣、惟有他是“无限与绝对”的,许春草是这位上帝的受造者。由于人类没有一个好人,“连一个也没有,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他们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道,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无神”,以至世上发生各种不幸的事故,造成人类沉沦的后果。许春草相信上帝出于自己的无限慈爱,不忍世人沉沦,自己道成肉身,在耶稣身上,显示自己的慈爱,为人承担罪恶的代价,在十字架上,成全了他的慈爱与公义,救赎世人进入永生。他毫不动摇地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自己成为肉身的人,无以名之,名之为“上帝的独生子。”

 

基督教有一个派系,强调属灵生活,以追求未来的永生为人生最高的目的,而不重视世上人间的问题。许春草指出,圣经的话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可以说是属灵一面的生活,而“爱人如己”,却和爱神一样的重要。一个诚实有属灵生命的人,一个尽心尽意爱神之人,一定要表现出爱人如己的行为。因此,当人民在苦难中不能自拔的时候,基督徒有绝对的责任去救拔他们。

 

许春草自信耶稣基督以后,便把祈祷作为他生活的最重要项目。他除了礼拜天到礼拜堂做礼拜之处,每天早、午、晚作三次祈祷,午夜三点钟,他还要作更长时间的祈祷。他把祈祷当为他的生活。他可以通过祈祷来得到和罪恶斗争的力量,通过祈祷来解决一切难题,通过祈祷来取得内心的平安。他的重视祈祷,达到神秘的程度,令人难于理解。不断祈祷的生活,使他享受到很大属灵的恩赐。

 

信心生爱心,爱心就是我国的“仁”。古人说:“仁者无畏”!许春草由于信主,确实达到“无畏”的地步。

 

末了期盼:民主自由的祖国

 

许春草自从皈依基督,到八十六岁终年,无论他所做的是国家大事,或者是服务个人的小事,他都以耶稣的真理为指南,他的所有活动,贯穿着一条十字架的红线。他喜欢把自己的名字中的“草”字比作自己的一生。他说:“我天天背负三个十字架,一个是国家、一个是教会的,另一个是家庭的十字架。在这三个十字架的重压下,他有时有如耶稣基督走上各各他那样,心力交瘁,有时像以利亚在亚哈王追捕下,灰心失望。但是他倚靠天父,屡蹶屡起,横眉冷对千夫指,毫不畏缩。

 

许春草拥有一座二层半的住宅。这是一座花岗石的建筑物,占地约一百二十平方米。屋基是他出价买的一块荒山坡地,他采取地面花岗石为建材,费时三十五年,至今尚未落成。因为他并没有现成的整笔现金来盖房子,而是在他三十余年中,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砌上去的。自己是一个建筑师,没有事情时,自己动手。这座房子一度被政府托管,现在落实政策,已经发还。

 

许春草孩童时期,有一次吃到从来没有吃过的山芋蛋,太香了,却没能随心所欲的吃个饱。他不胜遗憾,许下一个宏愿:“将来会赚钱,一定要吃它一顿饱”,穷小子这个宏愿,后来算是实现了!

 

然而许春草这一辈子,还有一个宏愿未见实现。这个宏愿使他日常处于一种期待中——期待有一天,天国降临在地,如同在天。他直到八十六岁的晚年,丝毫没有老年人衰残之感。他天天在家里的走廊上日行十华里,煅练身体,等候天国降临。

 

他有个理想,就是要求“正义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滚滚”,畅流无阻在祖国大地之上,(许春草先生的儿子许牧世先生数年前回忆说,许春草先生所盼望的是一个宪政的政体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他认为只有当人民享受到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无恐惧之自由,不虞匮乏之自由的日子,地面上才有和平,人民才有幸福。而这种自由,是从耶稣基督的福音产生出来的。离开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平、公义、仁爱、宽恕的社会是难以实现的。

 

但原许春草这一生的第二宏愿得到天父的成全!阿们!

 

1984年5月

 

 

者张圣才简介

文 / 江登兴

 

本文由编者江登兴根据张圣才著《基督徒许春草传》(注1) 缩写而成,现在的题目是编者加的 。作者张圣才先生,原为厦门著名文人,后被国民党逮捕,在共同抗日的条件下与戴笠达成合作,为军统厦门、香港、菲律宾负责人(还是上海方面领导,具体职务待查)。

 

在菲期间,出入生死,事先据情报分析日本可能轰炸珍珠港,后来麦克阿瑟将军对此深为感激,曾称他为好情报员。

 

抗战后返渝,戴笠说,明日见委员长,你去不去。他说:“我要回厦门看母亲。”1949年蒋介石两次召见,而此时张圣才先生正致力于策动福建全省易帜,两次拒见蒋。

 

此间同潘汉年合作营救一批国统区人士到香港,包括王亚南教授等。

 

建国后入狱加流放凡数十年,自称:一生坐过日本人的牢,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共产党的牢。曾谓人生三大乐事:“没抓着、出监狱、借到钱”!

 

他因为出生于基督教世家,第一次入狱后清楚地认识上帝并且得救,文革在囚禁中,因为坚持信仰,要枪毙他。他对威胁者说:“你有手枪吗?有手枪你杀了我,你们关了我这些年我更加信了!因为我信耶稣基督你们枪毙我,我很高兴!”

 

流放归来,张先生任闽省政协委员。1982年,在厦门市政府,有记者突击给他递纸条,问他当初为何起义,他说:“当时国内一片黑暗,只有延安一点光明,那时共产党是为人民的。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不为人民了,我会再次起义。”时已年八十有余。

 

1990年,写信抗议此前某重大事件,称自己半世纪政治斗争下来,一直说真话,这点信念是自己良心的起博器。此信传出,家人害怕非常,张先生乃致电朋友:“我老了,他们拿我没办法了。”

 

先生晚年清晨即起祈祷。张先生家人告余,他九十多岁时常半夜起来,跪在上帝面前痛苦忏悔,因为自己当年率数百将士起义,而此后死的死,关的关。也许他心中伤痛只有在上帝面前述说。

 

2002年5月26日世界几百名学生故人齐集厦门为先生祝百岁。先生发布文告:“我在天父的带领下,毫不妥协地走过了一个世纪……”八天后先生安然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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