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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伽芬(Gaffin)教授及其神学贡献

文/禾壮

 

伽芬(Gaffin)教授堪称当代改革宗神学的巨匠。他受教于创立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第一代神学家,尤其是John Murray,E. J. Young(伽芬的岳父)和Cornelius van Til等大师,但他也继承了改革宗圣经神学的开山鼻祖,老普林斯顿神学院教授Geerhardus Vos的衣钵[1],同时吸收了当代荷兰改革宗神学巨擎Herman Ridderbos对保罗研究的重要贡献[2],从而集当代改革宗神学最优秀的成果于一身,进而产生出以基督为中心的救赎历史观。

 

从救赎历史(historia salutis)和救赎程序(ordo salutis)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救恩和上帝的启示,是公认的近一个世纪以来圣经神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却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伽芬在他的博士论文The Centrality of the Resurrection: A Study in Paul’s Soteriology (1969)[3]中,在前人的开拓性工作基础上,透过严谨到近乎苛刻的释经,厘清了耶稣基督复活这一历史事件(属于historia salutis的范畴)与基督一次且永远成就的救恩之间,以及该历史事件与基督徒个体及教会在基督里获得的救恩(属于ordo salutis的范畴)之间,在结构上和性质上的关联。概括而言,以已然与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的张力为特征的末世论(eschatology)是圣经启示最根基性的线索,救赎历史正是以此为导向的,救赎历史完成之时,也就是末世开始之时;救赎程序中的事件是以与受死、复活、升天的基督联合为核心,具有类似的(analogical)末世论特征。这个架构性和根基性的神学贡献,解决了救赎历史和救赎程序二者之间的关系的难题,对后来的改革宗神学研究和教会生活中遇到的许多具体问题,具有结构性和原则性的指导作用。仅举数例,其重要性即可见一斑。例一:圣灵在五旬节当中的作为是属于救赎历史范畴的事件,而圣灵在基督徒个人身上的工作是属于救赎程序范畴的事件,同样是圣灵在做工,但二者的异同与关系如何,对当下教会中关于灵恩的讨论非常重要[4]。例二,耶稣的复活亦即耶稣被圣灵称义(justification),是末世性救赎历史事件,而基督徒的称义是救赎程序中的事件,同样具有已然与未然的末世性特征[5]。今天的西方神学界正在为如何理解保罗的称义观,特别是称义的未然性与已然性之间的关系,辩论得沸沸扬扬,已经影响到教会生活的层面。例三:基督耶稣舍己背十字架是救赎历史中的独特事件,基督徒受苦背十字架属于救赎程序中的一环,这两种背十字架有何异同和关联,正是《十字架的功用——末世论和基督徒受苦》一文所探讨的内容。

 

伽芬从救赎历史的角度对新约正典性的阐述[6],和从历史神学的角度对改革宗历来持守的圣经权威性的辩护也有很大的贡献[7]。上帝独特而权威的启示不仅是伽芬的神学根源,也是它的规范。在圣经中上帝对他的儿女们所说的话,不是要让他们质疑,而是让他们解释它、应用它,必要时为它辩护的。他是一位非常严谨而又忠心的新约解经家,坚持让圣经自己说话。

 

作为横跨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两个学科的神学家,伽芬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精确而简练的总结。他不认为圣经神学比系统神学更具有根基性和主要性,它们的关系是:交相呼应,彼此充实,互相矫正。但他认为给救赎历史的大背景以充分的重视,对正确的解释圣经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正确的解经,系统神学就失去了它的命脉。圣经神学故此是系统神学不可或缺的“仆人”[8]

 

生活工作与事奉背景

 

伽芬是美国宣教士的后代,1936年生于中国北京。在加尔文大学(Calvin College)毕业后进入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攻读新约,1965年成为该校最年青的教师,1969年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之后他留校任教,教授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直到2008年退休。他43年之久的教导与研究生涯,结出桃李满天下,其间好几代求学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神学生,罕有不被他和蔼的风格和忠心的教导所感染和改变的。也许是出生于中国的缘故,他对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华人学生有一种特别的情谊,对中国教会的成长非常关心,与许多已经毕业的华人学生保持联系,尽力帮助他们事奉中的需要。

 

伽芬的学术生涯是在教会生活的大背景之下展开的。他是正统长老宗教会(OPC)按立的教导长老,在很多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参与事奉。他曾经担任过OPC教会海外宣教委员会主席,教会间关系与教会合一委员会主席,并曾担任过OPC全国大会主席。像他的诸多改革宗前辈一样,虽然肩负繁重的神学研究与教学责任,但伽芬忠心委身于基督的教会的心志从未打过折扣。他始终关注并服事教会,用圣经真理装备坚固教会。他做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学术成果本身的深奥和创意,而是为了建造教会、服务教会。他的学术产量也许不能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但它们对帮助教会持守完备的圣经真理所发挥的价值无法衡量。

 

华人教会对伽芬的贡献迄今了解甚少。但愿赵刚翻译的这篇短文只是一个开始,让伽芬的饱含属灵营养的神学作品,喂养处在饥渴中的中国教会!

 

 

[1] 详见伽芬编辑的Redemptive History an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the Shorter Writings of Geerhardus Vos (1980)。

[2] 详见伽芬仔细翻译的Ridderbos的著作Redemptive History and the New Testament Scriptures (1988)。

[3] 后来更名以Resurrection and Redemption (1987)出版,成为他的代表作。

[4] 详见Perspectives on Pentecost (1979),被翻译成中文《圣灵降临的剖析》。

[5] 详见By Faith, Not By Sight(2006)。

[6] 详见“The New Testament as Canon,” Inerrancy and Hermeneutic, edited by Harvey Conn (1988)。

[7] 详见God’s Word in Servant-Form (2008)。

[8] 详见“Systematic Theology and Biblical Theology,”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 38,3 (Spring 1976), pp.28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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