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期刊栏目 | 神学探讨 | 基督教牛肉面

基督教牛肉面

文/康来昌

 

有没有“基督教牛肉面”?

 

没有,只有好吃或不好吃的牛肉面。基督徒做的牛肉面,不一定比非基督徒做的好吃,如果手艺不佳,材料不好,缺工具,厨师再敬虔爱主,也做不出好牛肉面。如果手艺好,材料好,即使厨师打老婆、酗酒、赌博,他仍能做出好吃的牛肉面。牛肉面好不好吃,与厨师信不信耶稣,有没有重生得救,死后上不上天堂无关,而与他的手艺、材料、工具好不好有关。这是常识和经验,你去某餐馆,不是因为那儿的师傅勤读经,爱祷告,是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你去是因为那儿的菜好吃;你找油漆工,是因为他油漆得好,不是因为他是基督徒。烹调、油漆行业如此,医生、律师、老师行业如此,生活中每件事都如此。

 

有没有“基督教数学”?没有,只有正确和错误的数学[1]。基督徒算帐和非基督徒一样,都是一加一等于二,不因为他的种族、信仰等而改变。基督徒可能因为懒惰、愚笨而数学不好,非基督徒可能因为勤奋、聪明而成为好的数学家。数学如此,每门学问都如此。

 

有没有“基督教篮球”?没有,只有打得好或不好的篮球。美国职篮球星大都败德败行,但因神的一般恩典,“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太5:45),他们球打得好,比许多基督徒好,“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路16:8),这是主的断语。

 

有没有“基督教音乐”?没有,只有好或坏的音乐,贝多芬、莫扎特信仰很不纯正,但他们的音乐很好。音乐如此,艺术文明中任何一环皆如此。[2]

 

有没有“基督教政治(家)”?没有,只有好政治(家)或坏政治(家),耶罗波安一世、二世是“大有才能”(王上11:28)、有“勇力”(王下14:28)的国王,但他们信仰很坏,惹耶和华的怒气。卡特总统敬虔,但他的政绩和他的敬虔成反比。“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诺贝尔奖得主中,可能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没有。

 

有没有基督徒老板或员工?没有,只有好老板、好员工或坏老板、坏员工。与基督徒共事,未必比与非基督徒共事更好,基督徒的老板员工,未必更成熟懂事。

 

以上的观点就是两国论(doctrine of two kingdoms):三一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地治理万事,包括天堂地狱、圣徒魔鬼、麦子稗子、信徒和非信徒。神既治理那蒙拣选、基督永恒的国,也治理最后会被弃绝的世界国。“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巴比伦王)……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但2:37、44);“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

 

在“基督国”这个属灵国中只有基督徒,完全靠圣灵,凡事凭信心,绝对敬畏神;而在“世界国”这个国中,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并存,每个人外在的行为要依神在世界设定的理性法则即自然法(natural law)而行,他们内心如何,那是世界权力不应管也不能管的,古谚云“法不及心”(De internis non judice praetor),法只及言行,“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上16:7)。

 

“人如想像得他人之财产、妻奴以为乐,此不为犯法,又如于其所恶者而想像其死,亦不为犯法……凡有盗窃杀害之意……为上帝所不许,但必其意由言行表之,乃成罪……其意之未表现者,则人间之法律无由科其责焉”。[3]

 

越能遵循、掌握、运用烧牛肉面的法则,刷油漆的法则,做数学的法则,打篮球的法则,音乐艺术的原则,政治管理的原则,就越能烧好牛肉面,刷好油漆,做好数学,打好篮球,创作好艺术,成为好的管理者、政治家。

 

基督徒内心相信神的救恩,外在则接受神在世界所定的法则,顺服神在世界所使用的权柄而生活。人的内心决定性、全面性地比外在重要:“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诗51:6);“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4:23);“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林后4:18);“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太15:18、20);“不要以外面……为妆饰,只要以里面……为妆饰”(彼前3:3、4)。而来生、永恒也绝对地、无限地比今生重要:“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西3:2);“不要爱世界”(约壹2:15);“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可8:36)

 

两国论-自然法的传统在这两百年受到非基督徒和基督徒的猛烈批判,非基督徒的批判,本文不谈,基督徒批判的包括:1)此传统未让神全面掌权,而让理性独立自主;2)此传统使基督徒只注重内心,而把社会政治问题让政府独揽。

 

这两个批判可用于路德宗及近代福音派,而不能用于路德。1)路德一贯把理性置于信仰之下,以致轻率阅读路德的人,会误以为路德反对理性而主张唯信主义(feidism),其实路德非唯信主义者,他肯定在信心之下的理性。[4] 2)路德宗及近代福音派正是缺少了路德那种内心对上帝的虔信、敬畏以及对世界的轻看(这也是路德之后的清教徒和他之前的修士所有的),所以路德宗及近代福音派只会被政府、世界、文化牵引,而丝毫不能有路德、清教徒、中世纪修道院那种了不起成就,既批判文化,又开创文化。路德的确要国家管好外在的事,要教会尽力传道,教会和国家本当如此行,况且路德禁止世界国进入基督徒内心,又提醒教会履行世界治理之责。

 

诚于内,形于外。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神的儿女内心对神的信靠与敬畏,他们在永恒、属灵的基督国中的生命,会呈现在作为过渡的今生、在物质和世界国之中。这个呈现,有诸多弹性、自由、模糊、相对、多元、错误、不确定和历史的局限。

 

我们不一定能从人外在的言行,断定他的心是不是属主,看来像麦子的,可能是稗子;外面是羊皮的,里面可能是狼;外面卑贱如税吏、妓女、被钉死的强盗、麻风病人,可能内心属神;外面行礼如仪,完全遵照圣经,去献祭、守圣日、严肃会、祈祷(赛1:11-15;摩5:21-23;诗80:4)、擘饼(林前11:17-34)、传道、赶鬼、行异能(太7:22-23)、传基督(腓1:15、17),可能内心是死人的骨头(太23:27、28),充满了邪恶、嫉妒、纷争与结党(腓1:15、17)而根本不属基督国,不被主认识。在主再来之前,基督国是属灵的,“外面作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惟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罗2:28)。基督国是肉眼看不见的,人不得说在这里、在那里(路17:20、21)。亚拿、该亚法是根正苗紅的亚伦后裔,身穿正式的大祭司道袍,但他们内心无神,甚至把神的祭司钉死了;物质的耶路撒冷的确是圣地,是神的居所、神的住处(代下6:2),但前提是,其中的人是在灵和真理里敬拜神的(约4:23),否则,耶路撒冷和加利利比所多玛和撒玛利亚还邪恶(结16:49、51;太11:23-4)。

 

我们不能说,基督国就是教会,世界国就是政府,除非我们说的教会,是指目前看不见、属灵、包罗万有、永恒的教会(弗1:23)。也不能说,读经祷告敬拜赞美传道医病赶鬼就是属灵,就是基督国的活动,而吃喝嫁娶工作盖造食衣住行育乐就是俗事,是世界国的事。要从内心来看,内心信神、爱神,就算在巴比伦作宰相也属灵;相反,在教会禁食祷告,如心中无主,那是惹神愤怒的(赛58:3-5;摩5:21-23)。内心信主敬主,这是最重要的,可惜这个部分,往往被讥刺为“敬虔、属灵、遁世、不实际”。改造派热衷的,是外在文化的改造,他们不重视信神、敬神,而他们在专业上(循自然法的能力)又不出色,如何能奢言改造呢?

 

信心(或说信仰、信条)呈现在行为中,信心是体、是主、是根、是纲,行为是用、是从、是果,是目。基督徒个人的行为、集体的文化,应当是世上唯一正确和美好的,因为只有他们认识神,只有他们的心思意念被神重生、更新、洁净、光照。所以,我们可以同意改造派说的,不仅有基督徒牛肉面、基督徒数学、基督徒政治、基督徒艺术、基督徒伦理道德、基督教文化等;甚至,我们坚信,除非肯定圣经中的,基督教的神,牛肉面数学政治艺术伦理道德文化都不可能。非基督徒如有任何正确美好的牛肉面数学政治艺术伦理道德文化(他们也确实有,而且有很多,而且常常胜过基督徒,正如前述),那是因他们运用了自己不相信、不认识的神的法则;因为他们自我矛盾,违反了自己的无神或异教神信仰;因为他们享受了他们不承认的上帝给他们的一般恩典,这是圣经,也是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等正统信仰者一贯的观点,范泰尔把它讲得最直接。[5]

 

信仰呈现在过渡的今生、物质的世界国中,有弹性、自由、模糊、相对、多元、错误、不确定和历史的局限。左派基督徒如巴特和主流教会说社会主义是正路[6],右派说资本主义才合乎圣经;环保基督徒说我们有责任防止全球变暖,发展派说“全球变暖”是骗局;统派基督徒说中国万岁,独派基督徒要地方自决。信心要有行为,信心不变,行为不可制式、刻板、铁板一块。耶稣的门徒里有独有统;大卫与非利士人时敌时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罗14:2、5)。如果有基督教牛肉面,我们也不能说,加尔文或路德烧的牛肉面才是基督教牛肉面;如果有基督徒的政治观点,我们也不能说,只有某党某主义才是基督国的。刚好相反,基督国目前是属灵的,不是属世的;牛肉面及政治等是属世的,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世界国的生活,有弹性、自由、模糊、相对、多元、错误、不确定和历史的局限。这些生活,有时不是信仰在改造文化,而是文化在改造、影响基督徒的思维,这不一定不好,基督徒在世界应该学“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迦勒底的文字……学问”(徒7:22;但1:4、17),但这些外在的生活,不论对错,都不是基督国。

 

基督徒内心(基督国)对任何人都要爱,对害人者及受害者都爱,但爱的方式决不相同(世界国)。对害人者,我们用制裁、监禁、责罚等方式来爱,对受害者,我们用安慰、鼓励、保护等方式来爱。用“两国论”来解释登山宝训是最恰当的,既符合耶稣要求的绝对的爱,又实际合理,让人有路可走。我们内心有主的爱,外在的行动则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不同。世人外在的行动也有弹性,也可能做法和基督徒完全相同,但我们内心不一样。基督徒是因神的爱激励(林后5:14),是因信神而做(林后5:7)。世人做事,不论做得好不好,都不是信神而做,但他们所做的,可能因为神的一般恩典,做得很好很漂亮,有助基督徒“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提前2:2)。很好的外在行为,在神所统管的世界国度中,有很大的价值,但不能叫人称义,叫人得永生。而有信心,固然能叫人得永生,但外在的行为,即便是从信心中发出的好行为,也未必比不信者的表现更好。基督徒烧的牛肉面不一定更好吃。

 

(神在)世界国的目标,是使人温饱,“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王上4:25),而基督国“不在乎吃喝”(罗14:17);(神在)世界国要求的,是社会在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等方面的和平、平安与公正,“耶和华……藉……耶罗波安拯救他们……收回大马士革”(王下14:27、28),而天国之君则拒绝“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路12:14),拒绝强力,“收刀入鞘吧”(太26:52),“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约18:36)。基督国的王,在世界国里,要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太16:21)。

 

这十字架的道理,彼得不能接受,许多强调神掌管宇宙“每一寸土地”的神治主义者(Theonomist)也不能接受,因为那意味着教会要同基督“一同受苦”(腓3:10)。基督国在今世是属灵的,这不是遁世,不是“袖手谈灵性”,不是“罔顾民间疾苦”,两国论完全肯定基督徒在世界国的责任,只是它强调,那是基督徒在世治理之责,是基督徒在世界国,同非基督徒共有的责任,不是基督徒在基督国里,活出“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14:17)的责任。

 

家庭教会中的基要派,因着历史因素,强调政教分离,不愿政府管教会;家庭教会中的改革宗,因着神学训练,强调教会要关涉政治。中国教会的社会、政治、经济力量还很弱,中国的改革宗还不大敢讲要影响、改变政府,范泰尔的学生路斯德尼(Rushdoony)则大声疾呼要把美国重建(reconstruct)为“神治理的国家”(theonomy, theocracy)。

 

教会“涉政”是发挥盐与光的作用,还是破坏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我们看历史。

 

四世纪后,东都君士坦丁堡渐渐成为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西都罗马城和整个西罗马帝国则日益混乱,教会众望所归,常常担负起本来属政府的责任。安波罗修主教曾数度制裁皇室,410年西哥特人在亚拉里克(Alaric)的率领下入侵罗马城,主教英诺森(Innocent)减低了洗劫的残暴;452年主教利奥(Leo)劝匈奴王阿提拉(Attila)退兵;6世纪主教格里高利(Gregory)独力领导罗马城甚至全意大利的国防、内政、外交;中世纪教权兴盛时,可废立、奖惩、指挥君王,教宗撒迦利亚(Zacharias)批准丕平(Pepin III)为王,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滥觞;教宗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否决洛塔尔二世(Lothair II)的休妻;克呂尼(Cluny)修会提倡的“上帝的休战”(Truce of God)减缓了许多战争的伤害;教宗格里高利七世(Hildebrand)禁止皇室授任主教;教宗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对几位国王如腓力二世(Philippe II)、阿方索九世(Alfonso IX)、阿拉贡的彼得(Peter of Aragon)、约翰王(King John)的感情、婚姻、政治生活都有君父式的约束、训斥和惩治,这与中国家庭教会领袖对会友的支配相呼应。学者彭小瑜认为,中世纪教权的伸张,基本上对社会有正面的作用。包括宗教裁判所(the Inquisition,通译异端裁判所),用纠问式诉讼程序(inquistio)代替控诉式诉讼程序(accusatio),乃是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7]历史的发展造成教会做祈祷传道(徒6:4)以外的事,宣教士在华宣教,碰到天灾人祸时,也做许多官府当做而没做的事,如维持社会秩序安宁。而且不一定仅在非常时期,圣殿的祭司、教会的同工在平时就要作法官的工作(申17:8-13),审判今生的事(林前6:4);祭司耶何耶大护卫王室,发动政变,辅助幼主(代下23、24),俨然张居正之于万历皇帝。教会必然有属世的治理(不论教权涉政或政权干教),包括中世纪教会促成大学,十字军的兴起。这些事的对错是另一回事,但它们是以教指政的结果,包括伽利略的天文学得服从教会对创世记的解释。

 

教会“涉政”未必错(虽然常常错),政府管教会也不一定不对(虽然常常不对)。

 

犹太国从大卫起,就以政指教,圣殿人事行政,多由王室而非大祭司主事(代上6:31,15:16,16:4、37,23:2,25:1;代下8:14,19:8)。希西家和约西亚王他们看到圣殿的荒凉,神职人员失职,就负起宗教改革的责任,他们内心敬畏主,虽是皇宫(国务院)领导圣殿(教会),神喜悦这事;乌西雅王“心高气傲”(心不属主)而强行烧香(代下26:16-20),亚哈斯王因政治理由(心不属主)而主导的宗教变革(王下16:10),就得罪神。

 

以政指教在四、五世纪东罗马帝国后发展甚快,皇室逐渐介入教会,包括建教堂、召开主持教会会议,任命主教。狄奥多西(Theodosius)皇帝329年下令,异教者罪同谋反,刑唯一死。后世教会共同接受的大公会议信条,无一不是皇室主事的。八世纪东罗马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发动洁净教会、祛除迷信运动,要废掉教堂里的圣像(icon),这是典型的皇帝兼教宗(Caesaropapism)。十世纪德国皇帝奥托(Otto)迫罗马人同意,教宗的人选须先得他许可。奥托废立教宗,并任命所有主教及修院院长,这些人,是教会兼行政领袖。德国的国家统治,建立在政府任命的教会领袖上,这种局面延续到拿破仑时代。英王亨利(Henry)在1164年制订《克拉伦登宪章》(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限制教权,规定神职人员当受国法审判。改教运动时,慈运理的学生伊拉斯都(Erastus)主张,教会无权惩治会友,政府才有权。他的思想影响英国,圣公会的主教由皇室任命,而教会礼仪改革须经国会同意。在法国,这叫高卢主义(Gallicanism)。

 

不可以把政教分离理解为:“基督徒犯法,与庶民不同罪”;不可以用“基督是主,是唯一的主”为理由,主张基督徒不在政府的权柄下,这等于制订基督徒独有的交通规则。

 

基督是主,不仅是基督徒的主,也是悖逆之子的主,“管理你(伯沙撒,及万人万事万物,包括撒但)一切行动的神”(但5:23)。然而圣经提醒我们,单单以基督为主,“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8],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好像服事主”(弗6:5-7);“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9],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彼前2:18)。这些经文,同样用两国论来解释是最正确合理的:基督徒内心相信神的救恩,外在接受神在世界所定的法则,顺服神在世界所使用的权柄而生活。人的内心“决定性、全面性”地比外在重要,而外在的实践,会有弹性、自由、模糊、相对、多元、错误、不确定和历史的局限。

 

任何时代的基督徒,在任何事上,都必须内心(基督国)绝对而全面地敬畏和信靠神,而他们顺服、听从他们肉身的主,包括父亲、丈夫、老板、奴隶主、政府、国家的表现可以有诸多不同,比如“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撒上26:19);“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撒上27:1);“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撒下12:9);“你当自强,留心怎样防备”(王上20:22);“我必使灾祸临到你”(王上21:21);“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王下11:17);“你……必定要死”(王下1:16);“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代下25:7);不“求王……帮助”(拉8:22);“求王赐我诏书”(尼2:7);“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耶37:17);“我们决不事奉你的神”(但3:18);“愿王万岁”(但6:21);“逃到那城”(太10:23);“一言不答”(路23:9);“治民的官府和长老啊……你们…当知道”(徒3:9-10);“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徒4:20);“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徒26:2),等等。

 

基督徒是自由的,没有一定的外在规定。认为基督徒对世界国的态度和政策,只能有一种反应,其它的都是“投降派”,这与那逼迫他们的人是同样“以我划线”的心态。基督徒的自由也指我们不被生死祸福所捆绑,白刃可蹈、赴死不辞。

 

教会的牧师由政府任命,家庭教会对此深恶痛绝,但基要派牧师福尔韦尔(Jerry Falwel)登高一呼,使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基要派和改革宗对此就梦寐以求。如果教会应当拒绝政府指派牧师,那么,当教会几个牧师、几派会众(执事会、小会、中会、总会等)互相争执,到了水火不容的时候,是不是非由神所设立的世俗权柄来仲裁不可?聚会所在香港、马尼拉分裂时,就是法院(世界国)作裁决;中世纪教会曾同时有三位教宗,最后是德皇亨利三世撤掉三人,另选一人定谳;西方越来越多牧师(不是政府指派的,而是教会总会或会众选任的)是同性恋,造成教会分裂、争教产,解铃的不是系铃人(教会),而是法院;华南教案、东方闪电等问题,不论是由信徒、本国政府还是海外人权组织插手,都是干涉教会。不能说,“我们”就可以代表教会,“你们”、“他们”就不可以,谁让“我们”代表教会的?这些都没有绝对的答案,如同前述,教会在世界国的治理,有弹性、自由、模糊、相对、多元、错误、不确定和历史的局限。教会和政府在世上都犯了极多的错误,其中一个大错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21:25)。路德和霍布斯对无政府主义的憎恶与害怕,是有圣经及历史根据的。

 

政府积极热心地动用国帑,动用公权力取缔异教、异端,建教堂,印圣经,促进伦理,改善社会风气,都是好事,是圣经以及奥古斯丁、天主教、路德、加尔文都赞许的事;但是政府也会帮助异端、异教,它在世界国的治理,有弹性、自由、模糊、相对、多元、错误、不确定和历史的局限,不是教会在基督国的工作。在基督国里,教会做的是,用敬虔的心,祈祷读经传道施行圣礼。不论在基督国或在世界国,基督徒首要的是全面、绝对地相信、敬畏神,这不能有丝毫宽松;其次是加强专业,与世人合作,按着大家共有的自然法改善生活,这要有最大的宽松,不可铁板一块。

不论内心如何敬虔,不论外在世界如何因着福音广传、人心悔改、明主清君的治理和科技的进步而改善,基督国都不会等于世界国,“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基督国和世界国一直是并行并进、消长互见的,“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但2:44)。直到主再来,世上的国才会“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启11:15)。在此之前,不论是历史中的以色列、梵蒂冈、君士坦丁、日内瓦、重洗派的蒙斯特(Munster)、清教徒的北美、时代主义的千禧年国度,把任何在世界中的团体当作基督国,都是“直把杭州作汴州”,是过早、过度实现的末世观(over-realized eschatology)。

 

基督的子民,在基督国里又在世界国里生活时,“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传5:18);“尽力与众人和睦”(罗12:18),包括非基督徒;“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林后6:17)指内心属主;“不……离开世界”(约17:15)指外在循自然法生活(参:林前5:9、10);“愿你的国降临”(太6:10);“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林前11:26)。我们不消极对待世界文明,不反对科技进步,不认为世界一定越来越坏(那是媒体给人的印象,不是正确地理解圣经)。笔者很高兴自己活在有抗生素(不是基督徒发明的)的时代;近代的天灾人祸,比起中世纪的瘟疫和蒙古军队,要轻微太多了。进步很好,我们也和世人合作,促进社会进步。

 

但基督徒是自由的,我们不被任何事束缚。“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林前7:29-30),当我们积极在世与世人一起生活,一起按着自然法尽力促进科技民生时,基督徒丝毫不把信心盼望放在这些事上;我们的信望爱,纯然在十架的救恩,在圣灵的工作,在神过去的创造、现在的护理和将来基督再来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22:20),我们不是因为世界太坏了才指望主来,世界即使花团锦簇,我们也撇弃一切跟随主。基督徒做牛肉面时,他一定要遵循做牛肉面的法则,当然他也可以不做,不吃。不论做不做,吃不吃,他内心当乐神、敬神、信神、爱神。内心敬虔、相信、悔改,即使强盗亦可蒙神赦免,同耶稣共进乐园,但这并不免去他违反世上之法而当受的酷刑。这是基督徒的自由。

 

 

 

[1] 参:吉尔松(Etienne Gilson),《中世纪哲学精神》(台北:商务,2001),2:“没有人会梦想要讨论天主教数学……科学无论在原理上或在结果上,都是完全独立於宗教之外的”。改革宗中的“改造派”(transformationist)如凯波尔(Kuyper)、范泰尔(Van Til)等则持相反立场,参:范泰尔,《我为什么信神?》(台北:改革宗,1985),14:“根据基督教的观点来讲授课程,不仅宗教,连代数也要根据基督教的观点”。这两种对立观点不必对立,后述。

[2] 参:王尔德(Oscar Wilde)的名言:“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moral or immoral art. There is only good art and bad art”。另参:自由派神学家James Gustavson的文章:Can Ethics Be Christian?(有基督教伦理吗?)他的答案是:有。

[3] 霍布斯,《利维坦》(台北:商务,2002),11章,134页。

[4] 参:赛伯格·贝克(Siegbert Becker),《神的愚拙——理性在马丁路德神学中的地位》(新竹:中华信义神学院,2007)。

 

[5]“圣经基督教外没有真善美”,这话不狂妄,后现代间接同意这话,因为他们强调,世上没有(客观绝对的)真善美。“如果没有圣经基督教,最可靠的数学也不可靠(mathematics is non-fundational)”,这话也间接被哥德尔(Kurt Godel)的不完全理论(Incompleteness Theorems)所证实,参:David Goldman, “The God of Mathematicians”, First Things2010/9、10。

[6] 一般认为,巴特和他的学生Yoder、以及Yoder的学生Hauerwas强调教会与世界有别,是强烈反文化的,实际上,他们的伦理,完全是世界文化的一支,而且是世界文化里很风光的一支:平等、环保、反战、和平、非暴力、反资本主义等,这是欧美中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显学。

[7] 参:彭小瑜,《教会法研究》(北京:商务,2003),236页。彭的翻案文章有待进一步考察,但起码新教不应厚颜地说,天主教涉政就是坏的,是“破坏政教分离”,是“爱世界”或“世俗化”,而新教涉政就是好的,是“作盐作光”,是“开创近代资本主义及民主科学”或“改造文化”。

[8] 原文无“人”字,与前面“在主里听从……照着主的教训“的“主”是一个字,复数。

[9] 原文无“人”字,同上。

 

登陆后可下载本文的Word文档。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