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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教会中性别失衡的问题

文/陆昆

 

一、难题

 

今天中国教会中的男女比例常常是2女1男,甚至是3-5女1男,这悬殊的比例和整个社会基本平衡的性别构成形成强烈反差。

 

虽然在国外教会中,包括在与大陆在文化上十分相近的海外华人教会和韩国教会中也有同样的问题,但不像大陆这样严重。海外教会有这样的情形,在于发达社会中,多为男子工作养家,女子在家中照顾孩子并操持家务。相对而言,男子在职场和社会中更加活跃而且繁忙,女子则有较多的闲暇,教会中的生活和事奉,为她们补偿所缺乏的社会生活及实现自身价值提供了机会。与此对应的是,大陆社会中虽然也不乏性别歧视,但社会结构和收入模式都使夫妇二人同时参加工作成为基本的情形。女子在没有减轻家务负担的同时,在社会上和职场中的压力和活跃程度,与男子相差无几。中国教会中性别构成失衡比海外更加严重的现象,因而足值困惑。这其中,大陆农村教会的失衡当然更加严重,但这和青壮年男子大量进城打工,以至十室九空相关,所以虽然男女比例悬殊,但和所处农村社会的性别构成比,其实差异不大,甚至可能略有优势。

 

因此,最令人困惑的其实是城市教会。城市的迅速膨胀,主要是青壮年涌入城市引起的,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和文化程度较低、从事建筑等行业的打工者,这两类人群基本上都是男多女少。社会中已经是男多女少,而教会却仍是男少女多,且比例悬殊。

 

这种性别比例失衡,给实际的牧养带来许多困难,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1)婚姻。悬殊的性别比例给教会内未婚姊妹的婚配带来很大的难题。而且,通常的观念是,男子可以娶学历和收入不如自己的人,女子要想“下嫁”却需要很大的勇气,男子“高攀”也有很多障碍。何况,男弱女强的婚姻使他们很难形成合乎圣经的家庭秩序。当然,夫妻中只有一方信主向来是牧养中的难题,特别是妻子热心事奉主,而丈夫不信时,尤为艰难。

 

2)妇女的领导地位。妇女在教会中不仅人数居多,而且也往往更加活跃。她们敢于付出超凡的代价,而且行事果断,有创意,具亲和力,因此也就有更多的女性被带入教会。可是姊妹们在教会事工中虽已充分行使和表现出卓著的领导力,而且妇女在教会中的人数和影响力也明显居于优势,但我们仍没有足够的研究并确认这一事实的意义,以至于无法从神学上给予有效的解释和评估,并采取正确的态度去对待。这时,教会怎样在神学上和组织上面对和回应这一事实就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

 

3)教会文化的变化:无可否认,教会神学和文化实际在发生着变化,也许这些变化和教会女性群体的影响有关:

 

a)神学重心的转移:以十字架的救恩和苦难为中心的神学,转向强调爱和医治,更具情感、身体和关系的特征。对救恩的理解也是现世性的:不是强调脱离罪、死和审判,而是强调进入更有意义、温情和支持的生活。不关心精确的教义,而关心在体验中确认人和神、人和人的互动关系,信仰更个人化而不是群体化。

 

b)女性化的教会文化:上述神学色彩的变化也表现为教会在诗歌、崇拜、见证和礼仪等方面女性化的倾向。注重和追求温馨的、个人化的、有柔情的氛围。

 

c)教会权力结构和事工方式的变化。教会权力结构由单一中心向多中心转化,权力运作由制度和权威向着注重个人关系和互动的方向变化。

 

d)个人往来。发展出女子间的友谊、同情、支持、关注。同时在爱慕和依赖中,主观、多变、缺少可靠的忠诚关系也会困扰牧者和姊妹们。

 

一方面,位格关系的丰富体验和实践要求,对于传统的、以本体论为中心的神学模式提出挑战,另一方面,上帝在历史中(通过耶稣基督的)的客观拯救作为,被约化为人当下的各种温情和支持的主观体验,使猛如烈火地要求人以非此即彼的方式选择顺服或者拒绝,以至于获得永生或者进入永刑的福音,变成了在黑暗和寒冷世界中慰藉人心的一点朦胧烛火,仿佛深受女性欢迎的《读者文摘》杂志一样。这也是今天大陆城市教会很多人的常情。

 

二、究竟是哪一部分失衡?

 

虽然都市教会中的男女比例失衡是不争的事实,但需要进一步询问,究竟是哪一部分失衡?

 

  • 儿童:几乎没有差别,或这种差别乃是偶然因素。

 

  • 少年:9-18岁,略有差别。除偶然因素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男孩和女孩在顺从和依赖感上有性别差异。还有就是家庭关系不够稳定和亲密。

 

  • 青年:大学生,未婚工作人士。差异较大,但仍因具体因素会有些变化。不同的团契往往可能有较大差异。如:所接触的群体的性别构成,或者团契中一两个活跃分子的特征等。

 

  • 青壮年:22-45岁,城市在职人士的群体,都受过较高的教育,没有明显的工种差别,在共同的职业场中,男女相杂地处于同一种文化圈,有超越性别的共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是正是这部分人的性别比例往往十分悬殊,而且不太受偶然因素的支配。

 

  • 中老年:45-60岁,这个年龄层在许多城市家庭教会中是断层,人数较少且不活跃,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纵使有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 老年:60岁以上,主要存在于以社区为事工中心的教会中,有较明显的性别差异,但对社区事工没有明显的影响。

 

都市教会成员主要的社会关联

 

在迅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新移民在形成,大规模的城区改造在进行,大量的新社区形成,“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的邻里关系早已不是主要的社会关系,个体人的社会归属不是社区,人的主要活动领域也不是住宅,亲属、同事、校友、同学、朋友、老乡往往成为更重要的社会关系,而共同专业、共同志趣和共同龄段也就成为了区分社群的更基本因素。福音传递的途径也是通过这种联系。在教会中,能够起主导作用的,正是在这些领域中最为活跃的22-45岁的群体,就是企业人、技术专家、管理人和其他所谓的“上班族”。他们的状况决定性地影响着教会的面貌,包括性别构成。分析教会性别构成,应从分析这个群体的特征入手。

 

三、对教会性别构成失衡的一般性解释

 

解释1:“男女责任担当不同。”即原因是男人主要在社会和职场上担当养家糊口的责任,因而比女子压力更重,也更繁忙。——在韩国教会中这个因素比较明显,但在大陆教会中,男女同样上班的现状没有改变性别的失衡,反而问题更加严重,这是应该深思的。

 

解释2:“教会文化女性化”。——首先,这好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女性人数居多且活跃,因而教会文化显出女性化的倾向。其次,海外华人教会的文化似乎同样(如果不是更加)女性化,因而这不能完全解释大陆城市教会的失衡问题。第三,其实今天整个社会的文化也都表现出女性化的倾向,并非教会独有,但男人依旧“爱世界”,而且教会中的男子较少出现文化性的不适应情形。笔者观察,抱怨教会文化太女性化的往往倒是姊妹居多。

 

解释3:“男女社交心理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同样的差异在海外和大陆仍有不同的结果,这不是使我们困惑的吗?

 

解释4:“大陆多初代信徒,海外多数代信徒。”——事实上这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大陆都市教会多以初代信徒为主,男子比女子难信,而海外教会有很多数代信徒。第二代的问题往往和性别无关,而是和父母辈的教导有关,这样,海外的性别失衡不像大陆这样严重。

 

这些原因都可能是影响性别失衡的原因,但都不是内在的、更根本的原因。因为它们没能有效说明,为什么男子在大陆比在海外更难信主的原因。

 

真正导致我们比海外华人教会性别比例更加失衡的因素是什么?笔者认为,这一因素主要不在于大陆教会与海外华人教会有什么差异,而是大陆与海外的社会处境不同,即基督教在当地社会中的地位极为不同。即使是在韩国、香港、台湾和北美,基督教会都是主流社会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其核心的、所谓高尚社会的一部分,而在大陆,基督教仍然属于边缘文化,是次文化(sub-culture,不仅是在社会分析的意义上,而且按字面意义,价值上也是负面的)。并且,中国社会和官方对待次文化群体有迥异于北美等地的态度。在22-45岁、代表主流社会的、受过教育的人士组成的群体中,男女对待这种次文化的态度有非常大的差异。这是大陆教会性别构成失衡的最根本原因。

 

四、中国的主流和末流

 

中国人心目中,有清晰的主流社会的观念。传统所谓“士农工商”:“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春秋毂梁传•成公元年》),这大概是最早的对主流社会的描述了。而管仲以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这四种身份和工作是国家的基石,就是国家的“正事儿”,但仍以士农优于工商。后来韩非斥商为五蠹之一,再后晁错直接提出重农抑商,成千年正统,以至王阳明须重提古说,为工商正名。《节庵方公墓表》一文中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

 

虽然如此,仍有大量的社会成员被排在正业之外,如乐、巫、医、丐、僧、道、娼等,而儒生的地位本也是士的一部分,但却和乐、巫、医一样,只有被主流接纳和使用时才是士,否则大概因为是国家的不安定因素,也就不仅不入流,并且因为浪费资源,无益生人之道,而沦为和丐、娼同等了。但不管怎样,“有益生人之道”是评价的根本。所以僧道之流除元代尚好以外,一直被主流社会排斥。这种对待宗教的态度,也自然地影响到对待基督教的心态。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既然缺乏超越的意识,就只重视现世功用,一直处于另类地位的宗教若想发挥影响力,招揽人心,也必须标榜自己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并企图被官方接纳。

 

更进一步,虽然在理解整体社会时言称士农工商,其实真正有决定性的系统只有一个,就是官僚系统,以入仕、事君的士人为最高的权威群体,即真正的主流社会就是官府。整个社会中,个人的进取心总要体现在官僚层级的提升上,实际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也是通过这个系统来完成,这样就有了所谓官本位的社会系统。整个社会的控制和调整都是通过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来完成。权威只有一个,标准只有一个,进取之路只有一个,价值只有一个,就是国家。即使在今天,虽然有多样化的、非官方的专业机构,中国知识人仍然更喜欢以官方是否承认来评估学术成果或学历是否“正规”。而社会也习惯以国家是否允许或承认来评估陌生事物的优劣。

 

近来,中国这种单一的官本位社会系统在发生改变,向现代的商业-技术社会转化,使权利的控制和分配走向多元化,但同时又在形成另一个同样很单一的社会系统,仍以所谓“有益生人之道”的标准,这就使各项实业和管理方面的专业人士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就是说,20多岁到45岁受过教育的职业人士正是代表这个主流社会的群体。而宗教之流,却是末流甚至不入流。

 

这些主流人士知道自己的主流地位,努力维护并自尊于此,并且专注于在这个地位中追求进入更高的层级,就是管理层级或专业技术的职称所代表的层级。他们本能地拒绝被边缘化,对于另类次文化的态度是鄙夷、惧怕和远离。鄙夷次文化是以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乃是正经事业,国家承认并且带来收益,被整个社会接纳和尊重。这种自我意识也和自认为在竞争中胜出的自负感有关,以为这也意味着自己的智商高、素质好,并且看重这个业内的人士注重的品格和价值,如效率、程序、纪律、行规、守时、勤奋、敬业等。在他们看来,非主流群体是在竞争中失败的群体,表明他们弱智、懒惰、素质差。他们也看重自己的工作和身份给社会带来实际的效益,以为是凭真功夫,做真事业,因此鄙夷次文化群体为花架子,不正经。

 

这种态度很像是Saddleback Sam(马鞍峰的老马)[1]不是吗?但非常不同的是,教会在南加州的社会形象和在中国的城市非常不同,而且两个社会对待次文化群体的心态也非常不同。“大陆都市老马”在他们这个位置上并没有安全感,激烈的竞争随时可能剥夺他们的地位。他们也惧怕因为这些非主流的影响而损害自己的强者形象,并进而危及前程。这是和政府一直有的,对于次文化或非官方组织的疑惧、监控、压制甚至意欲取缔的态度相关。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对待基督教的心态。在上述20多岁到45岁的职业人士的群体中,普遍地看基督教为边缘文化群体,是另类。虽然偶尔在困顿、忧虑时,他们会想到去接触和了解这种另类人生,但毕竟不以为是正途,只要可能,总要竭力避免。他们认为男人在社会和家庭中有当尽的责任,在教会中耗时、耗力是不务正业。虽然不排除在务好正业以后也可以有这种个人追求,但真能有务完正业之时吗?他们也容易把对耶稣的委身看为逃避现实。商业-技术社会的人士倾向于以技术和选择的思路去看人和事,他们实际上容易把人生理解成可用技术手段掌控的封闭系统,因此容易相信事在人为,相信只要正确厘定目标和选择操作方式并竭尽全力就能成功,所以觉得一个强者不需要“神”之类的帮助。所以,逃向神是弱者的反应,他们拒绝这样委身,也怕被人看为软弱和失败。他们也格外地不想在这类事上缠累自己,以至影响自己的前程。

 

他们也不喜欢基督徒的交往方式,就是那种不为了任何目的,却耗时、费力地相交。他们较容易以业务的方式理解人际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总是应当包含某些具体的项目目标,或者是资讯,或者是实际的互助,情感也被理解为事业和生活的资源。基督徒自我标榜的无条件的爱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因为没有明显的标的物而显得居心叵测。

 

这种拒绝的心态也和中国人对宗教的偏见有关,宗教往往使人联想到低教育程度、迷信、反科学、反社会和否定现实、仇富等底层的偏激心态,这尤为主流人士所厌。

 

五、都市职业女性对基督教的态度

 

虽然共处同一职场和社群,但女性对待基督教这种次文化现象却可能有相当不同的反应。

 

我们习惯于以似乎很不合乎逻辑的方式并列“妇女”、“老人”和“孩童”,虽然明知这三者是外延相交的概念。这表明我们知道,妇女和老人、孩子一样,是青壮年男子以外的人,是社会应当额外关注的弱势群体。无论传统还是今天,妇女其实完全不在“社”(宗法和家庭组织)和“会”(公共社会组织)中。她们既不在主流社会,也不在边缘社会。女子倾向于不是根据某种社群特征来理解自己的身份归属,而是根据直观的感受与实际同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形成紧密关系和身份归属感。而在与陌生人进入关系时,她们的方式是先进入亲密关系,然后在亲密关系中展开微妙的竞争,这不同于男性,容易直接进入竞争关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亲密关系,而一旦进入亲密关系后往往就不再竞争。而且女子也容易在进入亲密关系后产生信念和价值系统的认同,而不同于男子,先要有价值和信念的认同,然后才能产生亲密关系的认同。而且,和男子们使交往建立于某一种自身以外的目标相反,女子的社会交往的心态总是“关身”的,即以对方本身或自己作为关系的目标。所以男子的交往是从身外的客观话题开始,关身的谈话往往是社交禁忌,而女子若不是谈论关身的话题,就无法实现交往。因此,女子对自己所归属的社会的信念往往持无所谓的态度,她们的信念也容易受他人的影响。对于她们来说,主流和非主流并不似男性群体那样至关重要,而且客观上,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也容易容忍女子的边缘化。所以常有的情形是,不信的男子会支持配偶信主,以及信主的姊妹会容忍配偶不信,甚至会不很情愿让他信主。

 

女子可能不在乎自己在一个社会中被边缘化,只要在所属的次文化群体中有亲密和支持的关系。另一方面,往往很多女性惧怕甚至恨恶职场和社会中毫无温情的不掩饰的竞争关系,以及上下属关系中明确的权力次序,她们的竞争关系必须有接纳和支持的亲密关系为前提,权威关系以爱和保护为前提,否则会感到受伤害。因此教会的人际关系和信念以及爱和温馨的氛围,往往对职业女性不仅没有产生反感,反而可能使她们向往。

 

笔者以为这种教会在社会中的非主流地位和男女对待非主流社会的不同心态,是构成大陆都市教会男女性别失衡甚于基督教处于主流社会的北美,也包括香港和台湾的主要原因。

 

六、能否改变?

 

若以上说法成立,则这种失衡状况的前瞻似乎大可看好,这取决于几项可以确认的必然变化。

 

1)官本位的中国社会必然会继续向着商业-技术社会的多元价值和权力多元化发展。

 

2)中国社会必然会越加开放,政府的压制将减轻甚至停止。

 

3)教会必然会越来越强调自己的现世功用,并越发取消令人生疑的末世论色彩,以及对现世和今生持越发肯定的态度,以摆脱反社会形象的方式,来取得主流社会的认同。

 

4)商业-技术社会的价值和道德也必然会越发地成为教会教导的内容,并在教会被神圣化和系统化,以至主流社会可以在教会中找到时代精神的有力表达。

 

5)教会信徒会越发努力取得社会上的成功,以至改变主流社会的信徒比例,最终彻底解决这一边缘化的问题。

 

但是,这种改变可能意味着更大的危机。在神学上,在教会的身份确认上,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过分认同商业-技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而失去对自己独特身份的确知,以至不能真实地显出“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世界”的神的国。

 

七、对策

 

笔者认为,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不应该以教会失去其超越性和独特身份为代价,所以,与其借助妥协而挤入主流社会,不如开展有意识的男性事工。社会中有妇联而无男联,因为按着社会的自身特点,妇女必须有人为的、额外的帮助才能得到足够的帮助和保护,今天教会也必须有额外的男性事工才能更有效地引导男子归主。

 

另外,要保持亲和力,就要平易,不显特别,才容易被人们认可和接受。但只有超越不凡才能吸引人来委身和奉献。今天教会的宣讲中,已有试图通过削减福音的超然特色来使人接受的倾向,我们应该听取英格牧师(Dean Inge)的警告:

 

“教会做了时代精神的新妇,下一个世代她就要成为遗孀。”

 

 

[1] Saddleback Sam是《直奔标竿》一书中所设计出来的,美国南加州马鞍峰教会在其周围社区会遇到的标准福音对象的形象,他们的特征是:年纪在三、四十岁左右,有大学或者更高的学历,职场专业人士或者企业家,对人生很满足,甚至很自傲,有稳定的家庭生活,妻子可能在教会聚会,自己可能也对信仰有点兴趣,但却是“有组织宗教”的怀疑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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