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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神学院提案

文/约翰•弗兰姆       译/安娜       校/煦

 

一、概况

 

美国更正教发展初期,教牧人员的培养是由教会牧师进行的。若一个年轻人感到上帝呼召他去事奉,他会联系一位教会的牧师,接受他的训练,参与教区工作,甚至住到牧师家里。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最终认为这种体系不再适当,也许是因为能够并且愿意接受神学生的牧者紧缺;也许是因为随着会众文化水准的提高,需要教牧人员具有更正规的教育——用当时的话说就是需要“博学的事奉”。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神学训练机构化了,同时也学院化了。学院制度的使用几乎无可避免。在德国,神学教育在大学里进行,事实上在任何需要系统训练的领域中,大学教育是唯一得到普遍认可的模式。

 

1848年,戈丁纳·斯普林(Gardiner Spring)牧师写了一本书《讲台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ulpit),当时他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理事会任职已有34年。书中,他对接受神学院教育的一代牧者和接受老式教育的一代牧者作了对比。斯普林无意扭转现状,他知道解散神学院回到过去的模式是不可能的。斯普林虽然致力于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工作,但也不得不承认,就教牧能力与属灵成熟度而言,老式教育比新模式培养出的牧者明显优越。他呼吁:(1)神学院教员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情况,还要密切关注其社交和属灵状况。(2)神学院教员应具有丰富的教牧经验。(3)神学生未跟随有经验的牧师实习一段时间以前,不能被按立牧职。

 

历史教科书中,1848年常被称为变革之年,但戈丁纳·斯普林对教牧人员教育的变革很快失败了。神学院变得越来越学术化。

 

神学院若要在一个学术标准越来越高的世界中保持学术声望,这样的变化当然是必要的。有的神学院还为此提出了一条神学依据:属灵品格的训练是教会的事,不是学术机构的事。在神学院课程中引入灵性培养,越俎代庖去做教会应该做的事是不合理的。至于聘请有教牧经验的人员来任职这一点,有时候做到了,现在也在如此做。然而,这些年来,一个人要同时作优秀的牧者和优秀的学者是越来越困难了。因此,神学院被迫做出选择,必然会选择后者。斯普林关于实习牧者的设想在沉寂很久之后,近年来复苏了。大部分神学院现在都要求实践性的功课或实习期。

 

但是,尚未有人搞清楚如何使这种经验具有教育意义,而不单单是竞争力的显示;也还没人发明测量这种课程成效的实用方法。

 

这种神学训练的结果在我看来并不乐观。

 

神学院拒绝做“教会应该做的事”,而教会却认为神学院提供的是完整的教牧人员训练。结果,在许多重要方面年轻人都没有得到训练。在一些实践课程比如“基督徒教育与使命”里,学生们受到的往往还是学术训练,而不是牧者训练。(这两种职业所应具备的资质条件是不同的,虽然有所交叉。)大部分的人甚至没有成为好的学者,因为他们学习了学术研究的成果,却没有学到如何以学术的方式去思考和研究。这样的教育使神学生们容易被一些号称有学术支持的神学时尚所掳去。

 

并且,神学生所学习的一些学术科目与实际教牧工作并不太相关(甚至这些科目之间也不太相关!)——所以神学院毕业生的知识体系往往由一些互不相关的碎片构成。

 

最糟糕的是,在我看来大部分神学院毕业生在灵性上没有预备好面对教牧事奉的挑战。神学院不仅经常拒绝做教会应该做的事,而且还经常拆毁教会所做的事。学生们来本想找到一个“灵性苗圃”,却常常发现神学院是对他们信仰的极大挑战。学业负担的重压,无帮助、不激励人的课程,经济压力,太过忙碌的教授,同样背负重大压力的同学,这都是导致灵命衰退的因素。我知道一些学生去神学院读书后停止了聚会,一些人不停地换教会,徒劳地寻找着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团契,却不愿(有些人会说“不能”)跟别人分享自己的生命,以建立这种团契关系。

 

偶尔会出现新的神学教育模式,以期改善上述一些弊端。智利的“街区神学院”(street seminaries)是一种有意思的作法,但正如彼得·瓦格纳(Peter Wagner)所说的,他们擅长传授教牧技能,在圣经知识的教导方面则比较欠缺。我认为,薛华( Francis Schaeffer)在瑞士创办的“庇护所”(Farel House)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在如何平衡神学和实践方面做得很好。但庇护所不教导学生们如何建立和发展教会。“珊瑚脊”(Coral Ridge,三福布道发源地——译注)的布道训练系统,加以调整之后可以大大改善许多神学院课程设置。其它不那么传统的培训比如“耶稣子民村”(Jesus People communes)等,也是值得学习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更多地考虑那最“传统”的模式——住进牧师家里的神学教育。我个人的提案(参见第三部分)参考了这几种模式。在采纳新的教牧培训方式以前,我们最好搞清楚到底需要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让我们回到圣经来寻找答案。

 

二、一些圣经原则

 

A. 教牧事奉的资格是属灵的

 

  1. 品格:圣经中记载得很清楚,对教会领袖的资格要求大部分在于属神的品格特征。(在提前3:1-13、彼前5:1-3中很明显)这些要求也是对所有基督徒的品格要求,而非对属灵精英的特别要求。(注意提前3:1-7与多2:1-10的对比,后一段总体上是对老年人说的,而不是针对教会领袖)但一个人必须被公认高度拥有这些品格才能担任教会领袖。整部新约都描绘了这些有着超自然源头的品格,它们是“圣灵的果子”(加5:22)。没有圣灵,这些品格特征不可能实现;没有圣灵,我们不能得神的喜欢。(参罗8:8)牧者的品格是属灵的恩赐。

 

  1. 技能:教会领袖也应具备一定做事能力。这一点和上一点的区别并不是很明显,因为拥有“好品格”意味着能祷告,抵挡试探,为基督作见证,谦卑的行为。教会领袖有特殊的责任:透过教训(惩戒)和教导(提后4:2;提前5:17,3:2,4:16)照管群羊(徒20:28;彼前5:2;参徒21:15ff.)。教导与治理是牧者必须熟练掌握的技能。这些同样也是圣灵的恩赐 (罗12:7-8) 。

 

  1. 知识:一个人要教导关于神的知识,奉神的名治理教会,他必须认识神以及熟知神的话。(多1:9;提后3:14-17;约壹5:13-21)。在圣经中“关于神的知识”、“认识主”、“认识真理”、这些绝不仅仅是学术造诣。“认识神”在圣经中是指作神的圣约的仆人,顺服神(耶22:16)。

 

因此,“关于神的知识”是第一点中提到的基督徒品格的一部分。这种圣约中的认知里当然包括了一些比较平面的内容——比如神是谁,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所有基督教特有的“知识”,不论是简单的信息还是更广的圣约意义下的认知,都是圣灵的恩赐(林前2:11,12:8)。

 

B. 教牧事奉训练本身是神话语的事奉

 

我们了解了圣灵赐予教牧人员所需的品格、技能和知识。但我们不能够因此断定这些资质是无法传授的。圣灵通过多种途径赋予人恩赐,并扩展其恩赐。所以圣经催促我们要“切切地求”、“挑旺”圣灵的恩赐。(提后1:6,参考提前4:14)

 

圣经确实认为教牧事奉所需要的品格、技能和知识是可以传授的,但必须透过独特的属灵的方式:

 

  1. 透过神的话语:圣灵的恩赐属于那些听见神的话并且遵行的人(徒10:44;林前2:4,12f.;弗1:13,6:17;帖前1:5;彼前4:6;约壹3:24;林前14:37)。神的话本身带有圣灵的大能,能够做成这样的事。(林前2:4;帖前1:5)正是神的话使我们能够“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3:17)。圣经本身教导了基督徒的品格,技能和知识(同样在提后3:15-17),它将我们引向耶稣基督(约5:46,20:31),他是所有恩赐的源头(弗4:7-16;林前1:30;西2:9、10)。神也赐给教会传讲神话语的教师(弗4:11;多2:3);这些教师传讲纯正的教义,即,有益于灵性健康的教导(hygiainos)(多1:9)。

 

  1. 透过榜样:教师不仅用话语来教导,也要用他的生命(林前4:16,11:1;腓3:17,4:9;帖前1:6;帖后3:9;提前4:12;提后3:10;多2:7;彼前5:3)。在某种意义上,这并非另一种形式的教导,而是第一点的延伸:因为“值得效法的人”应该是扎根于神话语的人——带着神的权能宣讲神话语的人(注意帖前1:6与1:5的联系)。另外,效法某人也包括接受他的教导(注意林前11章1节与2节的联系)

 

  1. 透过体验:我们也从行动中学习;从顺服中学习顺服,成圣带来更彻底的成圣。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察验出神的旨意是什么(罗12:1-2,我们了解了神的旨意,然后来认同它)(弗5:8-10,15-17;西1:10;腓1:9、10)当我们运用自己属灵的恩赐时,我们就得到分辨好歹(来5:14)所必需的练习(gymnazo)。我们需要经历神的话语(来5:13)。同样,这种形式的学习与通过神的话语学习并不冲突。这正是神的话语教导我们的方式。我们遵行神的话,就能更清楚地认识神的话,我们按照神话语来生活的能力也随之增长。但是,神的话绝不能仅仅被当作学术文本来学习。必须在工作中学习它。我们不要想先理解了圣经,以后再顺服它。顺服和理解是同步的,互为补充。透过神的话语、透过榜样、透过体验来教导,都是神话语的事奉。透过这些方式,我们学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顺服神的话。

 

C. 教牧事奉的训练是教会的工作

 

我们已经了解教牧事奉的训练是通过教导神话语,并根植于生活之中。谁有资格教导神的话呢?圣经讲得很清楚:教会的教师。话语的教师是神赐予的。神藉圣灵将教师赐给教会——基督的身体(弗4:11,在4-16整段内容中,参罗12:5-7;林前12:27f)。教师在教会中的身份是长老,他们有权从教会领取报酬(提前5:17)。一个人必须自己是神话语的教师,才能教导另一个人成为话语的教师。新约中,教会识别、照管神的话,也从中收益。神学院如果不做教会该做的事,就不是在为教牧事奉训练工人。

 

三、提案

 

首先,我建议彻底放弃学术模式——学位、评审、终生教职等一整套东西。这并不是说课堂教育在教牧培训上毫无价值;相反,这在某些领域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圣经语言课程。我也并非宣称分数、学时、学位的体系在神学教育中毫无用处。显然,如果在其它同等的情况下,教会历史课取得优异成绩的人比考不及格的人更可能成为较好的牧者。

 

麻烦在于,“其它情况”总是不同等,而在一个人预备成为教牧人员的过程中,这些“其它情况”是至关重要的。学术体制无法检测那些真正重要的部分——对神话语的顺服,祷告的恒切,自制力,谦卑治理的能力,讲道是否具有属灵能力领人归主及教导会众。

 

如果一个神学院主要做的事情是招聘有博士学位的教员,维持良好的学位课程(估计是与哈佛或耶鲁相比),决定学生必需的学时长度,那么就是本末倒置了。

 

更严重的是,这类神学院(对教会、对学生、对他们自己)传递一种关于如何获取“神的知识”的错误印象。一个人即使生活放纵,只要写出了好论文,背好了书,通过了考试,就能有资格从事教牧事奉。

 

他所造成的影响,也是神学院校所造成的,就是助长虚假的骄傲,学习这些知识却使人自高自大(林前8:1),这是一种曾经使教会偏离真道的诺斯底主义。

 

我们应该把这些院校的教学限制在比较窄的范围里吗?比如教牧人员所受教育里比较课堂化的那部分,圣经语言之类。如果要这样做,我们必须保证这些神学院本身对于目标的收缩有清楚的认识。这样他们就不可再继续声称是在为福音事工预备合格的人,也不可声称他们的学位和课程可以衡量这样的资格。按照前面第二部分所写的,他们甚至不可声称自己在教导神的话。这种院校继续存在下去,只会提供一些支离破碎的神学教育。学生在一处学习教会历史,在另一处获得灵命成长,好像属神品格的发展跟教会历史并不相关。即使将神学院的目的限定于此,我们仍面对一个很大的难题:一个人如何获得从事事奉的实际训练呢?如果神学院不做,那么谁来做呢?实际的训练,事奉资格的培养,无论如何不能在学术机构中来完成。综上所述,我认为应该重新开始建立新体制。

 

让我们来考虑一个积极的替代方案。教会或者教派(参考第二部分的C小点)建立一种基督徒社区,教师、教牧预备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在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一起工作;在那里他们真实地认识对方,知晓对方的生命(习惯、性情、才能、爱好、憎恶、挣扎、圣洁以及不圣洁的地方)。教师们和较早的学生们可以为新生们树立榜样,老生们要负责监督新生。这种社区不像修道院似的与世界隔离开,而是在本社区内努力建造和牧养教会。每位教师、学生、妻子和孩子都参与发展教会的工作,比如探访、小组查经、公众聚会、街区布道,以及主日学教育(当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之后)、教会青年事工、教会管理等等。

 

教师们普遍在牧会/福音布道事工方面经验丰富。这些教师最重要的资格是他们要擅长“教导那些能教导别人的人”(提后2:2)。当然也欢迎高学历和学术成就的教师,但实际上没有这些东西的人反而更擅长做“教师的教师”,因为大多数博士都不擅长本文第二部分的B小点所说的那种教导。

 

社区中最适合担当教导工作的,是那种良好地训练了本教会长老和会众的牧者,他的会众广泛参与了各种教导和传福音的工作。社区中的人,当然,必须懂得希伯来语!我所讲的这种牧者应该可以教给学生教牧事奉所必需的希伯来语。

 

只有承认对基督有真实信仰的人,才能进入社区学习。当然社区生活也需要非基督徒的参与,但这些人绝不能招收到训练项目中去。申请人需出示事奉呼召的初步证据(比如教会牧师或长老会的证明)。刚加入的成员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打扫房间院子等等粗活上,他要向众人表明出圣灵所结的果子,然后才能被接收为正式的教牧预备人员。社区要负责评估他的灵修生活,他作为平信徒对教会工作的贡献,他在非基督徒面前的见证,更重要的是他是否接受属灵长辈的教训。要提供密集的辅导以帮助他发现未认的罪,以及不利于教牧事奉的品格缺陷。之后要观察他悔改的情况。

当社区确认了一个人有事奉的呼召后,他才被正式录取进入到训练项目当中。首先受训的是探访布道工作,他和教师或有能力的老学生一起走遍整个邻里。然后逐渐加入另外一些事奉的学习:街区布道,带领各个层次的查经班,再是讲台证道,最后是在教会中的牧养工作和负责教会管理。在教会的培养系统中,他要实际地做这一切的事。教会和教师们认为他已经预备好之后,他将要担当责任更大的职务。

 

同时,他开始学习正规的神学课程。

 

我建议首先是一个月密集的希腊语训练,接着是集中对新约的内容、注释、历史与神学的学习。这个阶段,他的讲道和教导要基于新约。然后以同样的方式学习希伯来语和旧约。有了这些圣经学习基础后才是系统神学。最后,学习教会历史、护教学,在神话语的光照下分析当代文化。

 

教师们和老生们要一直负责督导新生们的学习。教师要经常参加学生带的查经班,之后与他一起作评估。学生们逐渐进步时,就要更多地请他们参与训练项目的教学与管理中;“教导教师”的能力对于牧职而言也很重要。学生们的妻子和孩子们也要被训练和评估;有许多事工的失败是因为妻子或孩子的问题妨碍了牧者的见证。

 

学生何时可以毕业,没有一个固定的学时要求。参与教导的教师们和老生们要经常聚集,评估每个学生在生命、技能和知识方面的进展。这样的聚集要决定某人是否应退出训练项目(可能是因为质疑他是否有事奉的呼召,可能是因为训练项目不适合该学生的情况),决定某人是否可以担当更大的职责,某人能否毕业并被推荐到教会担任教牧工作。教师确认学生已经具备圣经要求教会领袖具备的品格、技能和知识后,他才能够毕业。

 

以上的想法只是一个提案,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我相信,这是一个符合圣经的方向。

 

补充说明(1979

 

1972年我写了这篇《提案》,被大约六家基督教刊物拒绝后,去年终于发表了(Journal of Pastoral Practice II/1, Winter, 1978, 10-17页)。在这七年之中,我收到了许多宝贵的反馈,也对整个设想做了更多的思考。我仍然十分坚持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但现在要进行一些限定和补充:

 

  1. 我应该讲得更清楚,所谓“新的神学院”实际是一个教会,而不是某种机构组织。后者是与我第二部分的论述完全不符的。像别的教会一样,它有牧者、长老、执事,有男人有女人、男孩和女孩;但它特别关注训练教牧人员——有一个特别项目,如果你愿意如此称呼的话。这个项目中包括植堂(当然没有此项目也能做这个事工)。长老会和其它教会可以资助这个特别项目。但它仍是一个教会中的项目。里面的学生也和我们大家一样,在教会中接受教导。

 

  1. 我现在不那么倾向于“公社主义”了,个人隐私也很重要。我想,如果这是个好教会,学生们和教师们会很好地分享各自的生命,教会可以据此评估他们的生命和信仰。比较提案中所建议的,也许建立一个更少修道院味道的体系更好,让学生们和他们的家人生活在信徒与非信徒参杂的社区中,这才是真实的世界。但是,要他们与其他信徒们有足够的一起服事、团契、聚会的时间,以至于他们能真正地彼此担当,这不超出任何一个教会应有的要求。

 

  1. 我经常听到的一个疑问是:在这种体制之下,基督徒学术研究怎么办呢?一种教会中心、事奉中心的神学培训体系怎么能培养出华腓德(Warfield)、巴文克(Bavinck)这样的人呢?首先要记住一点,我们现在的体制也并没有做得很好。我们的神学学者大多在忙着做一些与他们所受的装备无关的事——训练教牧人员。

 

这样对学生不好,也对学者们不好,因为学者几乎没有时间做学术研究了。这就像是所有的职业数学家都在全职训练会计一样!

 

我的建议是,教会中可以建立学术训练中心,与提案中的教牧训练中心相仿。后者的目标是训练教牧人员,前者的目标是训练学者(不管是否教牧人员)。我们这样做,是要回到神学与教会、神学与事奉、神学与生活的分裂状态吗?不。学术训练中心与教牧训练中心一样,是教会团契的一部分。它的目的是服事教会。要做神话语的事奉,比如,与大学里的非基督徒学者进行对话。在这种体制下,神学教导是有实用性的,是生活的一部分,对那些在学术上更有恩赐和/或兴趣的人,也会承认他们的独特恩赐、关注和需要。

 

这并不意味着教会的学者就不可以在大学里从事研究了,那样也可以。但大部分的学者在研究哲学、历史或闪族文化之前,应该在神的道上扎根。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基督徒学者会先去神学院,再去研究院。学者进入本文中说的那种社区,可能会比进入传统神学院更有收获。

 

补充说明(2001

 

从我写这篇文章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实在是难以置信。看看自己年轻、大胆、激进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也很有趣。现在我大概变得更成熟温和了,但我仍然赞同此文章的观点。

 

此文章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但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注意,我时不时会谈及它。用玩笑话说就是它拥有一群“铁杆粉丝”。

 

文章里我描述的情况或许有点夸张。今天,人们为突破神学教育的学术模式做了许多尝试。现在许多教会都建立了自己的神学院。在我所属的美国长老会(PCA),有诺克斯神学院(Knox Seminary),与珊瑚脊长老会(Coral Ridge Presbyterian Church)联系紧密;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的西班牙河长老会(Spanish River Presbyterian Church in Boca Raton),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布兰坞长老会(Briarwood Presbyterian Church)都有附属的神学院。后面两所神学院有时会请改革宗神学院(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教授来开设课程。这都是认真地尝试整合实践与神学训练。

 

另一方面,一些传统神学院在装备教牧人员方面做得很好。我在1972年写的文章里,对神学院的弊端或许有些夸大。现在,如果神带领我儿子走上服事的路,我会很高兴地让他们去改革宗神学院读书。而对于有一些神学院,我会告诉他们要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它们。但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做得更好。

 

我自己一直在传统的、学术化的神学院里任教,也许余生也会这样度过。这是我的恩赐所在。如果在提案里描述那种学校教书,我不会做得很好。我比较欠缺与人交往的技能,我的技能似乎都在学术方面,尽管我的兴趣大部分是关乎实际的。我就生活在这种张力之中。如果要尝试建立提案中那样的一个神学院或者为其募集资金,我应该不会成功的。

 

应该探讨一下这种处境下神学训练的经济问题。我不适合做这个题目。但有没有什么方法,让神的子民被神学教育的异象感动,如同他们常被支持宣教的呼吁所感动?如果教会要成为我提案中所描述的那种神学院,这样的事情是必须的。

 

 

 

 

作者简介

约翰•弗兰姆(John M. Frame),美国佛州奥兰多改革宗神学院系统神学与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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